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
保守还是自由，古板还是现代，是作为一名神学院教授的我常常需要思考的问题，过去的教育和接触的人群大多属于前者（保守、古板），可过去的批判研究和我的直觉意识上已形成了后者（自由、现代）的思维。弗吉尼亚的学生时代、赴华传教前为出国传教而奔波游说的时代，并没有使得两种思维方式造成尖锐的冲突，这一切都是因为对于信仰的崇拜、前辈传教士的言传身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爱将冲突化解了。我一直试图将人类的常识和学术研究从宗教信念中分离。外部环境、传统观念、个人性情、阅读研究习惯都会影响人类的常识和学术研究，可人们低估了这样的影响。在我看来，一些非此即彼的争议冲突都可以在常识领域之内消失，感情因素的参与也使得人类意识中的宗教信条加重。
对新教福音派教义的全盘接受是金陵神学院建立的基础，一些人之所以质疑它，是因为他们认为“完善”或者“保守”的神学教义更为诚恳。所谓的“南方长老会苏北布道会”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状况。江苏省的两个布道会分居长江南北，江北的那个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华中布道会的成员宗教信念统一、内部争端最少，而我正隶属于此。会内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过不可协调的观念矛盾和冲突事件，而争端对于苏北那个布道会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有个奇怪的现象，从人品性格上来说，苏北布道会中的成员与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地点过于糟糕吧。贫穷落后、政令难及、交通不便，这些都是那里的特点，也许正是在这种恶劣的客观条件下他们才变得刻薄、顽固。在布道会内部事务上他们各持己见，与此颇为相似的是他们顽固不化的风格。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赛珍珠
在结婚前几乎不知道其他布道会的情况。她笔下的“战斗天使”也就是她的父亲，最初供职于我们的布道会，而后被调往苏北。他对各个布道会的看法或许可以从这些经历中获得解释。
我们学院教员的“正统性”动不动就被苏北布道会的成员质疑，他们经常非议的对象就是我本人。就算是在神学上行事正派、无可指摘的人，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指责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麻烦，这归功于我们神学院内部成员之间非常团结、彼此信赖。等以后我辞职去了北京，教会内部的倾轧与这件事并没有关系，我隐约意识到，如果这些在华布道会为了所谓的“正宗”，继续这样窝里斗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活靶子被人攻击，这场无畏的神学论争也会将金陵神学院牵扯进来，哪怕这些令人烦心的事并没有人愿意掺和。
实际上，保守派人士已经盯上了我，就在我准备离开南京的那段时间。直到多年后我才得知此事，这算是我神学研究生涯中唯一一笔被“质疑”的记录。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我应邀在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重要成员会议上做一系列的演讲，上帝、耶稣、圣灵、圣经等等这些最基本的基督教信条是演讲的主要内容。一些能力卓越的青年宗教领袖是演讲的主要听众，我用很现代的语言向他们解释一些基督教中最基本的概念。演讲完全是即兴发挥，我并没有事先准备演讲稿，而演讲的内容被对方安排的人速记了下来。事后，她们向我询问，我演讲的内容是否可以印刷出来，不公开出版仅做内部参考。当时我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下来，因为那时我的脑袋里装满了前往北京的调任令。事后想想，当时如果我拒绝了她们的要求，其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两个美国派来的人在那年稍晚的时候到来，他们在几处避暑胜地大张旗鼓地召开在华传教士的宗教会议，要知道这些仅仅是表面功夫，为清算在华传教士中的“现代派”而搜集证据才是他们来华的真正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两位醉心于“正统”之争的人拿到了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上的演讲内容。不久之后，《普林斯顿神学评论》上发表了格里菲斯·托马斯博士以“中国的现代主义”为主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格外引人注目，我的演讲内容被大量引用其中，并辅以一些书刊评论和其他相关内容。为了创办燕京大学，我回到美国筹款，随后我便收到了一封我们教会里一位上了些年纪的秘书长的信，他告诉我因为那篇文章，他们收到了很多投诉和质疑，他们希望我能够采取措施来消除影响。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在办理手续，我打算转调到一个中国长老会去，他们和我联系密切，那时候我只是名义上还归属以里士满为中心的东汉诺威长老会管辖。尽管如此，我依旧恳请旧东家允许我出席春季会议。身在底特律的我为了消除影响专门安排了参会计划。
其实，对于我来说，无论长老会做出怎样的裁决都是无所谓的。而我身后的燕京大学也支持我。美国北部和全中国遍布着燕大的支持者，在他们中间我具有良好的口碑，就算我的“宗教观点的不正统性”被弗吉尼亚长老会投票定论，燕大的支持者也不会因此对我产生一丁点儿的偏见。尽管如此，可有些问题我还是很担心的，虽然我被那些保守的南方人所了解——我在他们中间长大，从小学到同僚，可就算这样我也没有搞明白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对宗教信念的严格恪守，还是对宗教进行学术上的阐释？我接受他们的“审判”，当我走到他们的面前时，依旧在心里不断揣摩着他们的心思。
我被询问审判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需要对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演讲（那些醉心于“正宗之争”的人已经把其内容添油加醋地呈报给长老会了）事件成立个特别委员会，以此展开对我的调查，又或者还有其他方式，对此我不会有任何意见，但是我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够在所有人面前陈述，对演讲中出现的四个基本信条
做出解释。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用他们熟悉的措辞对整件事的始末进行了解释。一个长老会成立的委员会对我进行了咨询，在匿名的投票中，我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没有操守、违反教规，并且在背后打小报告，这是北方人对我提出的谴责。一个高个教友站起来为我鸣不平。他说，应该对北方人采取的不光彩手段进行不赞成投票，但是这一议案并没有通过。
对这一调查结果，那两位当初告发我的人（他们一位来自费城，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很不满意。他们煽动南方长老会中的好事之徒，他们希望此案能够提送到弗吉尼亚州宗教大会，甚至在全国宗教大会中重审。事实上，依照规定，如果进行重审，州宗教大会只能询问我所属的地方长老会，而并不能直接对我进行。最终的结果是，大会拒绝了重审此案的提议，理由是他们对地方长老会的决策充分信任。至此，此事告一段落。在下一次回国并重返里士满时，我恳求长老会将该档案从中国调回美国，这样当下次有人对我提出类似的指控时，里士满的长老会就有权进行合法处理了。匿名投票通过了我的提议，因此，东方汉诺威长老会又多了我这样一个正直的成员。
在1926年9月26日的一个文件中，南方长老会是这样评价我的：“司徒雷登博士对神学如此谨慎的态度在长老会中是绝无仅有的，长老会坚信他对信仰的诚恳度。那些对于司徒雷登博士的指控，长老会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在这场公开化的冲突中，司徒雷登博士并没有让自己卷入，并且他全权委托长老会处理此事；他本人则在遥远的中国为伟大的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这一切都体现了他崇高的基督教品格。”
这段“定论”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就算每个宗教工作者都持有不同的神学信条，只要互相信赖和尊重，并努力为了那个共同的目标——在一切人类关系中揭示耶稣基督精神，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和平共处，并可以携手推进我们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