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CHAPTER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及货币价格

我们通常根据一个人所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数量判断他是富有还是贫穷。然而，社会分工一旦完全确定以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就只能供应他所享受的上述物品的很小一部分，其中绝大部分必须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得。于是我们只能根据他所能支配或购买的他人劳动的数量判断他是富有还是贫穷。所以，任何商品的价值，对拥有它而又不想自己使用、想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人来说，等于该商品能使他支配或购买的他人劳动的数量。所以，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一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对于想要获得它的人来说，是为了获得它付出的艰辛和烦恼。一件物品对于已经得到它而想处理或用来交换其他物品的人来说，它的实际价格，是它能为自己节省而又转嫁到他人身上的艰辛和烦恼。用货币买到的或用货物交换到的物品都是以劳动为代价，我们获得的物品和我们自身付出的劳动几乎是相等的。那些用来交换的货币或货物节省了我们的辛苦，是因为它们包含了特定数量的劳动，所以我们能够交换当时认为包含同等数量劳动的东西。劳动是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用来购买世界一切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财富的价值，对于那些拥有它并想用它来交换其他物品的人来说，正好等于它能使他们购买或支配的劳动的数量。

就像霍布斯先生所说的，财富就是权力。可是，获得或继承一大笔财产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或继承民政或是军政权力。财产也许能够提供他获得民政和军政权力的手段，可是并不绝对能使他得到它们。财产能够直接提供给他的是购买的权力，即对当时市场上所有劳动或劳动产品的一种支配力。他的财产的数量和这种支配力的大小精确地成比例；或者说与他所能购买和支配的他人劳动、也就是他人劳动产品的数量，精确地成比例。一件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总是精确地等于它对其所有者提供的这种支配力的大小。

虽然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可是商品的价值一般却不是用劳动来衡量的。确定两种不同劳动之间的比例往往是很困难的。仅靠支出在两种不同工作上的时间往往不能确定这种比例。工作的难易程度不同，所用的技巧不同，这些都必须予以考虑。一个小时的困难工作比两个小时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更大的劳动量；或者说，花10年才能学会的行业的一个小时的劳动比普通行业的一个月的劳动量可能更多。然而，很难找到精确衡量这种差别的办法。当然，不同种类劳动的不同产品相互交换时，一般也会考虑到劳动的难易程度和所需技巧，然而这不是用精确的尺度来衡量的，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根据日常买卖的大概而不是精确计算的那种等价交换。

因为每种商品更经常地是同其他商品而不是劳动相交换，也就是和其他商品而不是劳动相比较，所以人们更自然地用其他商品的数量而不是用劳动的数量来衡量其交换价值。一般人更容易理解某一数量具体商品的价值而不太理解某一数量劳动的价值。前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物品；后者是抽象的概念，就算它能够被充分地理解，也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

当物物交换结束、货币成为商业上的通用工具时，每件商品更经常地同货币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屠夫不再带着他的牛羊肉到面包师或酿酒师那里去交换面包或啤酒。他把肉拿到市场上，用肉交换货币，然后用货币交换面包或啤酒。他用肉交换到的货币数量也规定着他所能购买的面包或啤酒的数量。所以对他来说，更显而易见的是用货币的数量（即他用肉刚刚换来的商品的数量）来衡量他的牛羊肉的价值，而不是用面包或啤酒的数量（即他只有通过另外商品的介入才能交换到的商品的数量）来衡量；更确切地说，他拥有的肉每磅值3便士或4便士，而不是值3或4磅面包，或是3或4夸脱淡啤酒。所以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更多地用货币的数量来衡量，而不是用它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来衡量。

但是，金和银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有时便宜些，有时昂贵些。特定数量的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往往取决于当时已知的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16世纪，美洲发现了丰富的矿藏，使欧洲的金银价值比原来的价值下降了大约1/3。因为把这些金属从矿区送到市场所花费的劳动较少，所以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也较少。金银价值上的这次变动也许是最大的，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次。本身数量不断变化的自然尺度，像一步的长度、伸开两臂的宽度或一手所握之重，绝不能作为衡量其他物品数量的精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绝不能成为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相等数量的劳动，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劳动者来说具有相等的价值。按照他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的自然状态，以及技能和娴熟程度，他必然总是付出相等数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不管他获得回报的物品的数量多少，他所支付的价格总是相同的。虽然这种劳动所能买到的物品的数量，可能时多时少，但是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购买它们的劳动的价值。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只要是花费大量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就低廉。所以，唯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的、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随时随地拿它来衡量和比较。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可是，虽然等量劳动对劳动者来说价值相等，但在雇用他的人看来，其价值却似乎时大时小。他有时用较多量、有时用较少量的物品去购买同等数量的劳动，于是对他来说，劳动的价格也同其他所有物品的价格一样是不断变化的。在他的眼中，劳动似乎在某些场合贵些，在另一些场合便宜些。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在前一场合物品便宜了，在后一场合物品贵了。

所以，按照一般看法，劳动也像任何商品一样，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劳动的真实价格就是为得到劳动而给予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劳动的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是富有还是贫穷，报酬好还是坏，与他的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而不是与名义价格成比例。

商品和劳动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之分，不单纯是一件理论上的事情，有时在实践上也有重大的用处。相同的真实价格总是具有相同的价值，但是根据金银价值的变化，相同的名义价格有时具有非常不同的价值。所以，假设一个人要以永久租佃为条件出售地产，如果要使地租的价值永久不变，那就不能把地租定为一定数额的货币。如果用定额的货币规定，地租的价值难免会发生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由于同一面额铸币中在不同时代所含的金银数量不同而引起的价值变化；第二，由于同样数量的金银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价值而引起的价值变化。

一个国家的君王往往通过减少铸币中的纯金属含量而获得眼前利益，却从来想不到增加纯金属的含量。所以，我相信所有国家铸币的纯金属含量都在不断减少，而没有任何增加。这种变化总是逐步降低货币地租的价值。

美洲金银矿藏的发现使欧洲金银的价值降低。人们普通预测（虽然我不知道任何可靠的证据），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并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根据这种预测，货币地租的价值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尽管货币地租不是规定用一定数量某种面额的货币来支付(例如，多少英镑)，而是用多少盎司的纯银，或一定成色的白银来支付的。

即使在铸币的面额没有任何变化的地方，用谷物规定的地租也要比用货币规定的地租更能保持地租的价值。女皇伊丽莎白在位第18年所颁布的一项法律条文规定：所有大学的土地地租，其中必有1/3是以谷物缴纳的，或者要按当时的市场时价把谷物折算成货币再缴纳。若是像布莱克斯博士那样做一番详细的计算，地租中谷物折算成的货币额度，最初可能只占地租总数的1/3，但现在已经普遍升至其他2/3以货币缴纳的地租的两倍。也就是说，各大学地租中以货币缴纳的那一部分，几乎已经降至原来价值的1/4，或者说，至少不会超过其原来所值谷物的1/4。就英国的情况而言，自菲力普和玛丽当政以来，铸币的面额几乎很少变动，各个时期以来同一数目的镑、便士和先令中包含了数量非常接近的纯银。所以说，英国各所大学地租价值的跌落，实质上全部要归因于白银价值的跌落。

当银价跌落和同一面额铸币的白银含量减少相结合时，损失就会更大。苏格兰的铸币面额比英格兰的铸币面额经历了更大的变化，而法国的铸币面额又比苏格兰的铸币面额经历了更大的变化，这样，一些地租昔日本来具有很大的价值，现在却几乎一钱不值。

在相隔很久的时间里，等量的劳动更可能用等量的谷物而不是用等量的金银购买到。相等数量的谷物，在相隔很久的时间里，具有几乎相等的真实价值，能使持有者购买或支配几乎相等数量的他人劳动。但是我只是说，等量的谷物比等量的任何其他商品更有可能购买等量的劳动；因为就算是相等数量的谷物也不可能购得绝对相等数量的劳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或劳动的真实价格，正如我下面将要说明的那样，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大不相同的。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进步的社会比停滞的社会多一些，停滞的社会又比退步的社会多一些。然而，每一种其他商品在某一具体时间所能购买的劳动的数量总是和它在当时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成比例。所以，用谷物规定的地租，只受一定数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变化的影响，而用任何其他商品规定的地租，不仅要受一定数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变化的影响，而且还要受一定数量的该种商品所能购买的谷物数量变化的影响。

虽然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来看，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化比货币地租要小得多，但是从一年到一年来看却要大得多。正如我在后面将要说明的那样，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逐年随着谷物的货币价格而波动。它不与谷物暂时的偶然价格相适应，而是与谷物的一般平均价格相适应。我在后面也将说明，谷物的一般平均价格，又受到银价的支配，受银矿的富饶程度，或受把银运到市场所必须雇用的劳动量的支配，所以也受所必须消费的谷物量的支配。可是，虽然银价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变动很大，但从一年到一年却变动不大，往往在50年甚至100年中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所以，谷物的一般平均货币价格在相应长的时期内也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劳动的货币价格也是如此，只要社会在其他方面保持相同或大体相同。而这期间，谷物暂时的偶然价格却经常有很大波动，这一年比上一年高出一倍是常有的事，例如，从每夸特25先令涨到50先令。但当谷价涨到50先令时，不但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上升，谷物地租的真实价值也比从前高出一倍，或者说能购买双倍数量的劳动或大部分其他商品。在这些波动中，劳动的货币价格和大多数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保持不变。

因此，劳动是唯一普遍的、精确的价值尺度，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用来比较不同商品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不能用白银的数量来衡量不同商品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真实价值，也不能用谷物的数量来衡量不同商品从一年到一年的真实价值。但是我们可以用劳动的数量准确地衡量它们。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来看，等量的谷物比等量的白银更能支配等量的劳动，所以谷物是比白银更好的衡量尺度。反之，从一年到一年来看，因为等量的白银比等量的谷物更能支配等量的劳动，所以白银是比谷物更好的衡量尺度。

区分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对订立永久地租或者缔结长期租约有用，但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交易却用处不大。

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之间存在正比关系。比如，在伦敦市场上出售一件商品，你能卖得的货币越多，它在同一时间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就越多。所以，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货币是商品真实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然而唯有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才是这样。

不在同一地点的商品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之间不存在这种比例关系，从一地向另一地贩卖货物的商人只考虑其货币价格，或者说，只考虑购入商品所用的银数和卖出商品所得的银数之间的差额。例如在中国广州，用半盎司白银所能购买的劳动或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可能比在伦敦用一盎司白银所能购买的更多。所以对在两地出售同一种商品的人来说，在广州售价半盎司的商品，也许比在伦敦售价一盎司的商品更有价值。但是，如果一个伦敦商人在广州用半盎司白银买入一种商品，然后在伦敦以一盎司售出，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好像广州和伦敦的银价一样了。至于广州的半盎司白银比伦敦的一盎司白银能购买更多的劳动或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只关心在伦敦一盎司白银总能比半盎司白银购买双倍的劳动或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

因为商品的名义价格即货币价格最终决定一切交易的合算与否，所以人们更重视名义价格而非真实价格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本书有时候需要比较某种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真实价值，或者说，它在不同场合赋予它的所有者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力。这时我们所要比较的，不是它出售所得的不同数量的白银，而是这些白银所能购买的不同劳动量。由于很难确切知道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劳动时价，而谷物的时价由于历史学家和作家们的经常注意，却一般知道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就使用谷物的时价。这不是因为它总是同劳动时价保持完全相等的比例，而是因为它是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一比例的最接近的近似值。

随着产业进步，各商业国发现同时使用几种铸币的好处。对于大宗交易，他们使用金币；中等交易使用银币；小型交易则使用铜币或者更贱的金属。在几种金属中，他们往往选用一种作为主要标准。并且他们往往选用最早用于交换中介的那种金属作为标准。即使后来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也仍旧保持原来的选择不变。

据说罗马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5年才开始使用银币，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使用铜币。后来虽然有了银币，但是仍旧采用铜作为价值标准。例如他们的货币阿斯和塞斯特斯，阿斯就是铜币的名称；塞斯特斯虽然是银币的名称，但是其含义却为2.5个阿斯，所以仍旧是铜本位。在古罗马，说一个人富有，往往称呼他是拥有很多铜的人。

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国的北方民族，似乎只知道使用银币，此后多年也没有金币和铜币。在英格兰，一直到爱德华三世时，才开始有金币；而在詹姆斯一世前，连铜币也没有。也就是说，长期使用的都是银币。所以我相信在英格兰，以及其他现代欧洲国家，基于同样的理由，都是使用银子来记账；衡量一个人的财产时，我们不说他有多少几尼金子，而说他有多少磅银子。

我认为，各国最初认定的法定支付手段，都是作为价值标准的那种铸币。在英格兰，金币长期以来不被承认是法定货币，金币和银币的兑换关系，不是由法律公告规定，而是由市场交易决定。债务人如果用金币偿还债务，债权人可以拒绝；或者双方对金币约定一个市场价格。而铜币早已不是法定货币，只能兑换一些小额的银币。在这种情况下，本位金属和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就不仅仅只是名义上的了。

后来，随着人们逐渐习惯同时使用各种铸币，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更为人熟知和接受；这时候，各国发现确定这种比例关系很容易，就颁布法律，规定多少重量和纯度的几尼可以兑换21先令。也就是规定本位金属和非本位金属之间的确定比例关系。这样，只要在这种法定比例一直有效的情况下，本位金属和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就只是名义上的了。

但是，如果这种法定比例发生变化，本位金属和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又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了。在一切账目、债务都用银币计算的场合，如果1几尼金币的法定价格，上升为22先令或者下降为20先令，则如果用金币偿还债务，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上升为22先令的时候，所需要的金币就会少；在下降为20先令的时候，所需要的金币就会多。而如果仍旧用银币偿还债务，就不会有这种变化。这样，似乎是用银来衡量金的价值，而不是用金来衡量银的价值。这种差别完全是因为人们习惯使用银币记账，银是本位金属而金不是本位金属。

再例如一张德拉蒙期票，标明25几尼或者50几尼。如果法定比例发生变化，则如果用银币支付，就会发生很大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又似乎是金的价值稳定而银的价值不稳，用金来衡量银的价值，而非用银来衡量金的价值。所以，如果人们都习惯用金币记账，那么金就成为本位金属而不再是银了。

在某一种法定比例持续有效时，各金属铸币的价值，其实由最昂贵金属的价值决定。例如在英格兰，12便士铜币本应含铜0.5磅，但是由于磨损，或使用劣质铜，其实价值还不到7便士；但是法律规定12便士铜币兑换1先令银币，于是它在市场上就被看作值1先令银币，并且随时可以兑换成1先令银币。再说最近的金币改革，在此之前，金币，至少是伦敦以及附近周边流通的金币，比起大量磨损的银币来说，价值很少跌落到标准以下；金币改革之后，政府更模仿邻国，采取手段使金币尽量接近标准，并且规定政府部门只能按照重量接受金币——只要这个命令一直有效，就可以维持金币的价值不变。而银币则继续不断磨损。但是在市场上，21先令这种磨损的银币，仍旧能够兑换1几尼足值的金币。这样，这次金币改革显然抬高了能和金币兑换的银币的价值。

需要指出，对商品的货币价值，我总是理解为商品出售后获得的纯金或纯银的数量，而根本不在意铸币的名称。例如，爱德华一世时的6先令8便士，我认为等同于现在的1英镑，因为它们包含相等数量的纯银。 P/AdhcbqVTroGBcheqF/1r4ljjuoS2xQRzFMcGtF+djjF+YVkxRD63VLAf1Lgw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