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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治时期需要特别称赞的是明治政府努力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这一措施。英明的明治领导者们一致认为只有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才能使国家富强。
为了振兴近代工业，必须培养能够适应这一事业的人。就是在近代式军队里，也要求士兵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因此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明治时期的领导者们从教育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学校，普及教育，改变日本原本的教育面貌。
普及教育
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教育就是日本统治者极其重视的一个方面。在江户时代，日本为庶民建立了专门的教育机会——寺子屋，教授学生（包括女学生）基本的读写技能。
西洋音乐会
一旦下定了“求知于世界”的决心，日本民众就将它进行得十分彻底。在东京音乐学校1889级学生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中，乐器、服装，甚至连演出场景的布置都是完全西洋化的。
可是，那时的政府却无力支付设立小学的补助金，因此，由国民自行出资兴办了大部分的小学。
许多民众因为生活所迫，并不愿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然而政府却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就学率。地方上的地主也十分重视国民教育，将他们从德川时代积蓄起来的部分财富捐出来兴办学校。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出于培育地方文化的责任感。而在日本，从德川时代以来，一般民众就习惯到“寺院私塾”读书，有着尊重教育的强烈心情。
就这样，国民教育急速普及，到1912年（明治末年），日本的就学率已经超过95％。如今，当人们旅行到乡村，可以看到村中最好的建筑物依然是小学校的校舍，由此可以强烈地感觉到日本人民对于教育的尊重。
政府为了发展高等教育，高薪聘请外国教师，派遣优秀的日本学生到国外留学，大力培养学者。此外，从事教育工作者还有许多未能参加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自己来创办私立学校。利用教育事业来促进现代化的实现，这是日本近代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岩仓使节团的首脑
图中从左至右分别为：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腾博文、大久保利通。这几人是岩仓使节团的首脑人物，不但拥有冷静坚定的意志，更具备丰富广泛的学识，在经过出访世界的历练后，都成为明治政府中的精英和骨干。
改革的顺利推进，不仅仅依靠完成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还有一部分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就是其后出现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德川时代末期，曾在幕府翻译部门担任职务或者在各藩研究西方情况。他们没有参加过明治维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有像福泽谕吉那样从事近代化人才培养的事业；也有像大隈重信那样担任着官职；还有些像涩泽荣一样进入了产业界。他们虽然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有着一致的主张，那就是大胆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学习西方制度。
他们当中很多出身自武士阶层，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但这些条件反而成为他们从事新兴经济活动时的有利条件。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要从事新型的经济活动种类必须要具备一种冒险和探索的精神，而毫无束缚的经历和传统，使武士们更能勇于接受新事物，就像乘坐“咸临丸”横渡太平洋，冒险精神成了他们的推动力。
然而只依靠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先知们实现近代化还是相当困难的，还要有那么一群人们，能够继承这些先知先觉的人们，勇于为实现近代化而担负重任的人们。
从这点来说，日本近代化形成的基本因素就是：国民能够以“文明开化”为基础，主动而积极地学习西方的法律、科学、艺术以及宗教等有关的文化技术，并且努力应用于工作，积极储蓄，来积累日本近代化所必需的资金。
日本国民有着强烈的儒教道德感，他们的消费态度一方面把获得利润看为不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而奢侈是一种罪恶。这样虽然妨碍了产业的发展，但是也促进人们踊跃储蓄，从而又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明治维新领导者们决定开放门户，吸取西方的文明。国内普通的民众不仅没有抵抗，而且欣然接受这一现状，呈现出引进西方文明的热心态度，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轻视日本自我的文化遗产，一切都认为新兴事物才最好。
有一段文章是这样讽刺当时情况的：
“最近一段时期人们已经将‘文明开化’当作自己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掌握‘文明开化’这一译语内涵而谈论的人却非常少。只是经常听到人们说：‘听说把猪肉吃了就变文明了。’ ⑪ ‘你看，那位先生走在路上一直打着阳伞，真是一个文明人。’‘穿鞋走进屋子 ⑫ 文明得真是叫人无法忍受。’这些都是不了解文明的原意，只是把胡乱一些听到的、看到的新鲜事物当作‘文明开化’，这样的确会出现意料不到的错误。”
对于海外的商品，人们竞相购买。一些人认为应该改革日本文字，还有像森有礼那样的人，希望废除汉字，改为罗马文字。
有些人提倡改善国民的体质，他们认为“就算日本人天生聪明，可是毅力贫乏，这是因为不吃肉的原因。”因此，在日本人婴儿时期就给他们喂牛奶，并让他们吃牛肉长大，日本人也一定可以变成很有毅力的国民。因为“牛是一种反应迟钝的动物，吃反应迟钝的牛肉长大，也一定会形成牛一样的耐力。”还有人提出要同外国女人结婚，改善国人的人种。
那时期的日本国民希望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东西。当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作用，然而主要还是让日本更容易吸纳西方文明，加快近代化进程。这种局面似乎与德川末期那时候的攘夷运动大相径庭，可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就体现了这种主动吸取外国文明的精神。
长期以来，日本人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精神。正面来说，是日本人能够以宽宏大量的胸怀面对其他文明；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沉醉于对外国文明的模仿。历史中的日本曾长期醉心于中国，将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输入日本。
日本最初的宪法（即《十七条宪法》）就是圣德太子 ⑬ 用汉字书写的，而且圣德太子还将中国服装引进到日本，收集大量中国物品，甚至希望生活全部中国化。同样的道理，16世纪当西欧的文化冲击到日本，国人也同样地积极吸收西方的文化。
显微镜与望远镜
由西方传来的显微镜与望远镜在日本民众眼前打开了他们从未意识到的宏观与微观世界。
关于西方生活方式的指导书
在盲目追赶西方文明的潮流中，日本出版了大量指导性的书籍，旨在帮助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和学习西方时髦的生活方式。
查询一下当时的文献，就可以发现当时来到日本的那些传教士十分惊奇洋枪在日本的普及，并因此认为日本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日本人对外国之所有抱有这样的态度，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日本国家附近，没有威胁它的大国，只有一个相隔很远却可以为它带来文明的中国，那时候，古代的中国拥有世界上非常先进的文明，因此，学习中国，对日本来说是莫大的恩惠。
由于历史上交通的限制，日本虽然与中国隔海遥望，但是中国无法统治日本，长期以来，日本人从这样的历史状况中形成了对外来文明的毫无警惕，甚至主动吸纳的性格。
当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于19世纪威胁到日本时，因为日本人担心国家独立的丧失，也曾强烈地反抗。可是当他们发现吸纳外国文明可以促进国家的独立，日本人便变得十分热衷于吸纳西方文明。随着对于西方文明理解的加深，日本人越来越感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甚至开始欣赏西方文明。
圣德太子及其两个儿子
作为日本政治上最开明的政治家之一，圣德太子于公元607年主动派遣使团前往中国，首度为日本汲取中国文化建立了渠道。
日本人从希望独立的角度越来越能理解西方文明的优越，从他们对待大津事件 ⑭ 的态度上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
1891年（明治24年），当俄国皇太子访日时，一个国粹主义者的警察将其刺伤。日本国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遗憾，他们从日本各地给俄国皇太子带去了慰问信和慰问品，还向俄国国内的皇帝致电表示深切的遗憾。日本国民因为这种对外国客人不礼貌的行为感到发自内心的愧疚。
这件事当中，针对围绕审理此案的官员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日本政府更加担心是否会因为此事被外国找到借口，因此政府希望采用对皇室犯罪的最严厉的法律对犯人处以死刑。可是，这个时候，大审院 ⑮ 院长儿岛惟谦完全不屈服于这种政治压力，力争维护司法权独立，以法律正义的原则对被告判以无期徒刑。这些审判官员们胸怀“日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样的自豪感，本着独立精神而做了他们认为非常正确的事情。这也许可以表明日本国民对俄国皇太子态度友好，同时也展现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优良的一面。
日本领导者们没有采用引进外资的方法，是害怕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可是他们找到另一种方法，通过高薪聘用外籍人员来输入外国技术。
一时间，日本国内法律、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充斥着“聘请来的外籍人员”。这些被聘请来的外籍人员在日本认真工作，不仅给日本带来了需要的技术知识，还起到了参谋的作用。
他们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芬诺洛萨 ⑯ 一方面在日本教育界努力工作，一方面还将日本的美术传播到了欧洲；再比如，外务省聘请的丹尼森，他曾经以随员的身份参与了朴次茅斯会议 ⑰ ，对当时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外交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当时讽刺他说：“你将自己当作了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他的行为完全像一个日本人。
“聘请外籍人员”的政策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局面，是因为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和外籍人员那种忠于职守的西方式的道德观念，这是日本人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
另外，在那个历史时期，排外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和日本尚未兴起，对于日本来说，这也是十分幸运的事情。
先进技术的利用
具有汲取异国文化经验的日本，深知如何驾驭外国精英和技术来为本国服务。19世纪80年代，札榥电话局已经引入全套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话交换设备。
西式钟表
岩仓使团考察西方结束后，为天皇带回一些西式钟表，从而也将更精确的历法——太阳历介绍给日本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