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
我，约翰·雷登（出生于1876年6月24日）、大卫·托德、华伦·霍腾和罗伯特·克柯兰，我们四兄弟出生于杭州。
我们斯图亚特四兄弟曾经是教会中唯一的外国小孩，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年后，当我们深情缅怀我们的父母时，我们感谢他们对孩子充满和善与智慧的教育方式，正是他们的教育和关怀，给我们四兄弟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还记得父母带我们徒步远足，我们走过杭州的著名景点，那里风景如画。在郊外我们可以野餐、摘野草莓。春天时，我们欣赏漫山的野杜鹃。到了夏天，我们便到古庙中避暑，那里潮湿而古旧（最初那里只是露营地，后来传教士们将那里当成避暑场所），这些经历对于我们的童年，相当于一次次精彩的探险。还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去了山东烟台。那段经历着实令人难忘，海边的悬崖顶是我们短暂的居住地，我们甚至还坐着骡轿去登州探望狄考文博士——他是一位学者和传教士。
我有几个玩伴，他们都是中国人，而且都是父母精心帮我选择的。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可以讲中文，我非常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不过，大多数时候，我的玩伴还是自己的兄弟，我们四兄弟总是待在一起的。当时，我们的游乐场所也仅限于教会的大院。这个院子里有许多树木，那是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栽培的。当我长大后再次回到中国时，又来到儿时教会的大院，那时我才发现童年的游乐场所其实很小，并且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玩儿了。韶光飞逝，童年宽敞、神秘的教会大院已成为了记忆。小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吃中国的食物、点心和水果，尤其喜欢去参加中国的宴会和婚礼。只是，到现在还有一份遗憾，那就是我始终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中文书。我的兄弟华伦在这一点上与我完全不同，美国的休假期结束后他回到中国，并开始在一所中国的学校里读书。在中国学校学习的经历让成年后的他受益匪浅——他可以用熟练的中文写作和讲话。虽然我曾经数次离开中国，可童年在中国的生活始终印象深刻——春节时的各种宴会、社戏、元宵节的美食、西湖画舫上的花灯水榭，这些记忆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不消散。
11岁那年，我离开了中国，在那之前母亲是我唯一的老师。母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第一次回到美国的故乡莫拜尔后，便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在学习上我们没有感到任何困难，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母亲。在杭州时，除了平时需要学习，到了周日我们还要去教会学校，参加平常的家庭祈祷。有时候，我也会跟着父亲和其他人去传道，地点就在大街上和庙会上。一些中国人对于父亲教会的服装和外国人的长相十分好奇，他们会向我们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这些我都还记得。有时候，我会反问，父亲的虔诚是不是值得？后来，我回到美国后，甚至对传教事业产生了厌恶感。如果我想和父亲一样献身于传教事业，就必须要消除这种不良情绪。
1887年，父亲和母亲在中国工作了13年后，带着我们四兄弟乘船回到了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休假。那时候，我们兄弟分别是11岁、9岁、7岁和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