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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们一直在燕大的成长中给予我梦想和希望，并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燕大成立那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小约翰·洛克菲勒先生在一次聚会上说起他父亲的一桩逸事，有人问他的父亲，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老先生回答：“同事。”最初，我认为这是矫揉造作，没几年后，我发现这真是一句金玉良言。如果洛克菲勒公司缩小到燕大的规模，我就可以真心真意地说出那句话。我真心希望书中能够留下位置感谢每一位同事，能够记录下他们为燕大所做的一切。
高厚德博士是神学和教育专家，做过华北协和大学的院长。来华之前和在中国期间，众多实践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他的中文口语和写作能力是所有传教士中最棒的。他积极参与所有的大学活动，在我出差期间，他全权负责燕大事务。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年，剩下的时间他都在担任土建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在建校初期最重要的职位。他撰写了一本《燕京大学历史》，这本书体现了他卓越的文学素养，也说明了他喜欢参与各种大学事务。唯一令人惋惜的是，虽然他跟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他从未得到过任何嘉奖。他是个性情谨慎、个性保守的人，喜欢循规蹈矩地制定规章制度，所以，当我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时，总会得到他的反对。每当一个新建议提出时，我们都会分裂于不同的阵营，最后的结果必须由双方协议而成，以免走向极端。我们的友谊十分牢固，我们尊重彼此的意见，就算是意见相左，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他是个睿智、无私、忠诚的行政主管，是我最忠诚的同伴。
校友会合影
燕京大学教职员工合影
“发小”刘廷芳也是我需要感谢的。是他陪伴我从南京来到北京上任的。他在圣约翰大学的预备学校学习，并在这期间囊括了所有的学术荣誉和演讲项目，而后，又以外国人的身份拿走了所有在美国能拿到的奖项。他在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协和神学院（纽约）读过书，并娶了当地的一位女同学为妻，这都是他的美国计划。他不顾东南大学的苦苦挽留，义无反顾地去了金陵神学院。我曾和他说，如果他愿意陪我北上，那将是我的荣幸，当然，需要他愿意去才行。东南大学和神学院都想留住他，并且开出了半日制岗位来诱惑他。可是，最终还是我赢得了他，他陪我北上，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义气。不久后，他成为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并开始招募留美期间认识的同仁。他在文理学院（燕大当时另一个机构）也实行了同样的措施。他对一群高素质的中国人才解释说：虽然大家心有疑虑，但燕大是教会学校，中国人与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应该齐心协力促成这件前所未有的工程。最初建校时，他帮学校物色人才，并且亲自出马邀请他们加盟，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燕大的政策。后来，他成了中国基督教传播的领导者，这件事众人皆知，我不需赘述。他之所以能成为名声显赫的人，这全靠他热情的发言和卓越的中文功底，让他周旋于宗教集会和各种形式的活动上。他于1948年去世，在去世前的20年间，他一直是国际基督教会议上的贵宾。在这里提起他，不仅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意味着自燕大成立之日起，我和所有中国同仁的关系。学术、背景、能力、权力，这些都不是我们看中对方的因素，我们看中的是和善友爱和共同为目标而努力。无论何时，无论和我接触得或多或少，燕大所有的同事身上都可以体现出我形容刘廷芳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