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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苦涩的小战争”，永不衰老的美国政坛老将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场战争如是说。哈里·杜鲁门总统则顽固地坚称，这不过是一场“警察行动”，甚至当美国的伤亡人数突破5万大关时，他还坚持这一令人恼怒的文字游戏。共和党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蠢举妄动”，并以此为撒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20年的统治。“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让我们还其本来的称呼）正是集以上说法之大成，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标志着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朝鲜战争是这类冒险行动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事实上，就在朝鲜战争刚开始两个月，美国给正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送去了第一批军事援助，他们正在与一场起义进行苦战，后来这场起义演变成了越南战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在以后的10年中，把国家的资源，加上声望名誉，越来越多地投到东南亚、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朝鲜战争就是美国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主宰世界的开端。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国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并使美国的无数儿女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枕戈待旦。
然而，与美国很多不甚愉快的经历一样，朝鲜战争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战争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国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无比强大的技术力量。使日本人在1945年俯首投降的原子武器被禁用了，战地司令官们又不能“把战争打到敌人（指中国）老家去”，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人关于原子武器使步兵过时的梦幻。就政治而言，世界舆论不会支持使用这种令人憎恶的武器。从军事上讲，原子弹用以对付分散在数百英里山地中的步兵，也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朝鲜战争开始时，所谓美国的“核保护伞”也只是由四颗原子弹组成。华盛顿战略家们也许很明智地认为：这些原子弹应当保留下来，作为同苏联交战时的决胜王牌。
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影响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从1945年到1950年，也就是从日本投降到朝鲜战争开始，尽管美国仍有一些小小的经济和政治风波，但确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舒心惬意的时光之一。随着大萧条的结束，美国人满心希望能购买汽车、打球娱乐，他们不愿再为沉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因此，美国没有本能地奋起捍卫自己的旗帜，尤其是到了1952年和1953年，朝鲜战争降低为乏味无趣且看起来又荒唐的战斗，双方反复争夺同样的几座山包。就是从报纸上看到数以百计的美国士兵在诸如“伤心岭”“无名高地”等地点丧命，也并不能激起公众对战争的支持。1952年我高中毕业后不久，在尚武精神颇盛的得克萨斯州，在一次喝着啤酒的讨论中，一位同学对我们当中应征适龄者的态度做了一个总结。“小伙子们，”他说，“有两样东西我们应当躲开——朝鲜和淋病。”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试图披露美国是如何卷入冲突，以及后来军方和文职领导人又是如何决策的。本书的情节并不令人振奋，因为在战争的大多数年头里，美国在一帮平庸之辈的领导下备受磨难。在这帮笨拙家伙（此语虽然强烈，但有事实为证）当中，以杜鲁门总统及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最为典型。他俩的坚强意志常常在压力之下转化为十足的愚顽固执，他们为此大吃苦头，正如国家为此大吃苦头一样。1950年6月，在北朝鲜挥师进入南朝鲜之后，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四天之内就把美国投入了一场战争，美国军方对此未及准备，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被告知并不需要去打这场仗。在夏季的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杜鲁门和艾奇逊“制止了”共产主义的入侵。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尽管他们从未公开这样说过，以便给莫斯科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而不致介入战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镇住了美国最强大的对手。及至1950年10月以前，干涉行动似乎已大功告成，北朝鲜人已经被打着联合国旗帜的一支军队（尽管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击退，杜鲁门和艾奇逊对自己的精明强悍感到扬扬自得。
然后形势突变，急转直下。1950年11月和12月，中国人，这个远比北朝鲜人更令人生畏的劲敌进行了干涉。在那令人绝望的几周中，联合国军处于被赶出朝鲜半岛的危险之中，成师的部队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被围困在山野里；仅仅是由于马修·李奇微中将这位默默无闻的战争英雄做出的超人努力，军队才得以稳住阵脚，并使中国人停止前进。这时，杜鲁门和艾奇逊又仓皇失措地把他们“显示美国意志”的行动降了级，给战争设置了种种限制，从而使胜利完全无望。当他们认识到两年后美国才具备向苏联直接挑战的能力时，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朝鲜战争被重新确定为一场地区性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半岛之内。
杜鲁门和艾奇逊冒险行动的鲁莽轻率，以及向美国人民兜售其理由时之信口开河、文过饰非，在1952年底他们企图以停战来结束战争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国所宣称的干涉理由是保持大韩民国（这是南朝鲜政府的正式名称）的完整与独立，但是这些条件未能使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感到满意。这个年逾古稀、行为古怪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05年就曾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首次呼吁过朝鲜的独立。李承晚认为自己将被置于今后的共产主义入侵的危险中，他不愿意在此条件下放弃他半个世纪的奋斗。他觉得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使美国从一场已经误入歧途的战争中脱身而要牺牲掉他，因此拒绝了停战条件。
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另辟蹊径。如果李承晚不愿接受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将策动一场政变赶他下台，让一个可能更忠顺听话的军政府取而代之。如果李承晚继续顽抗，他将会被“除掉”。
在越南战争某个更为严峻的时刻，有一名年轻的美国陆军军官曾对一名电视记者说过：“我们必须摧毁那个村庄，为的是要拯救它。”此人说的是一个村庄而已；杜鲁门和艾奇逊则是要摧毁一个完整的政府，从而“拯救它”。值得美国庆幸的是，杀死顽固不化的李承晚这一建议尽管在官僚机构中历经繁文缛节，但是从未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的批准。这个建议只好被束之高阁。
杜鲁门-艾奇逊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这是为名誉而战。美国死敌苏联的卫星国北朝鲜政权悍然入侵了大韩民国。北朝鲜（以及它的苏联“恩师”）本来有机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大选，以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朝鲜。北朝鲜人公然蔑视联合国，选择了子弹而不是投票箱。
但是，评价国家领导人，必须观其行为、究其动机。杜鲁门和艾奇逊旨在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国际秩序不容蔑视和伤害。他们的假设一开始就是：苏联要对这场战争负责，他们是在用一个代理人来试探美国的意志。这种苏联同谋论只需间接证据就可以成立，而这些证据比比皆是。苏联人把北朝鲜人武装到了牙齿：坦克、强击机、自行火炮，这些都是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守的军事装备；3000多名苏联顾问与北朝鲜人民军紧密合作；整个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苏联人都在政治上支持北朝鲜人。然而，杜鲁门和艾奇逊自始至终都避免直接指责苏联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一步失策了，它从本质上证实了苏联人的观点：苏联可以用其卫星国来戳美国的软肋，而无须害怕引发美国的直接报复。这就是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政策上的根本失误。
那么，把我们拖进朝鲜战争的究竟是谁？责任最大的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这是一对最不可思议的政治搭档，他们两个人行动一致，极为和谐。杜鲁门的衣着谈吐和举止品行都是小城镇“国际扶轮社”的派头，与之配对的艾奇逊则是奢华讲究、美髯蓬松，其风度举止、谈吐腔调足以扮演一名英国勋爵。杜鲁门的力量在于一种直觉的智力和独立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他虽非科班出身，恐怕却是美国历届总统中除去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学究外，对历史最具有博大精深理解的一位。杜鲁门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人重视他。因此，1948年杜鲁门击败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时，爆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冷门。杜鲁门再也不是靠腐败不堪的密苏里小集团政治发迹起家的那个目光短浅、经营无术的中西部男子服装店老板了。现在这位“意外总统”大权在握，信心独具一格，因为此人终于在其花甲之年卸下了肩头重担，不必再去说服其他人相信他的价值。1948年之后，哈里·杜鲁门就不曾受到过自我怀疑的困扰；他信任自己的直觉，他做出重大决策时，比如干涉朝鲜，行动之快速敏捷，几乎是出自强迫的冲动。先行动起来，以后再论后果。
杜鲁门的信心是一个克服了多年谦卑低下之感的人的自信。与此相反，迪安·艾奇逊的信心却似乎是与生俱来。艾奇逊毕业于格罗顿高中
和耶鲁大学，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高足。他才智横溢，几乎令人震惊。1950年，在他57岁时，曾是华盛顿最著名的科文顿-伯林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还在罗斯福手下做过财政部副部长，并于1941年到1947年在国务院身居高位。艾奇逊的力量在于，他有一种能将诸如外交与货币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置得当的本领。杜鲁门政府中的一名官员在谈到艾奇逊时说道：“教长（他的诨名）本来是可以兼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一身的。”
1949年1月，杜鲁门让艾奇逊重返政府出任国务卿。尽管杜鲁门精通国内政治，但他意识到在外交事务方面需要专家指点。一个具备欧洲人眼光的人出任此职时机已经成熟。始于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正向欧洲提供大批经济援助，建立于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全力对抗苏联的扩张行为，这种扩张已经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颠覆。艾奇逊了解欧洲，并对杜鲁门一片忠诚。他常常对国务院的同僚们说：“我对之负责的选民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杜鲁门总统。”
当然艾奇逊也有缺点。他那十足的自信心常常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傲慢自大，此人从来不知谦虚的含义，也不懂得何时应该缄口不言。他对敌手宁肯出语尖酸也不愿意好言相慰，其实这些人的支持对他极为有利。在一次国会秘密听证会上，他把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刺激得暴跳如雷，这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狂怒之下竟冲过桌子挥舞拳头，艾奇逊则抡起胳膊还以颜色，事态后来恢复平静。其结果是，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朋友寥寥无几，甚至在白宫里也是如此。当然，哈里·杜鲁门除外。
1950年，艾奇逊在政治上也出过问题。共和党对手要他对把中国“丢失”给了共产党政权负重大责任——在此前一年，共产党政权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下了台。他们指责说，艾奇逊的罪过在于发表了一册关于美中关系的大部头的白皮书，其中把蒋介石贬成是腐败无能、不可救药。共和党人说，这一文件给那位“大元帅”的垮台雪上加霜。嗣后，1950年初，艾奇逊又说他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这番话固然仁慈友爱，但是在政治上却并非明智。希斯是他的多年好友，这位国务院官员在一次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调查中被判有伪证罪。这样，在1950年6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就因“对共产党温和”以及让亚洲最大的国家落入共产党之手而遭到了共和党猛烈的批评。
在军事危机时期用以阻止行政当局冲动行事的一个机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些身穿军装的军方首脑实际是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从朝鲜战争第一天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战争中出现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1949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广泛研究了如何把美国有限的军事力量部署到全球去的问题之后，把南朝鲜当作对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一笔勾销。那里的占领军应当撤出，而且一旦北朝鲜入侵，美国也不得参与防卫。艾奇逊的国务院，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对此都表同意。
到了1950年6月，当艾奇逊劝说杜鲁门推翻既定的国策并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袖手旁观。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诫总统：他正在下达一个军方尚未准备好去执行的使命。
后来，更为丧气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竟然对战争中的美国战地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失去了控制。他们允许他从精神实质上（如果不是从文字上的话）对军令有所不受。他们冒险地放手让他治军带兵，甚至他的排兵布阵使数万士兵的生命处于危险中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把他当作下级相待，而把他当成一个乖戾顽皮的孩童，必须加以劝诱哄骗方能使之从命。容许这些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此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欧洲统率过一支130万人的地面部队，这是一位美国将军指挥过的最大部队。但是布雷德利还是难以驾驭麦克阿瑟。布雷德利有一次哀叹道：“他对待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一群小毛孩。”
麦克阿瑟当然不是一名稀松寻常的战地将军。1950年麦克阿瑟70岁，这位美国陆军的高级将领是美国军队所造就的最令人恼怒的复杂人物，他融恺撒大帝和卡利古拉皇帝于一身，游走于才华超群与乖张怪戾的一线之间。麦克阿瑟亮丽耀眼的戏剧性表现（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说：“他本可以成为又一个约翰·巴里摩尔
。”）使他周边的人要么对他阿谀奉承，要么轻蔑不屑。他那无比庞大的自我意识不允许有任何暗示，指出他在任何事情上、任何时候会有什么差错。他救世主般的滔滔雄辩折服了怀疑者，使之追随他并落入他的股掌。他因勇敢而荣获13枚勋章（包括1枚荣誉勋章
）。他似乎有时在故意嘲笑死神，或者相反地，他有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感觉，觉得可以暴露于敌人炮火之前而安然无恙。（尽管如此，在他曾指挥的太平洋战区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却嘲笑他是“钻地洞的道格”——一个不在其位的司令官，他的出现只是为了摄影师，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战斗。这个绰号有失公允。）但是对于美国陆军而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位大明星，他荣获过各种荣誉，荣任过从西点军校优等生到参谋长的各种高位。从1945年到1951年，在太平洋战争获胜之后，麦克阿瑟作为总督，把支离破碎的日本重建成一个民主国家。麦克阿瑟对他在日本的责任如此一往情深（他是这么说的），他甚至在战后都没有回到美国去接受传统的英雄凯旋仪式。他已经13年未回故土，但是没关系，他依然坚守其位。因此，在美国公众眼中他像是一个近乎神话中的人物，他的本尊真容因为他的遥不可及而被放大了。
然而，在麦克阿瑟自负和刚毅的表层之下，是一团深不可测的自我怀疑和自虐。令麦克阿瑟不得安宁的是他那过于溺爱他的母亲萍姬·麦克阿瑟，所有的证据都明确证明她之愚不可及。她认为她丈夫，一位内战时的将军和英雄，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尽管他曾荣获包括荣誉勋章在内的诸多褒奖）。多年来她代表丈夫一直跟陆军军方纠缠不清，直至那可怜的家伙去世。然后她将情感转移到“小道格拉斯”身上，先是帮他赢得任命，进入西点军校，然后跟着他去了西点（她就居住在校园内的泰耶酒店里，他的宿舍就在她的视野之内）。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她都在骚扰和刺激他取得“更大成就”，她向高级官员写信敦促给他提升晋级，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从一个无聊的职务到另一个职务。20世纪20年代，麦克阿瑟有一次试图摆脱她，他娶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咖啡馆社交圈子里的离婚女子，这位女子几乎成功地劝说麦克阿瑟离开军队投身银行界。麦克阿瑟的母亲拒绝出席他们的婚礼。当八卦专栏作家们报道麦克阿瑟的妻子在他身居海外之时，继续着她寻欢作乐的社交生活（跟其他男人），麦克阿瑟急忙去了离婚法庭。
这是在1929年，这一幕刺痛了麦克阿瑟。只是因为新闻品位和《诽谤法》的缘故，这位备受渲染的将军才未被公开披露是一个戴绿帽和被抛弃的丈夫，一位司令官如果不能齐家又如何能带兵？对他的傲慢的另一个打击是在1932年。当时麦克阿瑟披挂全套作战服，指挥部队和坦克向那些穷愁潦倒的退伍军人开进。退伍军人们聚集在华盛顿讨要他们的退伍补偿金，麦克阿瑟奉命把他们驱赶出令人可怜的宿营地。麦克阿瑟觉得这个任务很讨厌，但是他遵命执行。他被媒体嘲笑为一名流氓打手，去痛打那些他在法国曾经指挥过的袍泽弟兄。
为此，麦克阿瑟退居江湖之外。作为陆军参谋长，他在华盛顿波托马克河对岸绿树成荫的弗吉尼亚乡间的梅耶堡有一处优雅的居所。但是现在麦克阿瑟渴望私密空间，而不是军方职务这种金鱼缸式的生活。他脑子里想着一些特别的乐子。
在一个可堪信任的副官托马斯·杰弗逊·戴维斯中校的安排下，他在华盛顿西北区的卡罗拉玛路租了一套公寓，只有少数几位密友知道这个隐居之地。麦克阿瑟在这里招待一批又一批的妓女，有时候一次两三名甚至四名，不过他只是作为一个尽情欣赏、高高在上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性伙伴。戴维斯在他有关与麦克阿瑟共事的日子的回忆录中说：
他认为的欢乐时光就是把她们带进来共度夜晚。他从来没有搞她们，他只是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让那些女孩子赞叹他是如何伟大的人。
他也有一种施虐狂的倾向。我们会去巴尔的摩的一所妓院，麦克阿瑟会挑选一名出众的妓女，对她十分善待——带她去晚餐、吟诗诵文、给她买花，总之把她捧到昏昏然，对他神迷心醉。而她第一次说出一些施加压力的话语、似乎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永久性的东西时，他就会斥责她不过是一个“小妓女”，然后扬长而去。在驱车回华盛顿的路上，他还会嘲笑她。
麦克阿瑟的另一种怪癖则是十分严重了。很多个夜晚，他把戴维斯叫到起居室。他坐着，手里拿着一把上膛的左轮手枪，讲述着做一个美国最杰出士兵的难言之苦。在同僚军官和美国公众眼中，他是美国军队的一代骄子，但是他当真对得起这些表彰吗？在天亮之前几小时，麦克阿瑟会沮丧地宣称他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英雄，只是因为他母亲的坚持，他才成为一个“集光荣的阿波罗、罗兰
和乔治·华盛顿于一身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将军，都被高估了。他害怕在生命的某一个顶点将面对一个他不能跨越的考验，然后就是失败。但是，由他自己选择时间和方式的死亡——说到这里他有时会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将使他免受失败的耻辱，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
戴维斯的角色是好言相劝，请麦克阿瑟把手枪放下，并说他是一位如此宝贵的战士，国家不能没有他。麦克阿瑟则会继续说，他能在这样一位好友的陪伴下死去，备感“舒畅宽慰”，但是他同意放下枪。在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在不断重演这一幕。
仅有一次戴维斯没有说对他的台词，当时这两位军官正在一列穿越美国南部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麦克阿瑟猛敲戴维斯包间的房门，他又一次拿着手枪。“我们快要到我父亲获得荣誉勋章的地方了，”麦克阿瑟告诉戴维斯，“我在陆军、我在生活中，该做的都做了，我的参谋长任期也到点了。等我们经过田纳西河大桥的时候，我要从火车上跳下去。这是我生命终结的地方，戴维斯。”
“将军，”戴维斯回答道，“那请你快一点完事，我好回去接着睡觉。”
麦克阿瑟摔上了包间的门。第二天早晨，他为“情绪过于激动”道了歉。此后不久，他的老妈萍姬·麦克阿瑟去世了，戴维斯再也没有听到过他要自杀的威胁了。
但是，戴维斯中校见过的那些奇特场景跟朝鲜战争时期颇为相关，麦克阿瑟在这场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上，也展现了他个性的一些怪异之处。读了战争时期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十份电报——其中大部分以前均未公开过——人们就可以感到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人：他希望把战场上的每一个胜利都归功于自己，失败却都没有他的过错；他发出的每份电报都带有附加条件，“给我提供我所要的东西，否则后果（指美军的伤亡）由你们承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档案对麦克阿瑟的行为做出了一种更加击中要害的解释：1950年11月和12月，当中国人突然入朝几乎把他的军队赶出朝鲜时，他丧失的不是理智，而是胆量，军方的一代骄子在他一直害怕的公开的失败边缘吓坏了。
麦克阿瑟的反应是拼命为自己开脱。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他想沿鸭绿江南岸即北朝鲜和中国“满洲”
的边界设置一道“放射性废物带”。在私下谈话中，他还说到更加实质性的东西：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如果这些袭击导致了同俄国的战争，那就去打好了。麦克阿瑟不想打亚洲的地面战争；因为同中国人海大军的一次交锋已经给了他必要的教训。但是，如果真的是苏联人挑起了朝鲜战争（美国情报界和外交界都一致这么看），那么苏联人就应当付出代价。对麦克阿瑟来说很不幸的是（我们将会看到），他把这些见解透露给了驻东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这些外交官一如既往地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美国国家安全局按常规对这类外交电报进行了截听破译，并立即送给了杜鲁门。麦克阿瑟曾因在公开言论中批评政府的亚洲政策，已经同总统发生龃龉；再加上现在更为严重的叛逆行为的直接证据，麦克阿瑟在一周之内就被杜鲁门罢了官（固然出于安全和外交礼貌，杜鲁门不能提及国家安全局的截听之事）。“麦克阿瑟被解职”是当代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对美国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痛苦和困惑的插曲，这一插曲破坏了美国全国的团结，致使两年之内都未能实现和平。
然而麦克阿瑟离职时毫无悔意，他坚信自己并未做过任何超越职业军人界限的事情。他还向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将军透露说，可能是杜鲁门总统精神上的疾病造成其解除了他的职务。麦克阿瑟是在被解职的第二天跟李奇微谈话的，他宣称从一位“杰出的医学人士”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一种名为“恶性高血压症”的疾病。麦克阿瑟接着说，这种痛苦病症的“特征是头脑的迷惑和混乱”。麦克阿瑟指责杜鲁门脾气火暴，比如杜鲁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一封卑鄙肮脏的信，因为此人批评了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举办的一场音乐会。（李奇微听了麦克阿瑟所言，明白了患有精神毛病的人并不是总统。）
战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欺诈行为，朝鲜战争自然也有许多隐秘。在创作本书历时四年的研究过程中，许多机密已大白于天下。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是瑕瑜互见、媸妍并存的：
——新生的中央情报局有幸适逢战争时期进行实地活动，策划出各种鬼点子来折磨中国人。其中一项行动是在公海劫持一条开往中国的医院船，当时正是一场传染病放倒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之时。这条船挂的是挪威国旗，挪威长期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挪威人有所不知的是，那些在台湾北边捕获了这条船的“中国海盗”，正是由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雇佣和指挥的。
——在美国考虑放弃这场战争的沮丧关头，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应急计划，把韩国政府和军队（包括家属60万人）重新安置到在美国萨摩亚群岛上建立的所谓“新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那里气候适宜耕作，岛上大多数地方无人居住，韩国人“可能”会适应这个新环境的。然而，该计划从未同任何韩国官员商量过，“因为怕引起公众的不满情绪”。
——尽管杜鲁门总统经常公开保证不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在1950年12月，未装配好的原子弹被悄悄地运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美国飞机还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模拟核袭击，作为打原子战争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
——从杜鲁门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私下的他更加好斗，他日记中那些愤怒的潦草字迹，读来就像报社收到的那些疯子邮件。1952年1月，杜鲁门对北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停战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大为恼火，他写道：
跟共产党政府打交道，就好像一位正人君子试图跟一个赌博大王或者一个帮派头目做交易。我认为，现在的正确办法应是一项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告诉莫斯科，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的中国海岸，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将在必要时摧毁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杜鲁门意识到了可能产生的后果：
这就意味着全面战争。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1952年叫列宁格勒）、沈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北京、上海、旅顺、大连、敖德萨、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每个制造厂都将被毁灭。这是苏联政府决定其是否愿意生存的最后机会。
五个月之后，杜鲁门又一次盛怒了，他旧话重提。这一次，他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须回答的问题：“现在，你们是愿意结束在朝鲜的行动，还是准备让中国和西伯利亚被摧毁？两者随你们选择，非此即彼……要么接受我们公正合理的建议，要么就被彻底摧毁。”尽管杜鲁门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实施这些个人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显露了他关于部署核武器的内心世界。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使用核武器已接近于现实。1953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如果共产党不接受合情合理的和平条件时必须采取的行动。委员会决定了“针对中国和‘满洲’”
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其中包括“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项重大升级行动将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受到美国此种意图的转弯抹角的警告，中国人很快就决定结束战争，一项停战协定在一个月之内就签订了。
这场“苦涩的小战争”——再次借用艾夫里尔·哈里曼的话来说——几乎变成了美国的核战争。1953年7月，根据停战协定，战斗结束了，朝鲜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目前，在将近30年后，两个朝鲜的代表们（美国军官陪伴着韩国人），每一个月左右会在一个中立地区举行一次形式上的会晤。表面上的理由是为和平寻求共同的基础，实际上双方什么也不说，除了偶尔会有一些相互指责外。金日成仍然是北朝鲜的独裁者，他时常会发表一些强硬的声明，表示他企图以武力收复南朝鲜，就像他在1950年试图所为的那样。南朝鲜则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更换独裁者、总统和政治强人，他们监禁不同政见者，对于任何提及与北朝鲜和解的说法都嗤之以鼻。大约4万名美国士兵仍在那里服役，作为针对北朝鲜任何进犯的一种警戒防务。美国新一代士兵时时发问：“我在世界上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干什么？”这也正是从1950年6月战争开始以来，许多美国人所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