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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建立一座梦想中的大学，我认为应该遵守以下四点原则：一、必须遵循基督教的宗旨；二、需要确立职业课程和学术标准；三、需要确定中国社会的关系，还得在国际上得到理解和支持；四、需保证硬件的齐全和财政方面的稳定收入。关于第四点，我已经在前面讲述过了。
燕京大学是整个传教大工程的一部分。燕京大学既要为教会成员的子女提供教育，还要培训教会的职工。这是它生存在中国土地上唯一的理由。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才让我们有了活的外部资金援助的希望。我认为，燕京大学既要贯彻维持基督教的氛围和影响，又要远离那种枯燥无味的说教行为，更加不能强迫员工和学生参加礼拜和其他的宗教活动。我还希望大学不要对基督教徒有任何优惠政策，也不应该歧视和惩罚学校内的无神论者。不管怎样，燕京大学应该是一所真正的大学，传授它应该传授的真理。我不反对宗教信仰，但宗教信仰只是个人的事情。只不过学校经常用设备和政策的优惠，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到宗教事务中来。毕竟只有拥有一群积极的基督教学生骨干，燕大才能自命为基督教大学。在校园内，在社会上，不管别人对基督教持有什么态度，在他们的眼中，燕大都是基督教学校的楷模。其实，正规的大学标准和基督教宗旨并没有矛盾，因为在一个完善的机构内，当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的时候，就能形成良好的集体文化。在燕大中可以看到，基督教能够造福任何人，无论你拥有何种信仰，拥有何种文化。
燕京大学大会现场
教会大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最重要的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就应该进行宣传了。我可以利用基督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事进行宣传。燕大的校园可以提供给我很多机会，并且燕大还有一个大学基督教会社。这个会社有执行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则是由教职工、学生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只要你发誓遵循耶稣布道的生活方式，你就可以成为它的会员。当然，还要和申请人的具体宗教派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这样做也并非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把宗教事务从大学管理系统中分离开来，联合宗教机构中不同派别之间的争吵也可以避免。大家都可以去做自己希望举行的特殊宗教活动，只要这个活动同整个奖学金体系没有冲突就可以了。中方肯定了这种自愿性质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中国民众的反感。我们还能收获一种自发性和现实性的氛围，而不感兴趣的人是不会参与进来的，只要有人加入，他们就会把委员会当成第一要事。
燕大的教学研究绝对是高标准高质量的，我除了尽量给教师自由空间，让他们自由发挥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干。但是我毕竟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我曾经提到过中国研究系，这曾让我在霍尔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我还想改善一下英语的教学，我想让学生们将各种各样的西方知识融入到中国的生活中来。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不为学各国语言而焦头烂额了。燕京大学的学生都应当有能力用两种语言听课，同样，教师也可以自由选择用哪种语言讲课。燕京大学不需要任何翻译类工作。有时候和学生团体交谈，我还想过要不要换个语言说话。我认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们克服所谓的语言障碍。
其实医学院比这种模式要好得多，也能作为本地传教联合项目的好榜样。所谓的医学院，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很好的声誉。另外，由露艾拉·麦娜小姐专门开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是一所专门为女性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且是中国的第一家。虽然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人数不多，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是作为中国教育的先驱，它已经迈出了最有意义的一步。麦娜小姐用她过人的远见和非凡的才能为这所学校做出了最大的表率。我担当导师几个月后，校方便将之更名为了燕京大学女部，并且由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主持了合并仪式。在合并仪式上，蔡元培先生做了重要的发言。因此，有人调侃这次的联合叫作婚礼。双方在日后的合作中，相处得十分融洽。
燕京大学学生俱乐部学生活动
燕京的自然科学学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19世纪的西方，崇尚科学摒弃宗教，但是这种思想很晚才传到中国，并且影响了中国的知识阶层。燕大也属于基督教大学，可是所有在燕大工作的老师们，却认为宗教和科学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并且，燕大在从事科学研究上具有特殊的优势。自然科学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也结成了同盟。而我们的作用就相当于医学院预科。要想获得理学士的学位，只需要学生在医学院学满一年就可以了。
护士预科的课程也类似，刚开始时，北京协和医院希望吸纳一些经过培训并且懂得英语的护士，可是这种人并不好找，因为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说，只要是上过大学的女子，基本上不可能继续去做护士，因为护士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听人使唤的阿妈。但是这种观念很快就随着社会的改变逐渐变淡了。学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白衣天使的行列。
其实这种例子并不罕见，早在很久以前，我们就曾经想要开设一门皮革鞣质的课程。只是当时想，大多数的文人不愿意去做体力活，并且皮革的处理又脏又累，基本上没有多少学生愿意去做，因为他们担心在同学面前丢脸。可是当我们真正开办起这门课程之后，却忽然发现大批优秀的学生选择了这个专业。
还有燕大法学院，这个名字来自于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并且普林斯顿的一个校友会——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为其提供了主要的资金。基金会并非只为我们带来资金，它更多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人力资源，因为在燕大教书的老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普林斯顿的教授和应届毕业生。而我们的学生也有人去普林斯顿进修博士，并且很多人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再次返回了母校。学院包括了政治学系，经济学系，还有社会学系等等。我们社会学院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当时民间和政府机构最想要的人才。
我一直认为，中国照搬美国的四年制大学教育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责任要由教会大学来承担。我认为，把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的前两年糅合在一起会更符合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其他因素。再往后，课程越来越专业化。很多上教会大学的人仅仅是因为培训英语而去的，而且大多数的学生因为经济的原因，无法接受大学文科的教育。可是，不管如何，职业课程是最重要的。在培养学生基督教精神的同时也要使职业训练更加适合社会的需求。之前，我已经做过一些介绍。运用新兴科学技术来振兴中国的古代陶瓷工业，就是一项很有希望的课程。只是很可惜，在二战的时候，这些设备都毁于战火之中。
还有新闻学，也是我一直热衷的科目。董事会允许我设立新闻系，不过却清楚地说明绝不负责筹资。我对新闻学一直寄予厚望，可能是因为它那前途未卜的命运。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报业发展方兴未艾，千家万户都逐渐地接受了报纸，可是新闻业却刚刚开始发展，社会急需高素质的记者和职业道德的教育。新闻系在创办之初，在学校中就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每年录取的人数几乎可以和经济系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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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大国首都的常驻代表，都是这个系的毕业生。而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央通讯社的
。在将日军从燕大赶走之后，在中国本土的报社里随处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这个时候，自然科学系也有了自己的成果。一些身在天津的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全额出资在燕大开设工程学方面的课程，他们今后将拒绝那些过于理论化，薪资要求还很高的国内外大学的工科毕业生。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燕大的毕业生中，因为燕大的学生不但有技术支持，还有到商业企业工作学习的意愿。当然，双方最后达成了协议，燕大的学生在入学前两年，要学习工科预设的课程，在后面三年，每一年中都要拿出半年的时间来学习，另外半年的时间则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很多优秀的学生都被吸引来了，只是当国民党失败后，这个课程一样被取消掉了。
司徒雷登与燕大新生在一起
因为我有在神学院执教多年的经验，所以，我希望燕大也有神学院，作为大学的直接下属机构，针对的对象自然是大学生，并且，它应该和其他院系那样，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在大学里，中国教职员工的比例越来越高，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我招进来任教的。他们有高于中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的学术资历，我给予了他们绝对的自由，我放手让他们去创造中国基督教文学，结合中国文化制定宗教仪式、起草教义布告等。对于这种自由，老师们十分欣赏，迸发了夺目的智慧火花。虽然他们更加注重选择西方的模式规范，而不是大胆的创新，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条条框框限制，同时又怀有一种中国人的使命感，这对燕大的基督教宗旨十分宝贵，丰富了我们的校园宗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