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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
——黄仁宇《秦始皇》
前一段时间，史学界曾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究竟是统一还是分裂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说，经过仔细地统计和分析，他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竟超过了统一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分裂是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主旋律。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呢？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次研究生课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周良霄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比统一的时间长，但有谁能否认，即使是在分裂的时候，人们也是渴望着统一的？”
周先生的观点与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以后以统一为常态，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于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也仍以统一为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史上的奇迹。
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事实上已经确立了无可逆转的统一趋势。中国虽有时处于分裂状态，有一次甚至长达三百多年，但统一帝国的观念、秦代的统一文字，这些观念却仍然不绝如缕，并到最后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影响中国统一的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具体地说，包括哪些方面呢？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当然是诸如统一的观念、统一的文字、统一的需求，而其核心所在，则是有助于保持经济发展和生活安宁；集中全国力量，抵抗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对于这些想法的支持证据，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乏浩如烟海的材料。黄仁宇先生指出，那种认为文化凝聚力是中国帝制统一最重要因素的说法，实在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文化的力量必须通过很多因素才能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地理方面。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初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的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大国控制的资源相对较多，对救灾就会更有效，依附的人也就会更多，因此兼并就在所难免。战国时，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也就是说，若是某些地方有了灾荒，就将那里的人民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就觉得自己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尽管后来证明，梁惠王的个人野心没有达到，但他的想法却具有长期的历史合理性。当然，由于地理条件在中国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前面已经有了很充足的论证，在此略去。
由于过早统一，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两千多年，而它所创造的一套官僚体制，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局面，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黄仁宇先生认为，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统一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信息的交流，黄仁宇先生就指出，秦汉的公文传递，就有木简；隋唐之间则不仅有了纸张，而且出现了木板印刷，所以使隋唐的教育较以前更为普遍，也使得整个文官集团能向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平，这对于保持管理体制的稳定和确立民族认同感，实在功不可没。
至于文化凝聚力，话说回来，中国之所以能统一，归根结底是因为与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是相衔接的，但“我们不把它当做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的“禅让”
未曾中断，而北朝的东魏与西魏，也同样“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消失。中国人的入世观念
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这种文化上的统一因素，当然是在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观念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早已深入人心。
同样，由于中国在公元前统一是政治上的早熟，以至于不能区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在囫囵吞枣的情形之下，凡事靠中央随时摆布，上面说了的就是真理，生杀予夺全由他们掌握，下面的再怎么弄也是白搭；施政的名义是道德，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任意伸缩，只能引起朝中官员的不安和恐惧。
第一帝国的存在及其过分早熟，导致它的很多毛病无可修正，只能重起炉灶。但问题不仅在于朝廷的上层领导机构，民间的低层机构也有问题。过去以小自耕农为基础而形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问题也不至于很复杂。可是一到社会进步，官僚们就手忙脚乱，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用道德名义来压制豪强对贫民土地的兼并，失去土地后的流民，遇到饥荒，一旦得不到政府的救济，就会产生事端。
东汉灭亡之后的369年，中国无法统一，从而开始了最长的一段分裂时期。在这分裂的369年中，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关于这一点，不仅乱世枭雄曹操不可能预测，即是历史学家陈寿和裴松之等人也没有看到。也正因为这个缘故，黄仁宇先生对于曹操等人的评价并不算高。
在这次大分裂的时候，人口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移动，尽管汉族人数占优势，却无法“违抗天命”，不能与这自然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也无法越过淮水及汉水等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推广到全中国。
这个问题，直到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令”后，才有所解决。后来，“均田令”发展为“租庸调”
，更构成了第二帝国存在的基础。孝文帝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因为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又形成了中国再统一的局面。
隋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唐玄宗时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五代十国的第二次大分裂。由于掌权的都是军阀，他们能够注重实际，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事务，因地制宜，针对各处状况，采取不同的措施，结果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又由于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完备的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是军人，却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拼凑起来，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重新返回到官僚主义的体制上来。
宋朝灭亡后，经过短暂元朝的破坏，明朝的朱元璋让制度重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所以依然能够维持统一。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中国才再次出现分裂。但此时的情况，已经大相径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