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万延元年),日本人为了签订《日美通商条约》,派出日本使节乘美国军舰赴美。胜海舟等人乘250吨的“咸临丸” ② 中途不停泊地横渡了太平洋,这是日本人第一次驾驶轮船。
幕府的统治
淀川 葛饰北斋 出自《雪月花》 1833年
在外来的冲击到来之前,日本德川幕府稳稳掌控着国内的局势。在武士军刀和军事堡垒的威慑之下,虽然也面临着体制束缚经济的矛盾,但至少在表面上,江户时期的日本仍维持着一片平静详和的太平景象。
外国舰队的到来
肥前稻佐山 葵冈北溪 出自《诸国名所》 19世纪30年代中期
日本作为脱离亚洲大陆的一个岛国,对于西方探索的船队而言,恰好是一个绝佳的休整地和补给站。尽管幕府统治者畏惧外来的影响,下令闭关锁国,西方列强的觊觎之心却难以回避,一旦恰当的时机到来,载满洋枪火炮的舰队就会以武力叩响日本的国门。
在此之前,日本人从来没有见过轮船,从开始了解学习航海技术到横渡太平洋,也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但是,日本人为了激励国人的民族意识,决定试行横渡太平洋,在美国海军同乘和帮助下,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远洋横渡。
这一次的远洋横渡,拉开了日本现代史 ③ 的序幕。
似乎也可以这样认为,日本虽然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但是日本一旦决定开放,便毫不犹豫地在西方文明和经济的冲击中显示出自己敢于冒险的气魄和意志。
1853年(嘉永六年)的6月,在美国的佩里率舰队到达日本的浦贺港之前,日本是一个在经济、科学等各方面停滞的封建制国家。
士(武士)、农、工、商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长期束缚着日本人的生活,甚至连所使用的文字和语言的区别都非常明确。儒教道德思想是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等日本社会关系的起源,而幕府 ④ 为了维护这种固执的封建秩序,拒绝任何的社会变化。
1856年,第一任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 ⑤ 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对于任何事情,日本人都是遵守着“静止的东西,不应该让它活动”这样的宗旨。
因此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日本一直是一个与世隔绝、憧憬太平生活的国家。
自从1636年日本颁布“锁国令”之后,日本人拒绝同世界各国的交往,除了荷兰船只和中国船只外,一律禁止到访,即便是荷兰和中国的船只,也要在贸易港口和居住地区等多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外的风云变化,只能通过长崎同国外的有限接触,点滴地流传到日本。
岌岌可危的等级制
武士,是封建幕府统治的主要支柱,幕府也赋予他们最高等级的社会地位,位列士(武士,左上)、农(左下)、工(右上)、商(右下)4个社会等级之首。武士享有特权,不事生产就可坐享俸禄,如果威严受到侵犯,甚至能自行处死其他阶层的庶民。但到了17世纪的江户时代,财富不断增长的商人成为社会的新兴力量,而武士阶层的势力却渐驱衰弱,日本社会的基础——等级制正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
佩里将军
佩里以武力威胁江户的幕府打开国门,在日本人眼中他成为一位坐着喷火怪兽到访的异域妖魔。
这也是日本之所以能够清心寡欲地太平了将近3个世纪的最大原因。长达200年的漫漫时光中,除了漂流国外的个别渔民,日本没有人曾去过国外。
这种停滞、太平和孤立的状态持续到了1853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访日,不仅炫耀军事力量,而且逼迫日本开放门户,从而打破了日本平静的美梦。
1854年,佩里第二次率舰来到日本,深入到了江户湾,并且要求日本对他去年带来的美国总统书信做出明确的答复。下面这段文字充分表达了当时日本国人对轮船的惊恐:
“美国的军舰在1月28日从浦贺开船,停泊在神奈川湾,幕府见状惊恐万分,认为美国军舰将绕过羽田滩而进入到品川,如果谈判一旦破裂,江户将在美国人的大炮之下,化为云烟。从神奈川到江户之间,了望哨所比比皆是,告急的书信如雪花飞来。在将军所驻城堡,忽然得知夷船向江户驶来,大恐,忽然又得知夷船向浦贺驶去,又放宽了一下心。就这样忽惊忽安,日达数次。后经详细调查夷船转舵原委,据说,因潮汐涨落及风向的变化,夷船便在其停泊的原地改变方向。哨所据此上报,才引起一场虚惊等等。”
——摘自福地源一郎《幕府衰亡论》第51页;冈义武《现代日本政治史》第19页
面临美国舰队的恐吓,日本幕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就这样打破了日本两个多世纪的孤立而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了下田、函馆两地,并在1856年(安政三年),屈服于美国驻日领事哈里斯的强硬要求,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
进行谈判的幕府官员们,了解到由于亚罗号船事件 ⑥ 而导致中国惨败,唯恐日本重蹈清朝政府覆辙。
日本国民对于围绕通商条约问题的意见却分为两种。一种意见是开港论,他们认为,如果坚持闭关锁国这种思想,就会发展为同西方各国战争的导火线,并且日本很有可能会失败,因此开放港口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另一种与此对立的意见是攘夷论,他们断然拒绝美国提出的开港要求,坚持击退美国船只。在坚持攘夷论的人中,虽然有些人是从原有的对外厌恶感产生的反对对外开放,但是他们也不都是单纯的排外分子。
在攘夷论者中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如果由于西方各国的军事压力而试行开港,必然会损害国家的独立,因此他们主张赶走洋人,坚决排除西方各国压力,然后自主自愿地开放港口。他们还认为被迫而试行开港这种做法渗透出失败主义思想,必然会引起洋人对日本独立的干涉。
武士盔甲
攘夷者最初认为日本武士精纯的技艺足以抵挡外来入侵者,维护国家的独立,然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他们终于认识到无论多么精细的盔甲和武士刀,在洋枪洋炮的威力面前都仍显得脆弱。
在对立的意见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意见,有人认为保持原有幕府的政治制度,并不能抵抗强大的外国势力,从而提议天皇亲政;还有人则主张保持幕府的传统政治制度不变。因此,日本政治沉沦起伏、动荡不安。
萨摩与长州两地 ⑦ 的攘夷论者们企图赶走美国人,可是终究不敌西方各国的炮舰,终于明白攘夷是难以成功的。
就在此时,开港论充满了积极的色彩,希望通过开港能够让日本富强起来,继而培养使日本能够抵抗西方各国的能力,这样的观点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例如,伊腾博文 ⑧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在1863年悄悄地去英国留学。在伦敦等地看到的情况,使他认识到攘夷的举动是轻率的。
他反而认为攘夷是导致日本灭亡的方式。他说:“就算我们国民丰富了学识,可是假如自己的国家已经灭亡,那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立即回国,努力致力于反对攘夷论的工作。
17世纪荷兰商人居住的出岛
在17世纪末荷兰商人是惟一被幕府接受的欧洲人,即使是他们,也只能居住在长崎港口附近的出岛(画面中心那座四周建有白色围墙、只有一座小桥与本洲岛相连的岛屿),不能随意到日本境内活动。
走向世界
山口蓬春
明治四年的11月,日本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使节团出访世界,一方面以主动和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对各国国情做一番考察。随同使节团一同出发的,还有6名女留学生。使节团归国后呈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书,它成为日本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基础。
但是,西方各国在军事上的优越条件使日本国民感到恐慌,也开始不再信任幕府,这便促使日本国民开始寻求另一种政治体制来取代幕藩 ⑨ 制。
于是,以德川时代 ⑩ 完全成为形式上权威的天皇为中心的一元化的新的政权出现了。幕藩制度到天皇亲政这一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斗争,但是由于英明的日本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果断,终于用和平的方式,使幕府将军还政于天皇,开始了“明治维新”。
新的政权实施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政策,具体地就是开放门户,保持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展开富国强兵政策来确保国家的独立。
实行此政策的领导人都是极度富有想象力和领导能力的人,这也是日本的幸运。明治天皇的声明,即“五条誓文”中便充分地表现出了他们的进取精神。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年轻的明治天皇
1868年,15岁的明治天皇及其幕僚从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手中接过统治大权。明治天皇勇于接受西方风俗,从1872年起他就带头剪掉发髻,穿起西装,这张照片是他25岁时身着欧洲式军装所照的。
新式文明的冲击
同大久保利通一样,当英国朝气勃发的新面貌真切地摆在眼前时,一些有幸来此旅行的日本人在内心沮丧的同时,也对本国的落后与闭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对于创造一个足以让日本获得独立的强大国家所必须实行的措施,即使事先预想到很大的困难,这些领导者们依然能果断实行。
他们具有双重能力,一是在打倒幕府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敏锐的政治机智,另一点是在攘夷失败后到外国的学习观察中,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确定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必要。
例如,作为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扶植产业上费尽了心思。明治维新四年之后,大久保利通旅行欧洲时,看到了英国的工厂、道路、铁路,赞叹不已,沉痛地感觉到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差距。后来他曾说:“像我这样年近半百的人,今后已经无能为力,也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便惟有引退了。
大久保利通能够完全奋不顾身地去扶植民族产业,主要是因为他能够准确及时地掌握现实状况。
1871年(维新四年)之后,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实行中央政府委任县知事来统治。
这种制度的改革象征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并使德川时代那些控制大量土地的藩主实质性地失掉了自己的权利。同时,这种改革也废除了身份等级制度。改革开始后,明治政府停止了武士的俸禄,从而武士再也不能依靠身份来获取生活的保障。人们必须依靠职业,例如教员、官吏或实业家等来保障自己的生活。
明治政府还实施了国民享有平等接受教育机会的教育制度,日本振兴的大业不能单单只依靠少数的领导人,还必须要获得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国民一起来完成,这也是当时领导者们的思想意识。
面临新的改革
歌川广重
幕府时期各地诸侯拥有土地并利用土地捆绑农民、剥削农民的方式,在明治时期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改革者们认识到要改变日本农业生产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落后面貌,必须要抛弃业已千疮百孔的封建制度。
此外,明治领导者们还学习了西方各国军备制度的知识,吸取了德川末期军备改革的经验,不仅依靠武士来保卫自己的祖国,还要激励全国国民保卫国家的决心,以全新的思想创建了近代式的军队。
与此同时,明治领导者们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并废除了农民和土地的隶属关系。当时,有些人反对这样的彻底性质的改革,尤其武士们的反对情绪高涨,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内战,可是明治维新时期的领导者们以坚定的意志克服了这些难关。
近代的国家体制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在这种体制的基础上继续寻求工业的发展。
武士与火车
丰原国周
武士高超精妙的武艺不再是日本社会的有力支持,他们虽然并不甘心退下舞台,但武士刀毕竟难以抵挡社会的现代化步伐。
青山练兵场 梅堂小国政
明治维新的变革废除了日本封建时代幕府、地方大名及武士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随即近代式的国家军队就组建起来。青山练兵场于明治19年设立,第二年明治天皇即亲自前往阅兵。
第一,国家开始逐步建立铁路、电信、邮政等可以促进工业顺利发展的部门;第二,由政府出面,创办一些示范性工厂,用来启发民间兴办企业;第三,给予那些新兴企业家们贷款等援助;第四,政府还重视对一般国民的启蒙性质的工作,对于读报进行奖励,降低报刊的邮费,对向报社投稿实行免费,来帮助新闻界的发展。
这些政策促进了近代化所必需的国民思想的转变,比如从前的儒教道德鄙视金钱,而近代化的道德观念奖励赚取金钱等,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明治时期需要特别称赞的是明治政府努力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这一措施。英明的明治领导者们一致认为只有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才能使国家富强。
为了振兴近代工业,必须培养能够适应这一事业的人。就是在近代式军队里,也要求士兵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因此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明治时期的领导者们从教育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学校,普及教育,改变日本原本的教育面貌。
普及教育
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教育就是日本统治者极其重视的一个方面。在江户时代,日本为庶民建立了专门的教育机会——寺子屋,教授学生(包括女学生)基本的读写技能。
西洋音乐会
一旦下定了“求知于世界”的决心,日本民众就将它进行得十分彻底。在东京音乐学校1889级学生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中,乐器、服装,甚至连演出场景的布置都是完全西洋化的。
可是,那时的政府却无力支付设立小学的补助金,因此,由国民自行出资兴办了大部分的小学。
许多民众因为生活所迫,并不愿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然而政府却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就学率。地方上的地主也十分重视国民教育,将他们从德川时代积蓄起来的部分财富捐出来兴办学校。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出于培育地方文化的责任感。而在日本,从德川时代以来,一般民众就习惯到“寺院私塾”读书,有着尊重教育的强烈心情。
就这样,国民教育急速普及,到1912年(明治末年),日本的就学率已经超过95%。如今,当人们旅行到乡村,可以看到村中最好的建筑物依然是小学校的校舍,由此可以强烈地感觉到日本人民对于教育的尊重。
政府为了发展高等教育,高薪聘请外国教师,派遣优秀的日本学生到国外留学,大力培养学者。此外,从事教育工作者还有许多未能参加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自己来创办私立学校。利用教育事业来促进现代化的实现,这是日本近代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岩仓使节团的首脑
图中从左至右分别为: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腾博文、大久保利通。这几人是岩仓使节团的首脑人物,不但拥有冷静坚定的意志,更具备丰富广泛的学识,在经过出访世界的历练后,都成为明治政府中的精英和骨干。
改革的顺利推进,不仅仅依靠完成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还有一部分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就是其后出现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德川时代末期,曾在幕府翻译部门担任职务或者在各藩研究西方情况。他们没有参加过明治维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有像福泽谕吉那样从事近代化人才培养的事业;也有像大隈重信那样担任着官职;还有些像涩泽荣一样进入了产业界。他们虽然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有着一致的主张,那就是大胆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学习西方制度。
他们当中很多出身自武士阶层,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但这些条件反而成为他们从事新兴经济活动时的有利条件。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要从事新型的经济活动种类必须要具备一种冒险和探索的精神,而毫无束缚的经历和传统,使武士们更能勇于接受新事物,就像乘坐“咸临丸”横渡太平洋,冒险精神成了他们的推动力。
然而只依靠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先知们实现近代化还是相当困难的,还要有那么一群人们,能够继承这些先知先觉的人们,勇于为实现近代化而担负重任的人们。
从这点来说,日本近代化形成的基本因素就是:国民能够以“文明开化”为基础,主动而积极地学习西方的法律、科学、艺术以及宗教等有关的文化技术,并且努力应用于工作,积极储蓄,来积累日本近代化所必需的资金。
日本国民有着强烈的儒教道德感,他们的消费态度一方面把获得利润看为不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而奢侈是一种罪恶。这样虽然妨碍了产业的发展,但是也促进人们踊跃储蓄,从而又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明治维新领导者们决定开放门户,吸取西方的文明。国内普通的民众不仅没有抵抗,而且欣然接受这一现状,呈现出引进西方文明的热心态度,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轻视日本自我的文化遗产,一切都认为新兴事物才最好。
有一段文章是这样讽刺当时情况的:
“最近一段时期人们已经将‘文明开化’当作自己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掌握‘文明开化’这一译语内涵而谈论的人却非常少。只是经常听到人们说:‘听说把猪肉吃了就变文明了。’ ⑪ ‘你看,那位先生走在路上一直打着阳伞,真是一个文明人。’‘穿鞋走进屋子 ⑫ 文明得真是叫人无法忍受。’这些都是不了解文明的原意,只是把胡乱一些听到的、看到的新鲜事物当作‘文明开化’,这样的确会出现意料不到的错误。”
对于海外的商品,人们竞相购买。一些人认为应该改革日本文字,还有像森有礼那样的人,希望废除汉字,改为罗马文字。
有些人提倡改善国民的体质,他们认为“就算日本人天生聪明,可是毅力贫乏,这是因为不吃肉的原因。”因此,在日本人婴儿时期就给他们喂牛奶,并让他们吃牛肉长大,日本人也一定可以变成很有毅力的国民。因为“牛是一种反应迟钝的动物,吃反应迟钝的牛肉长大,也一定会形成牛一样的耐力。”还有人提出要同外国女人结婚,改善国人的人种。
那时期的日本国民希望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东西。当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作用,然而主要还是让日本更容易吸纳西方文明,加快近代化进程。这种局面似乎与德川末期那时候的攘夷运动大相径庭,可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就体现了这种主动吸取外国文明的精神。
长期以来,日本人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精神。正面来说,是日本人能够以宽宏大量的胸怀面对其他文明;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沉醉于对外国文明的模仿。历史中的日本曾长期醉心于中国,将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输入日本。
日本最初的宪法(即《十七条宪法》)就是圣德太子 ⑬ 用汉字书写的,而且圣德太子还将中国服装引进到日本,收集大量中国物品,甚至希望生活全部中国化。同样的道理,16世纪当西欧的文化冲击到日本,国人也同样地积极吸收西方的文化。
显微镜与望远镜
由西方传来的显微镜与望远镜在日本民众眼前打开了他们从未意识到的宏观与微观世界。
关于西方生活方式的指导书
在盲目追赶西方文明的潮流中,日本出版了大量指导性的书籍,旨在帮助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和学习西方时髦的生活方式。
查询一下当时的文献,就可以发现当时来到日本的那些传教士十分惊奇洋枪在日本的普及,并因此认为日本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日本人对外国之所有抱有这样的态度,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日本国家附近,没有威胁它的大国,只有一个相隔很远却可以为它带来文明的中国,那时候,古代的中国拥有世界上非常先进的文明,因此,学习中国,对日本来说是莫大的恩惠。
由于历史上交通的限制,日本虽然与中国隔海遥望,但是中国无法统治日本,长期以来,日本人从这样的历史状况中形成了对外来文明的毫无警惕,甚至主动吸纳的性格。
当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于19世纪威胁到日本时,因为日本人担心国家独立的丧失,也曾强烈地反抗。可是当他们发现吸纳外国文明可以促进国家的独立,日本人便变得十分热衷于吸纳西方文明。随着对于西方文明理解的加深,日本人越来越感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甚至开始欣赏西方文明。
圣德太子及其两个儿子
作为日本政治上最开明的政治家之一,圣德太子于公元607年主动派遣使团前往中国,首度为日本汲取中国文化建立了渠道。
日本人从希望独立的角度越来越能理解西方文明的优越,从他们对待大津事件 ⑭ 的态度上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
1891年(明治24年),当俄国皇太子访日时,一个国粹主义者的警察将其刺伤。日本国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遗憾,他们从日本各地给俄国皇太子带去了慰问信和慰问品,还向俄国国内的皇帝致电表示深切的遗憾。日本国民因为这种对外国客人不礼貌的行为感到发自内心的愧疚。
这件事当中,针对围绕审理此案的官员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日本政府更加担心是否会因为此事被外国找到借口,因此政府希望采用对皇室犯罪的最严厉的法律对犯人处以死刑。可是,这个时候,大审院 ⑮ 院长儿岛惟谦完全不屈服于这种政治压力,力争维护司法权独立,以法律正义的原则对被告判以无期徒刑。这些审判官员们胸怀“日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样的自豪感,本着独立精神而做了他们认为非常正确的事情。这也许可以表明日本国民对俄国皇太子态度友好,同时也展现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优良的一面。
日本领导者们没有采用引进外资的方法,是害怕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可是他们找到另一种方法,通过高薪聘用外籍人员来输入外国技术。
一时间,日本国内法律、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充斥着“聘请来的外籍人员”。这些被聘请来的外籍人员在日本认真工作,不仅给日本带来了需要的技术知识,还起到了参谋的作用。
他们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芬诺洛萨 ⑯ 一方面在日本教育界努力工作,一方面还将日本的美术传播到了欧洲;再比如,外务省聘请的丹尼森,他曾经以随员的身份参与了朴次茅斯会议 ⑰ ,对当时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外交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当时讽刺他说:“你将自己当作了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他的行为完全像一个日本人。
“聘请外籍人员”的政策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局面,是因为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和外籍人员那种忠于职守的西方式的道德观念,这是日本人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
另外,在那个历史时期,排外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和日本尚未兴起,对于日本来说,这也是十分幸运的事情。
先进技术的利用
具有汲取异国文化经验的日本,深知如何驾驭外国精英和技术来为本国服务。19世纪80年代,札榥电话局已经引入全套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话交换设备。
西式钟表
岩仓使团考察西方结束后,为天皇带回一些西式钟表,从而也将更精确的历法——太阳历介绍给日本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