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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共有高校108所，学生41768人，教员 7205人，其中教授 2801人——而在 2007年，中国已有 2371所高校、在校生 2700万人、专任教师 116.83万人。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先生。第六任校长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文章《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莎菲、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都因此而获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有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通过教学、发表文章和参与社会事务，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爱国、改造社会的先生。
在清华，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钱锺书入学即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延聘华罗庚，增设工学院，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他的理论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
“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包括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的南开系列学校，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他亲自编剧、导演、演出文明戏，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曹禺。他请到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名师，教出后辈声乐家。他倡导“公”、“能”教育，提倡大家都为中国的事情尽份责任，不要“你赖我，我赖你”，“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1917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师从蔡元培的黄炎培，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为个人谋生，个人服务社会、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其后更办校无数，桃李满天下。黄炎培是把教育与职业紧密相连的务实先生。
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1925年后转向乡村教育运动，服务占乡村人口90%的乡村文盲。1926年，以晏阳初任总干事的河北定县试验总结出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在全国推广。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试图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然后由他们去办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生活。但1930年 4月，学校被封闭。他们是志在改造乡村的平民先生。
除了中国先生，亦有外国先生。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好。他执掌的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大学亦请到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名师。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不但没有处分学生，还召开全校大会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其深明大义如斯。
路易 ·艾黎，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 ·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办学思想。在此9年，他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为保护学生跟驻军争吵，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在中国待了60年。
赵元任陪罗素在中国讲学一年，徐志摩陪泰戈尔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在中国讲演200多场，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教书数年，这些都丰富了当时中国先生的内涵。在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这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才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