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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即“德先生 ”（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 ”（Science，科学）。这两位“先生”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其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更有地位，但“德先生”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
（文 /何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