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智者带着徒弟在河边散步,忽然,智者向徒弟提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一滴水永不干涸?”徒弟想了很久,答道:“将它托入掌心。”智者笑着说:“非也非也!将它投入大海之中。”
当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它才不会干涸;当一个人融入了团队,它才能更好地施展才华、成就自我。要知道,单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尤其是在企业打天下时,尽管有些创业者特别能干,但他们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只有借助团队的力量,才能打下一片更大的江山。
可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相比于带领团队打天下,在打下天下之后,如何治理天下、管理天下,让属于你的天下稳步地发展,会有更大的难度。很多创业者带领一帮员工风风火火“闯九州”,闯下“九州”之后,却意味着事业的止步甚至终结。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3年,这就是“守江山难”的最好例证。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打江山时,人们会想:我什么也没有,放手一搏,失败了也没什么。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们会有一股勇往直前,毫无畏惧,破釜沉舟的精神。在与困难斗智斗勇,反复周旋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成功,自信心、进取心会一步步被激发出来,最终取得胜利。而守江山时,人们容易因骄傲而失去危机感,或因取得成就而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于是轻率冒进。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管理一个公司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管理不当,公司就会陷入混乱,这样公司就很难继续发展下去。如果企业管理得当,公司就会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这一点在著名的美国杜邦公司的发展历程中,就有明显的体现。
杜邦公司从1802年创立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500强企业中最长寿的公司。它之所以如此长寿,得益于杜邦家族在企业制度上的不断创新。
早期的杜邦公司在管理上,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尤其是亨利·杜邦掌权时,就特别独裁,哪怕是细微的决策他都要亲力亲为,所有的支票他亲自开,所有合同他亲自签。这种管理方式在他39年的任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将公司的发展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帮助他建立起了杜邦帝国。这种成功得益于亨利·杜邦超强的个人能力,而不是得益于完善的企业制度。因此,当他卸任之后,杜邦公司就出现了危机。
1889年,亨利·杜邦去世,他的侄子尤金成为接班人。但由于他的管理经验不足,能力有限,导致公司的效益大衰退,差一点就葬送了杜邦。杜邦家族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意识到问题,于是决定改行集团式经营的管理体制。
在新的管理架构下,最高决策权依然掌控在杜邦家族手中,但他们拒绝亲力亲为,而是把执行权交给执行委员会。同时,杜邦公司实行制度化管理,而不是仅仅靠人来管理。自从实行这种管理模式后,杜邦公司的效益显著提高。
但是,决策权过于集中也有缺陷,因为市场瞬息万变,杜邦家族在做决策时,很难适应市场的变化。鉴于这种情况,杜邦公司开始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把权力下放给分部,这再一次促使杜邦公司获得大发展。
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杜邦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初遇到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当时他们不得不出售10亿多美元的通用股票,导致公司多年的优良资产被剥离。同时,公司控制的美国橡胶公司也被洛克菲勒家族抢走。
出现这种问题,说明原有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公司的发展。于是,科普兰·杜邦临危授命,出任杜邦公司的第11任总经理兼董事长,并改变了原有的经营方针。1967年年底,科普兰放弃总经理一职,而是让非杜邦家族的马可担任总经理。科普兰还放弃了财务委员会议长的职位,他只担任董事长一职。由此,杜邦公司“三驾马车”式的体制正式成立。1971年,科普兰又让出了董事长的职务。
科普兰对管理职务的放弃在杜邦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因为在他之前,杜邦家族以外的人无权担任公司最高职务。但是他果断地打破了这一家族恶习,结束了杜邦公司长达170年的专制。从此,杜邦公司从家族企业转变成现代巨型的总经理式企业。
如今,杜邦家族成员基本上成了优秀的经理职员,只有一人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尽管杜邦家族在董事会中的人数越来越少,并且基本不参与重要的经营决策,但杜邦家族仍是公司的拥有者,占有公司最大份额的利润。
从第11任总裁科普兰至今,尽管杜邦公司换了8任董事长,但公司的制度一直沿袭了下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杜邦公司之所以能长久地发展,不在于由谁管理,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制度来管理。因为单凭人来管理,受限于人的能力,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效果,但用制度管理,按制度执行,一切都在制度的规范下正常地运转。所以,管理定江山,本质上是制度管理定江山。
杜邦公司的发展还告诉我们,企业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要随着现实环境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创新。科普兰的制度变革就体现了这一观点。可以说,杜邦的可持续发展与它的制度创新是分不开的。
所以,领袖是打天下的“王”,制度定江山的“王”。一个企业有怎样的统帅,关系到这个企业能否打下江山,而一个企业有怎样的制度,关系到这个企业能否长久发展。只有坚持制度为王、制度创新为王的管理思想和模式,企业的江山才能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