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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志愿者运动的影响力超出了想象，各大宗教组织所能接待和安排的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那些励志去海外传教的积极分子的数量。全社会都对传教事业做出了支援。最显著的成绩莫过于北方长老会及其理事会组织的“跃进运动”。全国各地的教堂在“跃进运动”的支持下进行了募捐活动，以补充地方教会资金用来支持海外传教事业。南方长老会管辖的教会也受到了这一形式的影响。南方长老会组织的海外传教阵营在那时很稳定，没有资金的增长，新的志愿者要想获得支持和批准很困难。在环境的影响下，墨菲特、我和同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J.费尔曼·普莱斯顿，决定并试图在自己的教会里发起一个“跃进运动”。路易斯·维沙德博士对我们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他是北方“跃进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搞运动所需要的那套方式，都是从他那里照本宣科搬来的，并且让我们受益匪浅。
教会对于我们搞的“跃进运动”并不想负任何正式的责任，以免他们也被牵涉进来，他们只是为我们许了很多美好的承诺、表示个人的祝福或者是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我们获得了一些捐赠，那是为数不多的商人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只不过，那些钱实在是杯水车薪。没有薪水的我们，仅凭着誓言和图书到处游说，我们尽量不住宾馆，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在那里住上一夜。我们努力宣传，鼓动人们，期盼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传教事业。为此，我们甚至建立了一些地方委员会。最开始，我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我们每个人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北卡罗来纳是普莱斯顿的“根据地”，肯塔基是墨菲特的“根据地”，而我自己则选择了弗吉尼亚河谷作为我的“根据地”。一个礼拜日，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我开始了第一次游说活动，这个活动是在华盛顿特区展开的。匹策神父接待了我的来访，他是当地中央长老教会教堂里德高望重的牧师。他允许我试着在他的辖区内进行活动。我向躺在沙发上的他介绍我制订的计划，等我说完后，他坐了起来，并用手拍着自己的膝盖对我说：“让我一直纳闷很多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教会，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尝试过类似的事情？”我回答他说：“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过于激进。”他对我说：“你是对的，年轻人，加油吧，上帝保佑你可以从教会申请到更多的资金。”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他的辖区里做公开的演讲。不久之后，选举派往海外的“驻外牧师”让这里聚集了很多公众，他们对我很满意，并且准许我留在这里“实习”：练习传教的技能。我将会被正式授权去海外传教，那需要等到一个成熟的时机。这种与华盛顿教会良好的关系，我保持了很多年。那个时候，当地长老会教堂有很多信徒，其中就包括威尔逊
总统。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从中国休假回国在美国的教堂里做演讲，总统当时就坐在听众席里。
很多立志去海外传教的年轻人都在那时采取了和我同样的做法，要知道，那个时候传教事业最缺乏的就是资金的支持，而我们这种做法不但新颖，而且能获得显著的成绩。传教事业之所以缺乏资金的支持，源于社会对此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认同。最重要的是，并没有一个系统专业的组织或者机构来安排这种事。最后获得支持并且出国的人往往惊喜连连，这全都源于这件事的困难重重。之后，情况变得大不相同，那是因为运动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专业化的组织已经发展成型并且趋于成熟。一些外行可以借着做贸易来进行传教活动，对于很多人来说去另一个国度是一种浪漫的行为。传教事业不再是一些含混的抽象教条，它变得具体化、地方化、私人化，还带着域外文明的风花雪月的浪漫。顺理成章的运动取得了成功。我们的总部收到了大量的资金。在第二年春天组织的“跃进运动”大会上，秘书长由我们三个人当选，并由此获得了一份不菲的薪酬，对于我们提出的计划，所有的成员都投了赞成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发起的“跃进运动”成为了大运动中的一个部分，并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当年夏天，为了表示虔诚，我们三人同时申请了海外传教的职位，可最后被选中的人只有普莱斯顿。不久之后，他和一个女孩订婚了，他是在旅行途中认识她的。举行完盛大的婚礼，他们就去了朝鲜。在普莱斯顿离开后，我和墨菲特又在美国待了一年。我们希望在那段时间里能够找到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供职。当时，我们接到过一些地方教会的任职邀请，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坚持一点：如果想要收获更多一些，那么就应该成为海外传教阵营的一分子。对于当初的理想我们已经实现，而让我们十分高兴的是，极端保守的南方教会也接受了我们的新思路。一名长老会的常任干事被指派来到我们身边，他将协助我们展开工作。
回顾当时的这段经历，它确立了我的宗教价值观，使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希望不要仅局限于满足看似无私的自我牺牲，而是要达成新的目标。我拒绝了读研的机会，在神学院毕业后就像是当初大学毕业时那样，我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拒绝了。之所以拒绝研读硕士学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高学历并不能给宗教事业带来更多的帮助，在一个学术机构里再多待上一年未必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我的考虑更加实际一些。对于未来的个人发展，我认为如果将多数精力放在“跃进运动”中，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与各种宗教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会吃很多次的闭门羹，但也正是这一过程，把我培养成了一名热爱宗教事业的人。要知道，在后来我的传教士生涯中，这些经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我的足迹遍布南方各州时，我发现对于弗吉尼亚的那种依恋感更深了。在这一时期，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牧师、教会领袖打交道上。在这一过程中，我和他们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关系，并因此结交了不少好朋友。我和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流障碍，哪怕是在彼此的宗教观念不尽相同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和谐因素，我所从属的教会与大多数其他教会之间的和谐。我认为，基督教的真正基础来源于这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