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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年半的杭州生活、11年的南京生活中，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另一组织，那就是基督教青年会。没有宗教、神学和组织戒律的环境让青年会自由发展，这都源于威拉德·利昂、弗莱彻·布若克曼等人精明的领导。在当时，许多有志西学、渴望进步的青年有所需求，而青年会刚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对于我来说，旧式传教方式所能达到的努力和效果都可以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蓬勃发展中看到，培训中国工作者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留学生都到基督教青年会应聘。中美两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职位都是平级的，没有孰高孰低，并且政策统一、资金来源共享，并不是“我花钱雇你、你听命于我”的简单关系。将基督教信条应用到政治、社会、学术和经济生活中是基督教青年会所强调的，相关话题会进行公开讨论。运动会、科学报告会和各种社交团体活动也是青年会常常组织的，圣经的课程、宗教集会活动可以和这些活动结合起来。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往往是夏季会议的召开地，我常常应邀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些经历使我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拓。
与吴德施
主教的邂逅是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夏季会议上，我们是很多场合中仅有的两张外国面孔。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快建立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遭遇”，在我传教士生涯中的朋友里他是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我们的相识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中，而后来的交往也都处于非正式的场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穿得十分随意。后来，第一次见到他穿着正式的主教长袍时，我大吃一惊。
在刚到南京的那几年，我认识了兰多夫·希尔兹，他当时在协和医学院（后来迁到济南去了，更名为“齐鲁医学院”）教书。他成为了我一生中的第三位好友，不过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同一座房子里居住，就连彼此的妻子也情同姐妹。我儿子的生日和他女儿的生日只相差一天，两个孩子时常在一起学习或玩耍。多年以后，中国医学教育领域中杰出的领袖和学者这个行列里多了兰多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