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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的秋天，我进入了协和神学院。此时的协和神学院早已从汉普顿—悉尼搬迁到了里士满市郊，那里的景色更加宜人。校长沃尔特·莫尔是位能力非凡的人，在他的经营以及新环境的影响下，协和神学院迎来了飞速发展壮大的崭新局面。我在这里又度过了三年的快乐时光。我热爱里士满这座城市，同时也热爱这所神学院。这座城市和神学院所留给我的感情，至今仍然缠绕在我心间。
只是，尽管如此，我还是需要面对一些问题。除了和传教有关的问题之外，我还必须要面对信仰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抉择和嬗变——也可以这样说，过去对圣经知识的激进、无畏但无偏见的态度问题。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宗教的兴趣主要还集中体现在实践上，在我去了几次北方并且读过一些书后，心里的天平开始倾斜，那时候南方传统的长老会“苦行僧式”的教义和时髦的“准许修行者自由辩疑”的活泼教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我更倾向后者。
可神学院的教授们并不这样认为，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神学院的教授都是诚恳而真挚的信徒，他们不仅学富五车，并且对人类持有悲悯之心。要知道，他们曾经都是非常出色的牧师，所以，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传教士，而不是成为只会不断质疑的“神学家”。我可以体谅，在教授们的眼中，作为传教士的首要美德便是对于过去留下的观念的忠诚，南方大多数信徒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并且这一法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同样适用。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学习教授们的学识和品性时，不能放弃独立的思考和学习。学校里有个超棒的图书馆，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泡在那里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课外温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图书馆里，我可以读到与宗教有关的书，但更多的是年代比较近的书，还包括科学和其他知识。我对于心中那些真理更加坚信，这都源于独立学习，尽管有些理论还只是形式上的一些死教条，并且所阐述的方式和支撑理论的依据都很可疑。曾经有那样一个时期，两种宗教观念在我的心里有个小而紧张的“对峙”，事实上，一直到了今天，这种对峙也依旧存在。我的经历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都十分看重：尽管在南方长老会麾下从事过宗教活动，可我并不想重复父亲的老路。我时刻能够意识到，这种热爱与信念交织的复杂感情已经对我有所回报。
路易斯维尔长老会神学院的莱西·欧文·墨菲特借传教之机来访协和神学院，那是在我进入神学院学习的第一个学期。很快，我们就对彼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年，他就申请调到了里士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彼此浓厚的兴趣。墨菲特成了我的室友，那时候吉欧穆尔已经毕业。我和墨菲特一生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我们甚至成了连襟，因为我们娶了一对姐妹，之后我和他同去了中国。
我在神学院就读的第二个学期，学生志愿者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亚瑟·尤文来到协和神学院，他的到来让我再一次面临了那个问题，即是否做传教士的问题。亚瑟·尤文是刚刚从印度传教回国的，他回国是为了休假。当时，我是协和神学院学生组织的主席，所以，我负责全程接待他。我的主要工作是安排采访他，并且主持他在各种场合的公开演讲。亚瑟·尤文在结束协和神学院的行程之前，向我问道：“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呢，司徒？”我只能告诉他，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早就知道我是迟早要面对的，我知道我躲不开，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帮我，包括他。亚瑟·尤文的建议让我明白，这个选择已经迫在眉睫，这个选择关乎我的未来。我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不可以再优柔寡断，对于未来的考虑必须要开始了，我很感谢亚瑟·尤文的一些建议，他的建议颇有见地，也让我对于未来的选择更加坚定。
尤文神父离开神学院的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一直到清晨5点顶楼的钟声敲响了五下。我对于去中国传教有抵触情绪，这是我小时候就形成的，已经根深蒂固。中国是一个并不让我讨厌的国度，可一想到父亲在中国传教的情景我就有些害怕：拥挤的人群，他们大多无所事事。人们对街头的礼拜堂和祈祷活动充满了好奇心，可是宣传教义却毫无收获，大家看传教士的目光就像是看小丑一样，我们需要承受轻蔑的目光、水土不服、健康受损等惨重的代价……在中国我们几乎不能得到学习进修的机会，如果我回到那样的生活里，就意味着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很快就会在世界的潮流中落伍。在中国的童年生活，让我在整个少年时代都遭受猎奇的目光和白眼，并且这种感受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相对来说，在弗吉尼亚的日子是快乐的，我十分适应美国南部的生活。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在感情上依赖弗吉尼亚，它是我的依赖物。我常常会想，如果之前就能够预见我以后要回到中国去，心里又会怎样去想？我想，那将会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他们并没有逼着我像他们一样做一位传教士。可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够如同他们一样选择传教士事业，他们会高兴万分。我的弟弟大卫，曾经宣称不会走父母的老路，并且他那个时候正在读医学院，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与父母一样的路。在1909年的一场事故中，大卫过世了，在那之前，他曾经到过中国的苏州，并在博习医院做过两年传教医师。华伦是我的另一个弟弟（他在中国成长，并在那里待到15岁），那些曾经困扰我和大卫的童年梦魇被华伦轻易地克服了，他后来非常顺利地成为一名传教士。1927年，大革命爆发之前，华伦在中国的一所大学和一所神学院任教长达19年。
司徒雷登
跟随着记忆的脚步，我回到了那个重要的夜晚。对于传教士这个职业，从感情上说，我非常反感；可就当时的大环境而言，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人们认为如果没有外界的阻力，去海外传教是最能让每一位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体现诚恳的职业选择。即便你没有“主动”选择这个职业，也需要在宗教组织关键时刻的“号召”下积极响应。尽管如此，我对此十分不情愿。我反问自己，在美国这几年我是否真的感知到了为了耶稣牺牲一切的诚恳，反抗物质享受只是为了追求精神价值么？我生命中最真实最重要的因素，真的是对基督教的信仰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又是否能够快乐地从事宗教工作呢？又或者说，我还能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基督徒吗？这些问题充斥于我的脑海之中，令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后来，我决定用一种“终极测试”的模式考察自己的宗教理念。为了证明对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我的最高价值，我决定做一名传教士，并通过自己对事业的努力和对生活的满足来证明这个理念。我决定追随上帝的指引，哪怕他将我安排到无法适应的中国去工作，又或者他将我留在自己的国家。想明白这些后，精疲力尽的我终于睡着了。等我睡醒起床后，我决定将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给伯罗克·吉欧穆尔和莱西·墨菲特。对此，他们毫不惊讶，我也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合适。相反的是，我觉得终于得到了解脱，我十分满足，甚至有些兴奋。并且，对于这个决定我并没有后悔。显然这个决定是个聪明的决定，它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仰上的确认，并且我做了顺应潮流、顺应大环境的事。那就意味着，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仅仅与宗教有关，而且看上去丰富多彩。我生命里的精彩和愉悦，将在事业的打拼过程中得到实现。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其他的道路，情况将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