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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6岁那年，也就是1892年，那年的9月我被送进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夏洛特乡的潘陶普斯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当时南部最富声誉的私立学校之一，如果你想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就必然要进入这所中学读书。学校周围风景秀丽，这里曾经是托马斯·杰斐逊
的私人领地。杰斐逊在世时，将这里命名为“大观”，原因是这里可以一览蒙缇切罗至拉皮丹河的全部美景。
在莫拜尔的那段日子，我对学校深恶痛绝、无法忍受，这和其他男孩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的班级里有45个人，通常我的成绩在第五名上下，直到毕业也没能夺得头筹。一般来说，私立学校的学生大多都来自富裕的家庭，或者是被公立学校开除过。至于功课，和大家一样，我也觉得索然无味。课余时间，我很少复习功课，可我也很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这一切也许是因为从小到大我没能像一个正常男孩那样成长中伴随着玩乐，也可能是因为我有些迟钝和倦怠。总之，课余的大部分时光我都用在了读“名家之作”上——沃尔特·司各特
、爱德华·巴尔沃—利顿
、查尔斯·狄更斯
等等。
可这按部就班的一切，都在进入潘陶普斯学校后被打断了，进入这所学校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将我改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我们班上的50多名同学来自南方的不同州，就像我来自阿拉巴马一样。中国特征的印记在我身上渐渐消失，没有人像是在莫拜尔一样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了。虽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同学们也知道了我的那段经历，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像在莫拜尔时那样的困扰——大家对此并没有长期的兴趣。在性格方面的改变，我要感谢这里隽秀的风景、宜人的气候，令人舒服的、人数很少的社交圈子……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老师们，他们以真挚的爱去对待自己的教学事业和他们的学生。我见过的最和善的人，当属我的校长桑普森先生。他的太太有三位兄弟都在中国传教，而我的良好成长也离不开他太太的影响。桑普森校长夫妇格外喜欢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的两个弟弟进入这所学校读书时，桑普森校长夫妻爱屋及乌地也非常喜欢他们。那年夏天的暑假，我们就是在学校里度过的，那里简直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家。
我学习非常努力，并且生活得很开心，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里宜人的气候，以及两位毕业于汉普顿—悉尼学院的老师的精心栽培。其中一位是乔治·丹尼老师，这位老师后来成为了华李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乔治·丹尼老师的教育，让我对拉丁文和希腊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位老师是詹姆斯·L.贝尔先生，他教授的科目是英语文学。那一年，我获得了全年级最佳平均成绩，并因此获得了金质奖章。
虽然潘陶普斯也是一所纪律森严的教会中学，可这里和我在莫拜尔生活的那五年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堂。这里的生活健康而愉快，我的师长们魅力迷人，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不会有人不断盘问我中国传教士的家庭出身。同学们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学校虽然严格执行宗教的戒律，但是通常都会以高明的做法处理。这让我对宗教的态度渐渐轻松下来，尽管算不上积极，但是也不像过去那样抵触了。认真地说，那一年我真的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