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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曾经说过：“如果有人错过机会，多半不是机会没有到来，而是因为等待机会者没有看见机会到来，而且机会过来时，没有一伸手就抓住它。”
事实上，除了必备的能力和素质之外，每一个成功者至少还要懂得抓住机遇。在这一点上，人们或许更应该看看华为总裁任正非。尽管他本人从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成功者，但也没有人能够否定华为的成功。
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够在世界掀起波澜，但华为是一个例外，它曾经让欧美的电信巨头感到害怕；很少有中国企业家能够影响到全球行业格局，但任正非是一个例外，他一度被评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家之一。
如果不说成功的话，那么，任正非和他率领的华为，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机遇，这一定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任正非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他却抓住了每一个机遇。
不可否认，任正非最大的特点便是善于发现机遇，敢于抓住机遇。他一度提倡的“狼文化”，其实就是在告诉人们要懂得对机遇的把握。华为所走的从来都不是稳扎稳打的路线，在任何机会面前，哪怕其中充满了风险，它也不会放弃。
创业初期，任正非便抓住了数字程控机市场的机遇。几代先锋产品推出后，华为抓准时机继续跟进，致力于C&C08交换机的研制。在这一设备获得成功的同时，加之随后万门机的研制经验，华为又瞄准了光纤通信的时机。事实证明，光纤作为连接材料要比电缆更优越。于是，华为推进了光纤技术的开发，并迅速在市场竞争中占了上风。
1994年，中央开始推行“村村通”计划，即在农村各地都接入电话线。华为本就有意大范围地拓展农村市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华为研制出了ETS450D。这一技术的优点在于，一个基站便可覆盖方圆7000平方公里的面积，而且能够绕过重重障碍，最重要的是质优价廉。毫无悬念，华为迅速成为了“村村通”工程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之后不久，任正非大胆地预测了未来电信技术的发展趋势。接下来，华为就将研发目标指向了3G技术。在任正非的指示下，华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始进行研发。关于这个项目，华为先后投入了将近10亿元人民币的研发资金。而服务于深圳、上海、北京、美国、瑞典、韩国、印度等地的华为研究所的技术开发人员也都被召集起来，针对这一研发项目分工合作。深圳成立了WCDMA数据卡的研发中心，北京主要进行WCDMA手机的研发，美国主要担任芯片和核心技术的研发，瑞典主攻用户界面设计以及对消费者的研究，韩国主要负责工业设计和结构设计，印度主要是提供软件和算法支持。
早年，为了给3G项目筹备资金，华为甚至在将旗下的安圣电气出售给了美国艾默生电气，以此获得了6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额。历时八年，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华为终于攻破了3G项目。
2003年年底，华为在国内推出了首款WCDMA/GSM双模手机。第二年，华为在法国戛纳展上展出了中国第一款WCDMA手机。也是这一年，华为在香港发布了三款技术成熟、商用的WCDMA终端。从此，华为便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提供3G端到端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之一。
更早的时候，天津电信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让任正非嗅到了商机，因为有人说“学生在校园里打电话很困难”。于是，任正非下达了紧急指示：这是个金点子，立刻响应。之后，华为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做出了适合学生用的201校园卡。事实上，这一产品只需要在交换机原本就有的200卡号功能上进行一些改进就可以，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创新。此卡推出后，在市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迅速拓展到全国，最终占据了市场份额的40%。
任正非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天上掉下一块东西，人们觉得只要是馅儿饼就已经喜出望外了，实际上天上掉下的是块金子。
人们无法规避的一个事实是，机会与风险往往是共存的。因此，也很少有人像任正非这样，抓住机会就不松手，而且义无反顾地去实施自己的计划。特别是在企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后，管理者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小，此时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躲避风险。但对于一个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来说，机遇不止是挑战，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生存。对于这样的公司而言，企业能否活下去，就看它能不能够抓住机遇了。
一般来讲，初创时期，公司如果想要活下去，那么，它此时要考虑的就不是技术了，而是市场。于是，任正非在最开始就提倡“狼性文化”。在这一点上，任正非也走了一些弯路，看重技术的他最初也没有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而且固执地认为，好产品自然会赢得好市场。直到遭遇了几番打击，任正非才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
任正非指出，只有正确地做出市场定位，找到客户，公司的产品才有卖出去的机会。这样把资金收回来，公司才能够维持接下来的运作。因而，对市场机遇的把握便成了重中之重。
其实，对任正非来说，不管公司处于什么阶段，他都不会轻易地放弃任何机会，他从不害怕冒险，哪怕这个风险有可能让他一无所有。事实上，任正非就是靠着这种魄力，带领华为走上了离成功越来越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