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停被人怀念，正是因为在他周围有一个群星璀璨的教授团，也因为蔡元培引领群星，利用这所没落的书院，唤醒大学精神的精髓。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正在办《新青年》。《新青年》作为一个新思想的阵地，在全国影响很大。陈独秀虽然是新思想的代表，但是他的传统学术根底深厚 16岁就考上了秀才，传统的旧学基础非常好，在文字学方面颇有造诣。北大正需要这样的新人物，蔡元培看中了陈独秀，便希望把陈独秀请到北大来。陈独秀虽然在上海办报，但经常会到北京来。于是，陈独秀再一次赴京时，蔡元培打听到了陈独秀的住处，之后几乎天天登门拜访。有时去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将他叫醒，自己便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安徽同乡、出版家汪孟邹回到上海，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陈独秀原本看不上名声糟糕的北大，不愿接受这个邀请，但架不住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的诚意，终于被打动。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履历是蔡元培代为填写的，其中多有不确实之处：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这份公函当日发出，13日，教育总长范源濂就签发了“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样一份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让陈独秀顺利进入北大。这是他整顿北大的第一步，他立意从文科的整顿做起，延聘教员则从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精神。在他眼里，当时的陈独秀正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事实证明，蔡元培这着棋走得很对。随后陈独秀又介绍了胡适等人，北大文科的局面马上被打开。
梁漱溟也被他聘为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起因也只是蔡元培在《东方杂志》读到过梁漱溟的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到以后很感兴趣，觉得写得很好，当即决定聘请他。梁漱溟仅为中学毕业，据说考北大也没考上，按现在的话说是北大的落榜生，他死活都想不到有一天会到北大任教，所以刚接到邀请时左推右推不敢去。据梁漱溟在《忆往谈旧录》中回忆：“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
青年梁漱溟由此踏上北大的讲台。
当年蔡元培写信给在法国的朋友，请他们帮助物色文学、哲学、美学方面的教授，“拟于各门研究所，以一本国学者为主任，而聘一欧洲学者共同研究；讲授则本国学者任之。此本国学者，以大学毕业后，再在英、法、德等国研究数年者为合格。”此信公开发表在 8月15日出版的《旅欧杂志》上。
就这样，留欧归来的李四光、王世杰、丁燮林等各个学科的学者陆续进入北大。仍留着一个小辫子的辜鸿铭其实不是蔡元培聘来的，但他没有辞退辜鸿铭，仍聘他为英文教授。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说：“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学问的兴会。”这正是他整顿北大的第一步。
一时间，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梁漱溟、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马寅初、沈尹默、辜鸿铭、熊十力、陈垣、陈大齐、周鲠生、萧友梅、沈兼士、陶孟和、王世杰、陈启修、高一涵、朱希祖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先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在理工科方面，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被蔡元培聘请为理科学长。此外，他还聘请了知名学者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秦汾、何杰、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冯祖苟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
此时的北京大学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气氛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北京大学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 76人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 43人，占 56.6%；50岁以上者仅 6人，占7.9%。而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当时只有21岁，刘半农、胡适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 38岁。这样一支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北大气象焕然一新。他的现代大学改革理想“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开花结果。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
那时的北大课堂，两位老师可能同时上课，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蔡元培也期望学生在听过这些不同观点之后，自己有一种思考、判断和选择。师生们虽然互相在政见上、学术意见上不一致，互相对立甚至互相谩骂，但是没关系，因为他们是在这里讲学问。
知名学者黄侃，狂狷、孤傲、好读书、好骂人、不拘小节、桀骜不驯、特立独行、性情乖张，号称疯子。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黄侃说：我之所以能待在北大，是因为有蔡元培，蔡校长。虽然我也不喜欢蔡元培，但他有新思想。我也知道，如果我在北大都待不下去，全中国也没有地方能够容纳我。蒋梦麟也说：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
陈独秀在蔡元培“三顾茅庐”之后，带着《新青年》杂志迁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和《新青年》的主编。《新青年》由此从上海搬到北京，也标志着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营垒从上海迁来北大。经过一年的发展，《新青年》的发行量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 1.5万份以上。
1917年的报纸对北大的评价就完全变了，对北大刮目相看。五四运动后更不用说。所以林语堂说，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蔡元培比任何人大。许德珩则说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大，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
1917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建 20周年纪念时，吴梅教授撰写了一首二十周年纪念歌：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蔡元培1920年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他比谁都清楚教育部的规定，那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他称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称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