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广播电视作为20世纪发明的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广播电视就在新闻传播和艺术传播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的差异很大。电视不仅能够迅捷地传播各种新闻资讯，也将各种艺术节目传播到天涯海角，因此深受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

电视与传统的艺术样式相结合，产生了电视文艺。电视文艺的内涵极其丰富，不仅包含运用先进的电子技术传播优秀的传统艺术节目，也包含电视与传统艺术样式结合产生的新的艺术样式。由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中国人对艺术鉴赏的方式、欣赏趣味与西方差异明显。在西方，经济发展与思想启蒙并举，艺术欣赏是高雅、庄重的行为，有一定的仪式性。所以，但凡欣赏歌剧、舞剧、音乐会这样严肃的艺术节目，观者必然西服革履，仪表严谨。而民间的广场艺术、歌舞聚会，则以休息、娱乐为目的，观众热情奔放的参与，即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所以，电视在西方，强调其资讯、新闻传播的价值，在艺术传播领域，未确立电视文艺或曰电视艺术的样式。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导致艺术欣赏成为少数特权阶层的贵族活动，所以，民间流行的戏曲文化、书场文化，与电视的家庭传播特点形成天然的关系，电视小品、相声TV这样的电视艺术形式在中国迅速普及，证明了电视的传播形态和中国文化的某种对应关系。所以，研究电视文艺，不得不研究电视文艺的传播。

传播学的兴起，与电视有关，而与艺术无关。现代意义的传播研究起源于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这是因为，19世纪兴起的报业，加上20世纪初出现的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带来了信息的迅速传播，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传播这一社会现象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学者们一般公认，传播学诞生于美国，以施拉姆1949年出版的著作《大众传播学》为标志。研究者最早对传播学的研究，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与同盟国的宣传攻势的研究。1917年，美国宣战后，总统威尔逊下令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负责美国的战时宣传工作。这个机构印制广告、宣传册，拍摄新闻电影，组织演讲，宣传美国参战的意义。同时，协约国之间为了协调战时宣传，还成立了协约国联合宣传委员会，定期召开宣传工作联席会议。“一战”结束后，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研究者，都意识到宣传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研究者们为此写出了一系列学术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参战各国都意识到宣传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普遍开始重视战时宣传工作。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美国，更是于1942年成立军事情报局，监督国内宣传，负责对国外的官方宣传。“二战”期间，美国军队广泛采用电影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研究的深入，为传播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美国社会对宣传的重视从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和平年代。美国是一个普选制国家，从总统到州长，再到各级议会议员，都由选举产生。因此，竞选者动用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树立良好的选举形象，赢取选民的好感，争取选票，几乎成为制胜法宝。美国社会这种对传播的重视推动了传播研究，从而使传播由一般意义的社会现象上升为具有科学总结的社会活动。

对传播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者/主体（传播动机）、媒介（传播内容、过程）、受众/客体（传播效果）三个范畴。为此，西方传播学研究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传播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中国电视播出机构的国有性质以及肩负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功能，使得电视节目不能简单地向观众输出娱乐内容。电视文艺也不例外。不过，长期以来，电视文艺研究的重心在于史论研究和创作研究，尤其在像中国传媒大学这样的集中向电视台输出电视文艺创作人才的培养机构。训练未来的编导人员具备较高的审美素养和一定的创作技能，是必要且必须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人们的信息传播、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电视文艺同样面临着挑战。曾经万人空巷的电视文艺节目如今收视率下降，急剧萎缩，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一些过度娱乐的电视文艺节目虽吸引观众眼球，却招致社会舆论的普遍声讨。电视文艺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传播规律？电视文艺在观众心目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电视文艺的传播研究，目前还是一个新兴课题。在本书中，我们一方面把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嫁接到电视文艺的研究中，力图展示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我们采集了在全国部分省市展开的一次关于电视文艺收视情况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目的是想借此了解电视观众对电视文艺的认知程度和一些电视文艺节目的传播效果。

本书在电视文艺传播领域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头。相信有志于此的学者能在这一领域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