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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件只可能发生在美国的所谓的“工业性质逸事”，燕大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一项实验正在欧柏林大学进行着，进行实验的化学教授对他的学生说，他可能已经发现一种轻金属产品，这种产品极富商业潜力。查尔斯·霍尔
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着手做实验，并生产出了铝。现在，他当时用过的原始仪器就保存在欧柏林博物馆里。在他的遗嘱中，其财产的三分之一赠予欧柏林，三分之一赠予南方各州的一些学校，另外三分之一赠给美国人在亚洲或者巴尔干半岛开设的高等教育学院，当然这是除去其他个人赠予之外的部分。负责执行遗嘱的是他的两位挚友：美国铝业公司的总裁和他的一名法律顾问。很多人都打算登门拜访这两个人，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事，但这两位几乎不见任何人。
凭借锲而不舍的韧劲和充满热情的善意，海瑞·卢斯博士终于敲开了法律顾问约翰逊家的大门。总裁亚瑟·戴维斯先生和我在卢斯博士的安排下一同在纽约共进午餐。戴维斯先生在饭桌上提出了各种刁钻刻薄的问题，我明白他这样做是在仔细地评估我。在这种逼问之下，我紧张得几乎看不到盘子里的食物，要知道自己的理想就捏在对方的手心里。等问题都问完的时候，我紧张得已经大汗淋漓。最后，戴维斯先生对我说：“下午我要去一趟波士顿，需要事先和你说明的是，我是和同事站在一起的（这里的同事指的是约翰逊先生，我如果能够成功说服戴维斯先生，那么约翰逊先生就会拿出50万美元）。不过，你手下的人别再来烦我们。现在，你回去盖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一定要值得我们捐赠，如果时机成熟，我们一定会帮忙。再见。”再次见到约翰逊先生时，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了，约翰逊先生对我说：“我们决定拿100万给你，你做出的一切有目共睹，我们现在给你双倍的钱。”由于过度兴奋，我当时差点抽搐起来。随后，我做了个大胆的举动，我向他们提出将捐款额度增加到150万，令我感到心花怒放的是，他们居然同意了我的请求。
账面上的钱有450万，这都是他们在亚洲捐助过后的数字，但是其中一半并没有付给股利。我收到了两人发来的咨询电报，这笔钱如何处理掉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而我却对另外的事情更感兴趣，美国的一位商业巨头，一个精打细算的大企业律师，居然想要建立一所机构，用于研究适合海外科研的仪器和技术方法，以帮助中国人研究文化，并同时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将知识从地球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去。后来，他们两个说，其实他们心里也没底，不过这个主意最初确实是他们俩想的。东翰是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他想赢得霍尔基金的捐助，不过，却没有成功。刚巧，他和约翰逊律师是大学同学，所以他们让我去哈佛，和那里的人讨论一下哈佛的想法。哈佛的校方大度地同意将哈佛的名字与东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大学写在一起，专门为中国设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这样成型了。在这件事上，东翰说了算。他过去是银行家，并且与约翰逊和戴维斯很投机。东翰对燕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作为燕大的董事会主席做出了积极贡献。燕大和其他的优势结合在了一起，哈佛燕京学社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升华为了纯中国文化机构的最高标准。
麦克布瑞尔先生是董事会的财务总管，在最开始筹款的时候，我来到伍尔沃斯大厦他的寓所拜访他，他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为了借钱而来吧？”
“不，”我回答他，“我请其他的董事来处理借钱的事宜，这次是为了更私人的事情来访，我希望您还是辞掉董事会的职位吧。”麦克布瑞尔先生当即便愣住了。我继续对他说：“我来解释原因，显然，您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只要比较您所从事的其他事务就能看出。既然如此，您为何不甩掉这个包袱？”
“说我没有兴趣，你有什么证据？”麦克布瑞尔先生反问。
“以您现在的权力，您想给谁钱都可以，但是到目前为止，海瑞·卢斯博士只得到过您资助的260美元的火车票，除了这个，燕大没有得到过您1分钱。作为董事会的财政总管，您一定清楚资金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您并不在乎学校会被我们办成什么样。我没有责怪您的意思，只是建议由其他人来接受这个担子，而这样您就可以关注您更感兴趣的东西了。”
一开始，麦克布瑞尔先生听得脸都绿了，他不断地在椅子里扭动着身体，并激动地解释他还要照顾其他方面。最后，他对我说：“相信我，我一定会付出实际行动来让你看到我对这所学校的关心，不然，我一定会辞职。”
我启程回中国前，收到了一封麦克布瑞尔先生寄来的信，在信中他承诺拨款10万美元，并希望这笔钱能够建造一座大楼。我以为他的计划改变了，但是他说：“不，这些都是额外的。”在我和他的几次谈话中，他都提到了其他几名董事会的成员：“既然你已经来找过我了，是不是也应该拜访他们一下？”
前面所说的都是好消息，但是大大小小的令人沮丧的困难也在筹款过程中出现过。筹集资金的过程极为无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吃闭门羹是经常的事。曾经有很多人让我抱有希望，但是他们或者是因为对此失去兴趣，或者是因为变得穷困潦倒，要不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和我翻脸。尽管我用友善的态度吸引了很多捐款人的注意，但是这种建立起来的友谊常常不能变化成捐款，这也是这种高级乞讨方式最令人着急的地方。我通过傅泾波
认识了亨利·福特
、艾得索·福特父子。我每一次到底特律去，都会被邀请和他们共进午餐，他们会在午餐时询问和燕大有关的具体问题。我被其他的美国大学校长嫉妒着，如果换成其他人，福特家可能很早就收到资金援助的请求了。可对我来说，直觉告诉我要等对方先主动提出，不然就算我用尽真诚来恳求，可能也会遭到他们婉转的拒绝。
在逐渐与有钱人的接触中，我成了洞悉富人怪癖的行家。不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十分简单，只要理由充足，项目值得投资，并且不违反对方的理念，就可以得到筹款。他们彬彬有礼，体谅我们的苦衷和需求。在多次拜访该基金会，并目睹其内部工作模式后，我对他们十分敬佩，并由衷地欣赏他们的理念和执行力。
从美国到中国，在多年的不懈努力后，我们终于筹集到了丰厚的资金，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一栋栋教学楼被建立起来，一些设备也进入校园，就连持续上涨的维修费和教学费的成本也有了着落。到1937年时，燕京大学已经有了250万美元的捐赠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