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了世贸组织的成员。入世前后，中国大陆报业有哪些大的变化？现在存在哪些主要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是入世之初摆在大陆报业面前需要研究的紧迫问题。
中国的入世是在2001年10月11日的多哈会议上通过的，前后只用了8分钟。为了这8分钟，中国等待了15年。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在15年前就在做入世的工作，就开始入世、准备入世了。中国报业尽管报道中国入世的历史不短，但真正考虑自己的入世问题还是在20世纪末期。
入世成为报业的热门话题则是在即将入世的最后两年时间里。然而，在行动上，或者说在组织上报业准备得更早，即党的十四大以后。从今天来看，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无论从思想路线还是组织路线上都为引导中国全面“入世”树立了里程碑。在加入世贸组织前，中国已经在思想观念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为入市做了充分的准备：踏踏实实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
中国报业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高潮的。它的标志就是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面向报业市场的新兴报纸，即市民报的崛起。
市民报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都市报和商报。
都市报是走在新闻改革前列的生力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新闻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生事物。它的崛起和发展正值中国新闻改革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可谓恰逢其时。在这个阶段，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更加广泛地、深刻地改革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宣传报道模式和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宣传报道模式和管理体制。
肩负着新的使命，都市报创造了一套全新的办报理念和适应市场竞争的灵活的管理机制。正因为如此，在短短几年中，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和新颖别样的面貌，成为了继机关报、晚报之后，我国综合性日报中的一个新的报种。
都市报对于报业入市的贡献在哪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办报业的市场观。都市报的兴起，其宏观背景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报业的形势则是省级党报发行量的大幅下降，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转变观念，必须要把立足点从计划经济的市场转向市场经济的市场上来。通俗地说，就是必须要考虑赚钱养活自己。
因此，都市报办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为党办报业在消费市场赚钱；一个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第一个目标是实现第二个目标的前提。由此决定了都市报的生存观、发展观，即到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按新闻规律办报，按市场规律经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新的市场观，都市报才能在报刊的丛林中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第二，市场导向的经营理念。都市报以新的市场观念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如以市场需要定位的市民报定位思想；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让党和人民都喜欢的经营方针；办畅销报、以营销策划提高新闻采编质量和报纸发行量的经营路线等。
这一整套经营理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企业经营观念在报业的成功移植与发展。它标志着中国的党办报业走向市场已经有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第三，市场报的管理运行机制。都市报要在消费市场求生存、求发展，在管理上就必须有一套适应市场的运作机制。在实践中，都市报创造了这种机制。它包括人事、分配、报纸编辑、发行的一整套运作制度。这套制度，在人事上打破了机关事业单位的“铁饭碗”，实行全员聘用；在分配上，破除了平均主义，实施岗位效益工资制；在报纸的编辑、发行上建立了一整套版面质量管理体制，和以自办发行为主的市场化发行体制。
实践证明，都市报的一整套管理运行机制是适应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的有效机制。在短短的几年中，20余家都市报的兴旺，不仅为自身的生存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而且如中国记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王哲人所说，以“一支朝气蓬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军”的姿态出现，极大地激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报业市场。
都市报作为一个新的报种在中国首先出现，不是在四川。然而，在四川报业中诞生的都市报——作为《四川日报》子报的《华西都市报》，却是报业公认的“名副其实的都市报群体中的‘领头雁’”。为什么说它是领头雁？就因为它在实践中总结和提出了一整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报的经营理论和运作模式。这套理论与模式不仅行之有效，使《华西都市报》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成为了“中国西部报林的黑马”，而且为整个都市报群体所吸收与应用，成为了“新的方面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参照。
在《华西都市报》这只领头雁的率领下，都市报群体高举市民报的旗帜，以“敲门发行”作为占领市场的利器，在短短几年时间中，就在全国省级中心城市取得了优势，成为新闻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成为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
中国报业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繁荣，都市报功不可没。
商报，顾名思义，是为商者报，是与市场经济血脉相连的市场报。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没有立足之地，难以生存。1991年，《深圳商报》复刊，中国内地开始经办商报。经过几年酝酿，在都市报风生水起之时，商报亦开始发力。
到20世纪末期，全国各地涌动商报潮。和都市报主要是由省级机关党报主办不同的是，地方党委机关报、社会力量都一拥而上经营商报。在众多商报中，机关报主办主管的商报占主体地位，如《湖北商报》、《山西商报》、《贵州商报》、《西部商报》（甘肃省）、《西藏商报》、《中原商报》、《新商报》（辽宁省）、《长春商报》、《今日商报》（江苏省）、《东南商报》（宁波市）、《湛江商报》等，均由地方党报主管主办；而《成都商报》、《重庆商报》则是由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
社会力量经营的报纸亦不少，如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中国图书商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的《上海商报》、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新华报业中心主办的《内蒙古商报》、新华社河南分社主办的《河南商报》、新华社辽宁分社主办的《时代商报》等。
2001年入世前后，商报潮更为高涨。以浙江为例，一年就创办了四张商报：《东南商报》（宁波市）、《温州商报》、《天天商报》（绍兴市）、《台州商报》。2002年5月，在北京，又创办了《北京现代商报》。商报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异军突起，特别是近年来的蓬勃兴起，与入世的关系更为直接。
但是，中国的新兴商报有先天的不足，因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真正的“为商者报”还没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因而，现实的商报多是模仿都市报定位的市民报。正因为如此，异军突起的商报群在今天的中国报业市场上，一方面和都市报一道与资深晚报争夺市场，另一方面又与都市报“较劲”，攻城略地，勇猛精进。
新兴商报对报业的贡献，不在理念，而在实践。商报的理念是拿来主义的理念，是寄居蟹的理念，是为我所用的理念，是实用的理念。不管是晚报的理念还是都市报的理念，都拿过来改造使用。特别是都市报的东西：经营方针、经营机制、经营策划，凡是好的、有用的，都加以移植、改造，在实践中应用。
由于商报的管理体制更具企业特色，经营更为自如，更无顾忌，在竞争中往往能掣肘对手。新兴商报，作为一个最具市场活力的竞争群体，身上体现的市场经济的属性特别明显。
在商报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成都商报》。该报创办于1991年，由成都市科协主办，曾名为《成都科技商报》。后来更名为《成都商报》，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成都商报》创办伊始，它的经营管理就是企业式的。然而，由于它的经营管理者起初既无经营企业的经验，又不熟悉报业，更不了解报业市场，在创办的头几年“走‘精英路线’，始终打不开局面”，在《华西都市报》作为西部报业市场的一匹黑马冲出之后，《成都商报》借鉴《华西都市报》，定位市民报，转变经营思路，紧随在黑马之后，开始左冲右突，大展拳脚。
由于《成都商报》具有独特的法人地位，在创新经营上更少束缚，在企业化经营理念的指导之下，一面办报，一面摸索参与证券市场的途径，并获得了成功，成了中国首家间接控股上市公司的报纸。
1999底，《成都商报》与四川电器共同出资成立了博瑞投资有限公司，借四川电器之壳上市。由于当时执行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博瑞一方面经营报纸发行，同时又继续经营高压开关的制造，搞跨行业经营。由于电器制造与传媒业务两者毫不相干，难于经营管理，结果，四川电器2000年亏损1000多万元，经营传媒业务所赚的钱都贴了进去。由此，博瑞才痛下决心，剥离四川电器部分，一心一意经营发展主营业务：大力强化作为传媒业主体的《成都商报》的形象，把原来的发行部门管理的经营性资产加以改造，组建印务、广告、投递公司，剥离了原四川电器的业务。由此走上了商报办得好，上市公司效益好，报纸给公司带来高效益，公司为母体带来高回报的良性互动发展的轨道。
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为商报的形象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同时，也为它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广阔的空间。
入世前后，中国的报业在理论界一片迎接入世挑战的呐喊声中，事实上已经展开了面对入世的“大演习”。这种演习的具体表现就是全国此伏彼起的报业大战。南京、武汉、成都、西安等地都成了全国著名的大战区。
1999年5月，南京《江苏商报》以一份2角钱的最低价格，在南京引发了行业价格战。随之，《江南时报》、《现代快报》、《每日侨报》均投入其中。价格战从2角打到1角，以《新华日报》为背景的《每日侨报》和《南京日报》最后都使出了杀手锏：购一份《每日侨报》赠一份《服务导报》；买一份《南京日报》送一份《金陵晚报》。
2001年11月，武汉的《楚天金报》以3角一份的价格进入市场，由此触发《长江日报》的反应。2002年初，属于长江日报集团的《武汉晨报》，以“贺岁价”的名义推出了一角一份的报纸，紧接着《武汉晚报》也宣布降价，投入了价格大战。
从1997年底《成都晚报》改为早上出版，以遏制《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的冲击，大战的前奏就此逐渐展开。1998年秋，《蜀报》与《商务早报》进入三家角逐的圈子，形成五霸争雄的局面。1999年夏，《天府早报》与《四川青年报》又奋不顾身地投入竞争，七雄争锋的格局形成。
继南京的价格战之后，成都的报业战也登上价格大战的高峰。所谓价格大战，实际上是资本大战，是以民营资本为首的社会资本在资本经营“专家”的鼓动下进军报业领域的必然现象。“专家”说“媒体是中国目前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垄断高额利润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如果投资传统媒体，钱途不可限量！”由此以托普集团领军的社会资本开始冲击报业，一场价格大战把理论家们想像中的入世后资本入侵来了一个真实的预演。民营资本在其间充当了“外资”的新锐角色，引领社会资金和报业国有资本短兵相接，把成都报业搅得天翻地覆，“蓝军”和“红军”杀成一团。为了击败对手，各方都大显神通，在报道内容上极尽迎合市民之能事；在价格上则不计成本，挥金如土。
以资本为后盾的报业战，使参与各方都杀红了眼，搞昏了头。重者失聪失明，更甚者忘乎其形。什么耳目，什么喉舌，都丢到爪洼国去了。各种怪事纷至沓来：“卖淫嫖娼，天灾人祸，仇杀情死，乱伦畸恋”等内容荒诞、趣味低级的特稿、新闻带着醒目标题充斥各大报的重要版面。不少老报人手捏报纸，摇头叹息，不敢把报纸带回家。
报业大战、价格大战尽管在有的专家看来是市场化的必然，但结果无一例外地都是由政府出面“叫停”。`
南京的价格大战在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调停失败之后，行政力量果断介入。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廉政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南京地区报纸价格的紧急通知》。通知严令各报自规定之日起不得再实行相互搭配、酬宾、优惠等变相降价销售方式，违规者将视情况给予警告、停刊整顿等处罚，并追究报社领导责任。
湖北新闻出版局在武汉的价格大战正酣之时，明令武汉地区所有晚报类、都市类报纸实行每份5角的统一零售价。
价格战作为削弱、压制对手的利器，尽管在各个地区仍然不断地被使用，呈此伏彼起之势，但最后都以强力的行政介入而宣告结束。
报业大战、价格大战作为入世的预演，把资本竞争不择手段的特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也使管理高层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理论家们的理论演绎和实战演习的真实距离；看到了在现实的中国，报业大战、价格大战对于报业作为国有资产的危害性。
四川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上动作最快。在成都报业大战的高潮中，大调整在理论与实践的差距间酝酿、成熟。一夜之间，一项釜底抽薪的政策出台：《蜀报》和《商务早报》2001年6月1日停刊，民营资本活跃的报业平台由此倾覆。随之而来，《四川青年报》休刊，非报业资本亦偃旗息鼓。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业界，都有人为之扼腕，也有人拍手称庆。
扼腕者认为行政干预犯了市场经济的大忌；称庆者认为早该如此。说好也罢，说歹也罢，总之，由此开始了新局面。头脑冷静之后，在刊物上也就有了“一次结构调整，加速了成都报业由无序到有序、从混沌到明朗、从非理性到理性，甚至是由非市场向市场影响更大的格局迈进”的理智评说。
从今天来看，很显然，四川报业2001年的大调整在思想准备上确实是不够的，然而却是很及时的，开了全国先河。
从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作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诞生到今天，全国已经有了近50家报业集团。
组建报业集团，一定程度上使报业结构分布更趋合理，也更合理地配置了新闻资源，减少了资源重复耗损，清除了部分不健康因子。以机关报为中心，兼办几张子报的报业集团，人力、物力和资金更加雄厚，信息传播上也形成了优势互补，舆论宣传上互相配合，也有了立体宣传效应。
从经济角度来看，形成了市场经营的战略优势，加快了报业整体发展。报业集团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有利于解决报业的经营规模、组织的现代化程度问题，有益于新闻机制的改革。
2003年下半年，中办、国办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19号文件），并出台了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依照《实施细则》我国报刊分为三大块：
一是党报党刊，中央保留《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省级党委保留一报一刊，市级则只留下一张党委机关报。党报党刊可以用公费订阅，实行总量控制。
二是国家部委主管主办的全国性行业报以及一些期刊。这部分报刊实行管办分离。
三是省级及以下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主办的报刊和县级报刊。这部分报刊是治理整顿的重点。省级及以下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主办的报刊一律停办；县级报纸，除部分经营状况达标的外，也全部停办，其他不在关停范围内的部门报刊则予以划转。一句话，实施关停并转。
这一举措对于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报业集团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利好。数百家报纸的关停并转，不仅为报业集团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资源，也腾出了部分市场发展空间。强力的政策调控，为我国报业集团发展创造了条件，报业集团也由此开始进入发展新阶段。
从入世的角度来看，我国报业的变化是显著的，形势的发展是健康的、稳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不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入世是中国的“入世”，不是哪一家报纸入世。中央一再强调，面对入世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把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上来，统一到中央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做出的重要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总体要求和部署上来。有的报纸在落实中央的指示上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在思想认识上，有忽视四个“不能变”（党和人民喉舌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舆论导向不能变）的趋向；在对于报业性质的认识上，有突出强调产业属性，淡化意识形态特殊性的趋向；在报业管理上，有放松四权（决策权、控制权、审核权、任免权），过度迎合资本的趋向。以上三种趋向，具体反映在报纸版面上，就是重版面炒作，忽视负面内容对党办报业的影响。
在经营上，有的报纸淡化党组织的领导与监管作用，我行我素，听不得批评意见；在资本运营上，有的人并不专注于如何经营好国有报业资产，把报纸办好，把主要精力用在办报上，而是把眼睛紧盯着业外资本，对资本的掌控者羡慕不已。
我国报业在迎接入世挑战上是积极的，改革的劲头是很足的，面向市场的市民报风起云涌就是明证。遗憾的是，整个报业改革给人一种方向不明、竞争无序的感觉。体现不出报业的整体趋势和发展方向。
报纸与报纸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各自为阵，互相攻防。以四川为例，就在大调整之后不久，在成都又形成了《成都商报》、《成都晚报》与《华西都市报》三分成都，成都日报集团与四川日报集团以红星路为“楚河汉界”相互抗衡的“三国鼎立”、“两军对垒”、明里暗里互相争斗的局面。
报业的入世，实际上并不是一致对外，而是兄弟阋于墙，自家人较劲。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混战局势必然再现，无序竞争将重燃烽火。
我国报业作为一个行业在使用国家的报业资源。如何有效合理地利用资源应该是行业共同关心的问题。然而，在应对入世挑战，做大做强的口号之下，在激烈的内部竞争中，各家报纸、不同集团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都护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哪里有饭就到哪里去抢：闻风而动，不顾条件，不看市场；争办新报，办垮了只当交学费；什么专版来钱就办什么专版。你有房地产专版，我也办房地产专版，你办汽车专版，我也办汽车专版；什么报纸赚钱就办什么报纸，晚报、早报通通都办成日报。
行业协调无人理会，资源整合也成了理论文章。至于说新闻媒体内的跨行业整合，只在文件上能够看见。
我国的报业集团，都是以党报为核心组成的所谓航空母舰或联合舰队。党报在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新闻、舆论导向上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是在报业市场上最为活跃、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却是市民报。市民报作为改革的产物，积极应对入世，在拼搏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作为报业集团核心的党报，尽管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相比之下，面对入世似乎还没有充分显露活力。在全国，除领军入世的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等少数集团中的党报外，绝大多数的集团党报都在市场中立足艰难。从20世纪末期到现在，党报的改革步伐太慢，步履维艰。
更令人尴尬的还是主要依赖行政和组织措施发行的市（县）级党报。在农村实施费改税之后，报刊订阅实行限额控制，公费订阅受到强力遏制，乡镇订阅党报党刊经费已大幅下降。19号文件及实施细则的贯彻执行，更是釜底抽薪，其中的绝大多数将难以为继。
然而，面对这样的局势，报业同仁的惯性思维并未有所改变。有人说：县级报纸以前也取消过，结果越取消越多。前几年区县一级行政单位有报纸的不多，现在许多地方都有了。它们本来就没有刊号，你如何取缔？人家虽然没有刊号，但有编辑部，有经营，有的甚至有财政拨款。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广告。你不允许征订，那好了，人家不征订，单位里强制人手一份，不收订阅费，收送报费。取消行业类报刊中央说了算，取消这种县级报纸，谁说了算？ [1] 于此可见，要真正把19号文件贯彻到底，推动“最大的报刊改革”是如何艰难。
由于各家报纸多把精力放在自家人较劲上，总想时时处处压倒对方，眼睛关注的是卖点。有的报纸由于热衷于卖点炒作，内部管理反倒松懈，报纸质量难以稳定，各种问题时有发生。
在各种市民报上，文字低级庸俗、负面影响极大的报道时有所见。如《商场摆卖女人“贞操”》、《美国人喜好办公室“调情”》等垃圾新闻都在增强可读性、趣味性的口号掩护下，堂而皇之登上了报纸的显著位置。就连有的党报也弃清就浊，参与其中，大登图文并茂的色情新闻。
如上所述，在入世前后，我国报业在面向市场经济，发展市民报方面是可喜的，也为新闻传媒业的改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正因为是开创性，在探索中也出了不少的问题。为了更好地适应入世初国内国际报业形势，就必须争取主动，深化改革，加快报业发展。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应对。为此，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强化整体意识就是要面对刚刚入世的现实，树立中国报业的整体观念。入世前后对于报业到底该怎样入世，或者说怎样参与入世，中国报业除了从新闻传媒专家们的思考、探索中获得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思维之外，在实践上是比较困惑的。正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在困惑中出于对欧美报业集团“入侵”的担忧，报纸开始谋求向企业转变，并各自寻求与各种资本合作。“企业竞争”意识得到了空前加强，但报业的整体意识却被淡化。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报业对于入世可以说是反应过度。冷静地面对现实，我们有必要重新统一办报思想。特别是要把握好两点：一是，对我国报业的性质要有统一的认识。我国报业属于新闻事业，不能等同于一般的企业。它既有产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二是，对办报的目的要有明确的认识。办报目的不仅仅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并且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在经济效益有可靠保证的情况下，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具体而言，就是要为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面对初入世的今天，报业的改革应当如何深入，应该走哪条路，选择什么样的方向？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前段时间，一些理论家倡导走国外报业企业的路子，即报业完全企业化、市场化。从现在来看，即使再放眼十来年来看，也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总述报业大战——入世大演习，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以所谓报业企业化、市场化来应对外国新闻企业的“入侵”，给我们带来的不是报业的做大做强，而是内耗，是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报业的火拼。外国新闻传媒资本尚未允准进来，我们就先乱阵脚，自损资源。此种结果，对我们已是警示：此路不通！现在摆在报业面前惟一的也是正确的一条路就是强化报业的内部改革。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抓好报业资源整合和内部结构调整。19号文件及《实施细则》的出台，为报业的资源整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地方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的报刊、数百家县级报刊都是国有资产，是一笔极大的财富。这部分报刊叫停，实际上也为报业市场，特别是正在蓬勃兴起的市民报市场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和发展空间。
省市报业集团应该积极争取省市相关部门支持，做好叫停报纸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此为基础，抓住有利时机，鼓励市民报兼并重组，整合资源，向县、区深入，办地方版，向农村渗透、拓展，把市民报办成囊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报。与此同时，内部管理还应加强，不同报种应各归其位，名副其实，努力开发各自的营销市场，把报纸办精办好。
对于集团内经营不好，长期亏损的报纸，要限期整改。整改之后仍不能扭转局面的，应在行业内实施兼并重组，留强汰弱，以利于资源的优化利用与开发。
二是调整报业集团的经营机制。19号文件的全面贯彻，为报业集团的大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何理顺管理体制和调整好运行机制，是摆在集团面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现实中的报业集团，多是由“看得见的手”重组产生，是行政指令的产物。集团内部的复杂关系（如报纸间所谓的母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严重阻碍了报业集团的企业化进程。摆在当前的任务，就是要逐步淡化和清除这种“宗法”关系，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在集团中重新定位，使集团真正成为有机的战斗集体，真正发挥“航空母舰”、“联合舰队”的功能。
三是把党报党刊做强。从19号文件来看，我国党报党刊已经有了明确的范围，即三报（《人民日报》、省级党委机关报、市级党委机关报）二刊（《求是》、省级党委机关刊物）。除此之外的报刊都不能再以党报党刊自居，不能再分吃党报党刊这块蛋糕，更不能沾公费订阅的光。
党报党刊在享有公费保障的前提下，不再有哈姆雷特的生死问题。作为党报党刊，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及政务工作相适应。做不做大，做多大也不再是问题，关键是要做强。怎样才算做强？只有一个标准：党员喜欢看，百姓愿意买。几千万党员、几亿老百姓中的大多数都愿意掏腰包，再加上公费订阅，要想不强都不可能。强的关键在哪里？在内容，内容为王。如何把党报党刊办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心里去才是关键的关键。
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省市市民报作为新兴的党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党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如何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都市报、商报作为市民报的名牌，报业的“拳头”产品，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爱护，为它们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鼓励它们在报业集团内部实施兼并重组。在这方面，原《武汉晚报》和《今日快报》的合并，《大河报》与《城市早报》的整合，就值得肯定。
实现市民报资源的优化整合，有利于市民报增强自身的发展活力，积极开拓创新；有利于在发展中得到更快的升华，成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舆论导向正确，积极传播先进文化，传播党的声音的业务精良的有效载体。可以预言，市民报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定将为报业的强体健身再立新功。
中央已有明确规定：新闻媒体由国家主办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社会资本。这就保证了新闻传媒的垄断经营地位，也就保证了新闻传媒正常经营的垄断利润。从现实来看，新闻传媒集团，包括报业集团基本上都是赢利的。经营越好，赢利的空间越大。这正是业外资本急于进入的着眼点。
在外资、社会资本不能进入分割利润的情况下，国有资本的安全性和利润增值更有保障。也就是说更有利于新闻媒体，有利于报业的尽快发展。新闻媒体，包括报业，缺的主要不是资金，而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先进管理。直面国外媒体的挑战，我们要进行改革，改革我们的管理理念，改革我们的管理手段，改革我们的管理方法。
资本运营作为一种经营管理手段在新闻传媒内部完全可以使用。使用得好，不仅有利于行业资本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优质报业、新闻传媒业整合发展，做大做强，更有利于确保新闻传媒业的国有资产不被商业资本席卷，确保我们建设、传播和发展先进文化，巩固、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不致丢失。
要搞好报业与新闻传媒业内部的资本运作、媒体整合，首先需要试点，摸索经验。要在有领导、有行业相互合作、有可靠监督的情况下，在自愿、公开、公正、公平的条件下进行。
为此，需要有关部门共同出面，酝酿、制定相关政策、条例，并在试点中加以修正、充实、完善。在此基础上，再引导报业与其他新闻传媒产业在内部融资、互相参股、实施股份合作与兼并、组建股份制实体等。如果能够在3~5年内形成数家以报业为主、广播影视比翼齐飞的实力强大的传媒集团，我国的报业、新闻传媒业必然会从根本上改观。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加强新闻传媒与国际新闻传媒的合作，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经过4~5年的发展，我国新闻传媒就可能进入国际新闻界的强势媒体之列。
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就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报业的开放作任何承诺。在15年的时间内，新闻传播业的开放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国自己。假如15年的期限提前，10年后准许外资办报，到那时，就算是有一些冲击，对我国报业也无伤大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