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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除了对于未来前景的无限憧憬外，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四个布道会董事会各自拨款5万美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们买下了地并且进行修整后，那些钱早已经花光，我们的财政金库变得空荡荡了。事实上，校址选在这个鬼地方，我从开始就非常讨厌。尽管现在的开支预算很少，可也已经是收入的两倍。在这里只有不到100个学生，并且其中一大部分学生并不是学习的材料。只有两位中国教师在合并后留了下来，他们是李荣芳博士和陈在新博士。而外方的师资队伍中，很多人并没有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在这之前，如何筹集资金、如何进一步发展等问题并没有人去规划或者考虑过。于是，这导致大家吵得不可开交，不管他们是在北京还是在纽约。而就我自身而言，我缺乏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甚至可以说一窍不通，并且中国对于我来说人生地不熟，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合作。过去在南京，我不需要去管理别人，那里的工作很轻松，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喜欢的课题。传教士出身的我，现在的职业轨迹正逐渐远离传教士本身。最初，我由传教士变成教书匠，而现在居然又要去管理一所大学！这是全新的人生篇章，在这场旅途中，我到底需要多少信念支撑？还是这一切仅仅是冒着傻气的莽撞？
眼前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所大学一贫如洗；另一个是其他人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建设补助金被本地人拿去买地、装修房子。而学校董事会的成员都是由布道会的成员组成，他们整日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没人愿意承担筹集资金的责任。一切都处于黑暗之中，海瑞·卢斯博士是这黑暗中的一丝曙光。他在理事会的批准下成了副校长，可纽约的董事会却提出了异议，于是，我写信到纽约去，并以一封辞呈为威胁，可对方却依旧不批，这次连建议都没有了，我把所有理事会的成员叫到了北戴河，并拿出与纽约来往的信件给大家看。随后，理事会立刻撰写了一封紧急推荐信并马上寄往了纽约，最后，纽约董事会妥协了。
卢斯博士去了美国，并在各地拜访旧友，意图搭建新的人际网络。而这座大学不仅默默无闻，甚至连地点都没选好，卢斯博士还得用尽一切办法向别人要盖房子的钱。我收到了他写满抱怨的信，他认为这是最大的障碍，整个过程就像是“在水底给码头打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