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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公元之前，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地理条件对人类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所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因为关注和思考这种影响，实质上就是在关注和思考人类自身文明的起源问题，而这正是历史研究的永恒命题之一。
众所周知，人类的文明古代形态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非洲文明、俄罗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等等。以研究文明形态而享誉全球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甚至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有影响的文明划分为26种。面对众多的文明形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各种文明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不少人将其归结到地理条件上。比如，有的学者分析，由于希腊半岛多丘陵、少平原，故而形成了彼此互不统属的各个部落，难以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同时，由于内部资源严重不足，加之靠海，又顺其自然地迫使它走上了海外殖民的道路。还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非洲人之所以个性独特，乃是由于非洲地处热带，不仅当地土著居民的皮肤被晒黑，高温也改变了他们的血液成分，使得他们疏懒而不愿意工作！这可就带上了种族偏见的有色眼镜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曾经轰动一时的是前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来自西域，即“文化外来说”。针对这种会影响民族自尊心的观点，中国学者纷纷撰文反驳，认为中国文明完全是本土产生的。后来，随着发掘资料的大量出土，中国学者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强大的中央集权道路，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其中影响最大，也能自圆其说的，当属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博士的观点。在研究中国史的领域中，魏复古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人物。黄仁宇先生提到，当自己在密歇根大学当研究生时，主修中国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魏复古的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主要是分析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书中，魏复古说，这些“东方文明”都隶属于他所设计的“水力社会”范畴，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而为了顺利完成大规模任务，对大批的劳动力就必须施以严格的命令，因此专制主义在这些地方就会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在魏复古的字典中，“水力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
黄仁宇先生指出，魏复古创造出的这套东西，无非是为了避免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魏复古为了自己理论的需要，将“东方”包括了印加帝国（今日秘鲁共和国地区），却把日本排除在外。在魏复古看来，由于日本的灌溉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所以日本社会是“水利农业”，而非完全的“水力”，由于缺乏集权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封建
时代的日本都“无法发展战争的艺术”。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是否已经成为历史，魏复古说“不”。他认为这些东西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相当活跃。他还认为，苏联是俄国“在亚细亚的复活”，以工业基础充实其新专制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货真价实”的亚细亚复活。
大而化之的概括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好比街头的算命先生，可以用含糊不清的“玄语”唬住有心求得神灵保佑的信客，信之则灵，看你怎么理解。魏复古的理论看似深刻，但由于他的“理论”实在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持，因而很难有太大的说服力。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曾在《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上，对魏复古的理论进行过集中批判。黄仁宇先生也在《黄河青山》一书中提到，由于魏复古的“东方专制”理论过于花里胡哨，引起本来是好朋友的李约瑟先生的批评，认为魏复古“否定事实”。总体来说，黄仁宇先生对此问题的思考，是在对魏复古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
那么，黄仁宇先生眼中的地理条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呢？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还带着早期统一的永久痕迹，而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则是大自然的力量。”黄仁宇认为，历代王朝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都是回应地理条件的挑战。
在这些地理挑战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整治黄河。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两千年来政府官员和众多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黄河流经黄土地带，而黄土覆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疏松，风沙所沉淀的黄土厚度介于30―100米之间，黄河河水因此夹带大量的淤泥，常常会塞满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难以计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只有一个能控制所有资源、公平分配国内资源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解除人们面临的威胁，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说，人民需要一个能全盘处理水患问题的当局，因而造就中国这个国家的诞生，可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
早在公元前651年，黄河流经的各个诸侯国就召开会议，类似于现在的阿拉伯联盟会议，除了讨论其他事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证不兴修妨碍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如截断水流）。
季风与农业的密切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于统一。亚洲是大陆型气候，中国农产区的雨水量，80%出现于夏季的3个月内，其间主要的风向还会改变。季风由菲律宾海沿着西北方向吹来，而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吹来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两者相遇后，其中的水分凝结为雨。但下雨或不下雨，或什么时候下雨，全靠这两种气流了。要是它们交汇在某些特定的地区，那里就会产生洪水；如果气流没有交汇，就会产生极度的干旱。可以理解，这两种天灾常常会同时侵袭不同的地区。有人估计，在《二十四史》里记载，每6年农作物就会严重歉收，每12年就会出现大饥荒，可见问题的严重性。除了季风，还有所谓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条线东南方，每年雨量相当充足，使得农业兴盛、人口繁多。而这条线以西及以北，则大都是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的地区。
正是由于降雨量的作用，导致在中国出现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并存的现象，并直接因争夺资源而留下了很多争斗记录，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到公元前3世纪，这种情况已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才会有长城的修建。中国农业官僚管理制度的兴起，也是回应这种挑战的结果。
救饥救荒是历代王朝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很早就能达到统一的另一个原因。在秦完成统一前的500年里，中国长时期处于互相争斗阶段，原先的100多个诸侯国，逐渐减少到十三个；到最后的200年里，还剩下七个：韩、赵、魏、楚、燕、齐和秦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战国七雄”。7个大国互相争伐，后来由秦国吞并其余6国，完成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