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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终于有了接触纯正官话的机会。它是当时的“国语”，它的地位十分权威。没过多久我便接受了繁杂的管理工作，这种工作大部分要求用英语完成。很快，我的旅途又开始了，我奔波于中美之间，这样一来，根本无暇去练习纯正的北京话发音，和本地人聊天是更不可能的了。但是，十分有趣的是，北京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异乡客。在燕大中，中国教职工的比率越来越大，他们大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对英语的掌控能力非常熟练，比半路出家的外国人对汉语的熟悉程度要高多了。由于对英语教学的强化，学生对英语也越来越熟悉，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英语和学生交谈，这也是为了让他们多加练习。老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省份，各地的方言不同，这样的环境可不适合一个想学北京话的外国人。公务越来越繁忙，我要么是留在校园里和别人讲英语，要么是去外地出差。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学会了一些口语，一面听一面试着说。官话的每一个音节都充满韵律感，它是如此美妙而清晰，“国语”这个桂冠非它莫属。
汉字的阅读和学习也是语言的一部分，和西方学生一样，汉字的奇妙结构让我着迷，有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重点不是专注汉字本身而是要多练习口语对话。但是，要学习口语也需要对汉字有所理解。因此，我对每个汉字都勤奋练习书写，并从中了解构架规则和笔画顺序。但是，我从未试过用中文来写作，如果想写一篇文采飞扬的中文文章，那么首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掌握这门语言，这件事对于中国人自己尚且不易，更何况是一个外国人呢？
要想学好中文，就要对中国文学有所浏览。传教会规定必学课程是“四书”（儒家经典）和一本小说《好逑传》，这些书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布道会选择这些书是非常明智的，他们鼓励学生读下去，但是并没有实现。美国人看重实际效果，再加上传教士过分执着于自己对宗教的职责，整天忙碌于教会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让他们疏于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而最为不幸的是，我们还有顽固的文化优越感，并不知晓中国文学能够给我们打开多少新的窗口。对于中国人民的现状、心理以及他们对基督教的感觉、对外国人的态度，都需要多读中国文学才能理解。那些打破规矩的少数传教士，是我在这里需要高度赞扬的，他们克服了困难，顶住了同事的批评，一直在家中钻研中国书籍，使得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西方的洞察力。再看看他们的成就，我自己也做出了很多决定，但是都半途而废了，要么是被公文打扰，要么是无视系统阅读中文书籍的必要性索性放弃了。
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中文表达的两种方式，在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前者。我知道在别人看来我这样的念头是保守的，况且我自己大部分时间也是用白话文的。胡适和其他学者发起的“文学革命”迅速席卷了全国，并且时间很短。我乐观地关注着整个过程，并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成功。这是一场有必要的、进步的运动，就像当年欧洲学者放弃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转而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一样，在那种环境下，才诞生了意大利语、英语、德语和其他丰富的语言。之所以热爱文言文，是因为它简练、文雅和富有张力，能够表现出微妙的思想，能够给予读者想象的空间，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文学艺术代表。抛开科举，文言文自身就可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为它废寝忘食。对于外国人来说，文言文难的不是本身，而是典故。如果不能够理解典故，那么可能一整段的思想都不会明白。可如果想知道典故是什么，就要日复一日地去学习。和从小就受到文学教育的中国人比，外国人自然看不懂古文。
回想起中国的生活，我最后悔的是未能广泛阅读中国的各大名著。除却经典，一些伟大哲学家的作品我也会读，有的已经全部看完，有的只读了一部分，还看了一些著名的小说、当代代表作和一些其他书籍。虽然读得不多，但是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去欣赏中国文化，去观察社会上下所追求的道德和精神理想。
孟子和王阳明是我最欣赏的两位中国哲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教导孟子很有远见，尽管王阳明位高权重，但他是一位罕见的具有宗教精神的教师和思想家。与基督教思想有些接近的是墨子的思想，“非攻兼爱”的理想远大且有实用性。他还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这也很符合当代社会的思想。荀子喜爱用生僻汉字，这让他的作品读起来比较困难，但是他的思想却比儒生还要儒家，也更具有逻辑性。他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必须要“明义礼而化之”。
对于中文书籍的阅读，又使我对中国文明增加了几分敬意，也塑造了我的人格，让我感到更加自信，不过这种自信到底是怎样的程度，就无法说清楚了。阅读中国文学让我变得更加宽容，让我更加严肃地对待基督教道德和社会价值。对于我来说，我不仅学会了中国文学中柔和和文雅的人文关怀、人际关系、忠诚和正直，也看到了中国人对于普世道德的诚恳信仰，和不懈追求和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