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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站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丹尼先生邀请我去潘陶普斯学院接替他的位置，他一直都是我尊敬的人，他应邀去华李大学任教，我可以接替他去教希腊语和拉丁语。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从那天开始，我在潘陶普斯学院做了三年的教师，那样的生活十分安逸，让我非常满足。这也让弗吉尼亚在我的眼里更加的迷人。由于我在潘陶普斯学院教书，这让我与我的两个弟弟距离更近了，从而使得我对弗吉尼亚大学更加熟悉，有的时候我甚至将它当成我的母校一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我已经在潘陶普斯学院工作了很久，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我在这里工作其实是为了逃避那个“是否出国传教”的问题。等我在潘陶普斯学院工作第二年的时候，吉欧穆尔来到这里教书，他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成为了我的同事，他来这里不到一学期，就决定要做一名传教士，并在第二年开始研究神学。我和他常常在一起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给我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于是，在一年之后我也做出了进入神学院学习的选择，我和他成了室友，并一直到他毕业。
对于潘陶普斯的了解，我比其他人更加深入，因为昔日我曾在这里求学，我是这里的“老人儿”。作为一名教师，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危险，那就是我很年轻甚至比我的学生大不了几岁。不过还好，我和我的学生们相处融洽，并没有因为年龄差异小而引起什么麻烦。课余，我和他们成了朋友，打成了一片。我甚至在某些时候担任了学校体育队的领队老师，带领男孩子们去迎战与其他学校的比赛。我时刻牢记当年在上乔治·丹尼老师课的那些经历，这也让我立志将教学变得生动而有趣。比如，你现在问我：“你是在教一帮男孩，还是在教拉丁语？”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教男孩。”我努力使那些看上去烦闷的课程变得一点儿也不枯燥。打个比方，在上阅读课时，我会弃用传统的读本《恺撒的评注》，谁还会对十几个世纪之前另一块陆地上的某个军事将领的指挥作战记录产生兴趣？与之相反的是，我会向学生们解读古罗马史学家科尔内留斯·内波斯专门为那个时代的男孩子们留下的故事，那里有各种奇闻异事，学生们对此非常感兴趣。要知道，学生们学习这些主要是为了语法练习。
多年后，当我身处中国，教授金陵神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学生时，我依然可以和他们保持融洽，只不过，这种“融洽”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特别是燕京大学，在我看来，那里的学生十分特别，他们与金陵神学院以及我教过的美国男孩都不一样。
曾经有两次，我参加了在麻省北野市举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与青年志愿者运动机构举办的夏季会议，那时候我还在潘陶普斯学院任教。那是个极富个人魅力的回忆，从组织者、接洽者到参与者每个人都富有魅力。在他们的热情感染下，我沉浸在信仰鼓舞和宗教热情中，要知道他们既是宗教的讨论者，也是积极实践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的我甚至逐渐改变，要知道他们和我以前接触的那些人不同，那些人缺乏信仰和实践。而在这里，我对宗教信仰充满了诚恳和热情，是这里的人让年轻的我意识到，耶稣基督不再是一个将怀疑自己的人称为“异教徒”的教条式的神学象征物，而是一位亲切的、令人尊重的导师，同时，他也是一位学习的偶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都和我一样，对于耶稣基督的重新认识主要受罗伯特·斯彼尔的影响。时至今日，我对宗教信仰的核心，主要还是对耶稣的敬仰和崇拜。尽管在我的人生之路上曾经亲历了很多神学观念的变革运动，但是对于耶稣的挚爱从未有过一丝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