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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父亲来到杭州传教，那时的他孑然一身。前任传教士因斯里牧师告诉父亲，如果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学好中文，必须“到中国人中间去生活”。我的父亲听从因斯里的建议，为了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他在一个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一套房子。此外，父亲还雇用了一个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厨师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中国生活五年后，父亲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他被送回美国休养。不久后，他恢复了健康。短暂的休养生活让父亲深刻意识到：如果想以后不再被健康问题所困扰，他就必须结婚。而后，玛丽·路易莎·霍腾就成了我的母亲。我的外祖父古斯塔夫·霍腾是位法官，同时也是莫拜尔郡教育体系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担任过该市的市长。南北战争结束后，南部积贫积弱，人称“玛丽小姐”的玛丽·霍腾创建了一所私人女子学校，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了亚拉巴马知名的教育机构。很多南方的求学者慕名而来，引起了北方教育观察者的侧目。此后，人们都称赞玛丽·霍腾是“非凡的女性”。人们建议她去德国深造，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远赴中国，跟随她未来的丈夫去那个神奇的东方国度。远赴中国前夕，玛丽·白戈碧小姐接手了玛丽·霍腾的学校，在那之前她是玛丽·霍腾的助手。随着她的接手，学校也正式更名为“白戈碧女子学校”，这个名字一直用到25年后学校不复存在的时候。
玛丽·霍腾，我的母亲，她在结识我父亲之前，曾经有过一位做联邦海军军官的未婚夫。遗憾的是，在莫拜尔湾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这位军官不幸牺牲。母亲去海外传教，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当母亲决定去海外传教时，她的大多数朋友都反对这个决定。朋友们认为母亲的决定过于轻率，但是母亲并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她没有动摇去中国传教的决心。当母亲下了决定后，就立即与海外传教会的秘书长约翰·雷登·威尔逊商议去国外传教的事情。威尔逊建议我的母亲去参加一次传教会的例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也就是在这次例会上，母亲邂逅了我的父亲——刚刚从中国归来的年轻传教士。这位正在考虑“婚姻大事”的年轻传教士，在遇到母亲后，很快坠入了爱河，他们相爱了。直到今天，我常常猜想父母为我取名为“约翰·雷登”是不是在向“媒人”约翰·雷登·威尔逊牧师表达感激之情？在年轻传教士们看来，威尔逊博士极富魅力和感染力。内战之前，他在非洲从事了多年的传教工作。回到国内后，他担任海外传教会秘书长一职。最初，他在基督教长老会供职。内战开始后，他留在了南方。
1874年，父亲带着他的新娘第二次回到中国。这一次，他又回到了过去传教的地方——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