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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社会团体、经济组织或国家能够做到既进步而又繁荣？自从人类的历史出现政治、经济、社会等机构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吸引着学者、企业和政府的注意。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到政治学等不同的领域，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研究各种成功和失败的个案，希望借此了解决定成败的关键。近年来，这类研究的焦点转到了“国家”之上，并以普遍被称为“竞争力”（competitiveness）的一种标准进行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间，由于国际化竞争的程度大为提高，许多国家和企业之间也有重大的势力消长。政府和企业因此不可避免地卷入一场激烈的争论，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提高竞争优势。
过去，我一直对于“国家竞争优势”这个问题持保留态度，我的研究主要也在于了解企业。对我而言，产业竞争的本质及竞争战略原理，才是研究的核心。因此，在我早期的研究中，如1980年的拙作《竞争战略》，主要谈的是产业结构，以及产业间如何选择最有力的竞争地位。在1985年的《竞争优势》 里，我提出了一个可以了解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架构，并对如何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行了讨论。而在1986年的《 全球产业竞争 》（Competition in Global Industries）里，我将前述的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挑战中。虽然国际化的竞争战略是国家竞争优势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在前述几部著作中，我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产业和企业；在此理论架构中，政府虽然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却相当有限。
当里根总统任命我为直属白宫的产业竞争力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成员时，我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个委员会由企业家、劳工领袖、学术界人士和前政府官员组成，目的是考察美国的竞争力。这个委员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讨论美国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最后从政治角度提出一份考虑周密、能够平衡各方观点的研究报告。
我个人在这段期间认识到，各界对“竞争力”的定义还缺乏共识。对企业而言，竞争力意味着凭借全球化战略在世界市场中竞争的能力；许多国会议员则认为，竞争力指的是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上实现顺差；有些经济学家又有另一套说法，他们认为，竞争力意味着根据汇率变动作出调整，形成低廉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由于各方对竞争力的认识不同，大家花了不少力气讨论究竟是否有竞争力的问题。最后这个委员会的报告由于没有达成共识，故影响甚少，也没有促成实际行动。对于竞争力的辩论仍在继续，迄今还没有消退的迹象。
然而，不论采用哪一种竞争力定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理论来解释竞争力。国家和企业的特征虽然很多，却未能被加以区分或统一。此外，许多对竞争力的解释是根据假设而来，和实际竞争之间又隔了一段距离。这也导致这些理论不被大家接受，对我而言，要把这些众说纷纭的观点，以及自己在跨国企业工作、研究和实际的经验加以整合，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
然而，一些主张以企业战略和政府政策来提升竞争力的建议，同样有缺失。这些建议是从它们所各自定义的竞争力出发，既不一致，也不清楚。从我长期研究、熟悉企业运作的角度观察，这些建议反而对生产力有害无益，起相反的作用。
我之所以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逐渐确信，在企业竞争的成功上，国家环境确实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有些国家所提供的环境似乎比其他国家更能够刺激产业进步和升级。我相信，由于“国家”这个因素可以凸显竞争优势是如何被创造并得以保持的，所以了解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角色，对企业和政府部门都有益处。
本书中，我的重心在于了解：什么是国家的竞争优势？在一些特殊产业里，国家的哪些特征有利于提升本国竞争优势？对公司和政府有何意义？这套理论的核心是单个产业的竞争战略原理。熟悉我之前工作的人应该对这些理论不会感到陌生，尽管我们可以识别出适用于许多产业的国家特征，但过去的经验却告诉我，这些特征在实际竞争中往往由于特定的产业环境、选择及结果而显得并不突出。
尽管从总体经济视角来了解如何获得竞争的成功可以给人以许多启迪，但在这本书中，我决定选择一个不同的切入点。我的理论从单个产业和竞争者切入，而后逐渐发展到一个经济实体，从汽车、传真机、会计师事务所、滚珠轴承等个别产业的竞争优势得失来看成败。国家会影响到它的公司在某些特定产业的成功，而数以千计个别产业的竞争结果，又能折射出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进步能力。虽然从产业的表现来推出整体经济的表现，我们必须避开一些思维上的陷阱，但我相信，应用此方法，将丰富我们对一国经济进步原因的认知。
这本书并不是要将竞争抽象化，而是力图把握现实竞争复杂而丰富的内涵。我试着将影响企业行为和经济进步的诸多因素整合在一起，但所获结果相当复杂，可能无法令喜欢寻求简单答案的人满意。然而我相信，简化的答案往往会把问题内部一些重要的部分掩盖掉。
本书的理论涉及多个领域，虽然其核心是竞争战略理论，但也应用到像技术创新理论、地缘经济学、经济发展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政治学、工业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这种学科整合是以往比较少见的。
由于我研究的主题涉及大量的学科文献，很难列出一份完整的文献清单，我也不能提供有关这个主题的全面的学术回顾，但我还是尽可能列出一些在不同领域内与本研究相关的前人的研究观点和有影响的人物。
为了要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并且将它与实际情况结合，我设计了一个能包含多种形态的国家，并能清楚呈现它们内部产业竞争的研究计划。我认为，如果研究重点只放在一两个国家或有限的少数产业上面，我们很容易将一些特例误认为一般性通则，这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我所选择的10个国家，其特点与经济形态具有相当大的差异。
本书的理论性质和我所采取的方法使本书成为一本厚厚的大部头专著，这使我感到很遗憾。不过，由于理论必须以事例验证，同时也要为企业人士与政策制定者提供实际的应用参考，本书布局的复杂实有必要。为了协助读者建立阅读本书需要的理论基础，第一篇是理论介绍的部分，我也提供了相当多关于竞争战略原理的概要。第二篇讨论产业，我以4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业个案，以及在国际竞争中日渐重要的服务业（但是过去的研究却经常忽略）来解释竞争理论的实际应用。第三篇谈的是国家，将竞争理论应用到8个我们所调查的主要国家（未包括新加坡和丹麦）。这一部分丰富而详细地介绍了产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成功，并带动国家的经济进步，进而改变国家的经济形态。一方面，竞争理论充分解释了各国的经济是如何在战后由盛而衰，或是由弱而强的情形；另一方面，由各国情形归纳出来的通例，使得竞争理论可以进一步分析国家的经济应该如何往前发展。第四篇谈的是应用，在这部分里，企业与政府将可参考如何将竞争理论应用在它们的战略和政策上面。本书的最后一章谈的是如何用这套理论来识别一些会支配各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问题。
读者可以视个人的需求而选读不同的篇章。我建议绝大多数的读者应该先看前面4章，至于详细程度，则根据个人的背景或对这个理论的兴趣而定。有兴趣了解产业发展过程及其与竞争理论关系的读者，应该阅读第二篇。因此，企业领导人不可不读第二篇，而一般读者则应至少略读其中内容。因为，第二篇提供了几个重要的案例，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一个国家的产业形成并在国际上竞争成功的过程。这也是本书后续章节主要参考的框架结构。
至于第三篇，读者可根据个人的特定兴趣，从我所讨论的国家中挑选出一些来。所有读者都至少应该阅读第7章的前半部分和第9章的结论部分。第7章介绍本书在描述各国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结构，第9章的结论部分则是将所调查的国家依类型比较。读者也可以看看相关国家的经济情形，顺便了解竞争对手国家的状况，以及一些原本并不清楚的国家。当读完这些后，所有的读者应该阅读第10章，这一章是把研究的材料延伸为理论，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如何进步，所讨论的是各国面对的重要议题。这部分在第13章有更完整的介绍。
第四篇主要是为企业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相互沟通的参考架构。在第11章中，企业领导人可以了解到如何以竞争理论制定公司战略。关心或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读者可以参考第12章。第13章则列出各国在追求经济进步时将会面对的主要课题，读者可以依据个人需要，选读适合的主题。由于这一章所讨论的是如何以竞争理论识别国家经济进步的限制与障碍，因此读者不但可以从讨论他们本国的问题中受益，而且也可以了解其他国家在不同环境下所面临的问题。本书的结论则包含作者在这个研究中的一些心得。
另外，本书提供了基本的论据和实证结果。学者和研究人员可以从文献中找到参考依据（有关理论的技术评论及同前人研究的关系，详见注释）。本书的研究方法在第1章和第7章，以及附录I中，都有详细介绍。
必须强调的是，本书的目标并不是针对单一特定国家进行解释，而是提出一个可以更广泛解释国家竞争优势的原则。在这里，我努力排除美国人看世界的偏见，至于成效好坏，就必须由读者自行判断了。我也希望读者不要单就第13章分析各国所面对的问题而断章取义。我必须申明，在进行这项跨国研究中，我对特定国家特定议题的了解，绝不会比相关领域的专家深入。我也不认为我能完全了解其在政治上与社会上的复杂作用。本书绝不是为各国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政策指导，而是要提出能包含各国特色但又普遍适用的思考原则。我希望，不同背景、持不同观点的读者都能借助这本书的理论观念，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里进一步得出特定的含义。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世界局势正面临激动人心和异乎寻常的变化。这段期间最著名的趋势有关1992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加拿大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英国一揽子新政策提议、日本和德国的税制改革、美国引人争议的新贸易法案，以及东欧各国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巨大变动，所有这些事件都对经济发展造成难以估计的影响。
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直接分析这些重大时事的影响，而是要提出一个可以理解这些事件本末的理论。事实上，本书历史研究的发现之一就是，尽管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几个要素，其重要性反而比我最初设想的更加稳定。许多原理都是独立于时事之外的。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会介绍如何用竞争理论来解释1992年欧洲共同体（当年，欧洲共同体更名为欧洲联盟）的发展，但是若要完整分析当前欧盟的发展，则应留待其余的专业人士来探究。
可能有人会认为本书的某些观点有争议。我也并不力图回避这些争议，而是以充分的证据提出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当本书完成时，我必须说明其中的见解与传统的自由派及保守派立场相左，这些立场与对待问题的观点往往是他们特殊哲学立场的写照。我发现严谨的反托拉斯法、严格的健康与安全法规、倡导人力资本上的大量投资等观点与传统的自由学派的立场一致。但我的证据却强烈质疑复兴病态产业的政府干预，限制竞争的管制、限制进口，对长期资本收益课税的政策。我相信仍有少数读者无法认同我的发现，但我依然希望这本书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没有来自各方的协助，这本书势必无法完成。本书所进行的是一个标准的全球研究，它所探讨的是广泛的国家和产业，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的研究小组自1987年在哈佛大学成立，开始讨论计划的原始构想与指导原则。这个小组共有24位成员，分别来自9个国家。在他们当中，韩国小组和日本小组竞争激烈，每天还比谁收工的时间更晚；瑞典小组和丹麦小组不断讨论彼此的相似和差异之处；而德国、瑞士、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则交换他们国家如印刷机、包装机械等产业实力的数据资料。所有的成员在一套共同的研究方法下，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认识，而更了解自己国家。
这个计划的总协调人是迈克尔 · 恩赖特。他协助建立并组织了整个项目，并且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各国穿梭、对各国的研究成果进行指导。整个研究过程中，他不但是重要的咨询对象，而且在我准备手稿的阶段，也出力甚多。类似这种规模的研究，绝不能缺少像恩赖特这种优秀的研究人员。目前恩赖特已获得哈佛的博士学位并在相关领域继续他自己的研究。
设在哈佛的项目研究小组除了进行英国部分的研究，同时也指挥、推动整个研究中各个阶段的工作。我必须感谢全凯红小姐（音译）在整个研究中的积极投入，以及威廉 · 麦克莱门茨、托马斯 · 洛克比、托马斯 · 韦森以及木神原真理、艾丽斯 · 希尔等人的协助。
此外，本书对各国的调查研究和结论，一大部分来自当地研究小组的贡献。这些国家的研究小组负责人都具有卓越的见解和充分的活力。日本小组是由一桥大学的竹内宏教授领军，成员包括小林宽司、冈本浩、劳赫瓦格和远山亮子。瑞典小组是由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国际商业研究所的厄尔扬 · 瑟尔文教授带领。赞德是主要研究人员，他也在哈佛大学从事过一段期间的学术交流。其他成员包括 ：吉勒摩、伦德奎斯特和英厄拉 · 瑟尔文。韩国小组的负责人是首尔大学的赵东成院长，成员包括崔澈、钟因哲、金东宰、金九淑、金叔明、高大元、李承淑、南浩长、南基闵、吴奎硕和严朱澈。丹麦小组的负责人是帕德，协同计划召集人是哥本哈根商学院的默勒和汉森两位副教授，其他成员包括拜尔、达伦、达伦格森、霍瓦尔德、詹森、弗雷德里克 · 约恩森、尔里克 · 约恩森、许恩、克维斯加德、斯特兰德斯可夫、彼泽森、彼得森、米勒和托马森。瑞士部分的研究主要是由当时就读圣加伦大学博士班的蒂森负责，协助他的包括恩赖特和巴塞尔大学的博尔纳教授，韦德也出力甚多。
范德林先生不但在德国研究方面贡献良多，还在本书的数据分析上扮演重要角色。范德林目前正继续将该理论应用到他在圣加伦大学研究联邦德国经济的博士论文中。迪康柏对瑞士和德国的研究也有所贡献。滕蒂除了主持意大利的部分研究外，对整个研究计划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创见。如前面提过，恩赖特对德国和意大利部分下了很大的工夫。在英国研究方面，重要部分是由我本人和恩赖特主持，菲利普提供了许多帮助。此外，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也因当地出版刊物的详细介绍而得到不少帮助。
另一方面，我必须感谢哈佛大学商学院在研究期间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学校不但为这项大型研究计划提供优良的环境，并帮助我们与全球各大企业和研究机构直接联系。商学院的麦克阿瑟院长是我多年的好友兼咨询对象，我必须特别感谢他。另外，哈佛研究教育处主任勒尔斯克及他的助手们，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费上的资助，而壳牌公司基金会也赞助了研究经费，在此一并表达感谢。
在各国进行研究期间，我们也得到当地机构的合作与协助，他们不但帮忙联系该国的政府官员及企业主管，安排我们会面，为我们提供该国基础建设的数据资料，有时还提供财力上的支持。这些机构的名单如下：
丹麦 哥本哈根经济与工商学院、亨里克 · 帕德协会
德国 德意志银行
意大利 安博思集团
日本 通产省、一桥大学、日本兴业银行
韩国 首尔大学
新加坡 经济发展委员会
瑞典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国际企业研究所
瑞士 巴塞尔大学、圣加伦大学、瑞士联合银行
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
美国 哈佛商学院
在这些机构中，有些人是我必须特别提出来感谢的。他们分别是德意志银行的佛斯勒夫和比尔旋泰因博士，安博思集团的安博思与劳诺，通产省的麻生渡、河野博文、安延申和福川伸次，日本兴业银行的黑泽洋、八并笃美、建部直也，一桥大学的今井研一教授、野中郁次郎，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菲利 · 姚与谭清南，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林德院长与赫德隆教授，瑞士联合银行的赖因博士、施韦策博士，《经济学人》杂志的戈登、彭南特 – 雷。另外资料库公司、意大利瑞希拉社会中心对该国数据的提供、德国尼可斯多夫企业协助我们与德国企业进行接触，在此一并致谢。
我也感谢很多哈佛大学的同人，他们不吝时间，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批评和指正意见。他们当中除了恩赖特已经提到，我也要谢谢卡夫、柯林斯、达姆斯、盖马瓦、麦克劳、泰德罗和约菲。另外，我要感谢博尔纳、克雷格、马丁、罗林森、施瓦茨、施瓦勃姆、斯通和托马斯。
其他对本书提供宝贵意见，我要借此致谢的人士还有：博恩、小钱德勒、约瑟夫 · 福勒、马克 · 福勒、戈登、哈扎德、克尔曼、莱萨德、内森、奥尼达、布平、萨隆和索尔特。为了这本书，我们分别在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苏黎世大学、日本通产省、日本结构改革论坛、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举行多场研讨会。丹麦政府更为此项研究组织了一次特别的政策论坛。哈佛大学发表了有益的评论，另外如战略管理学会、计划论坛等团体也提出了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此外，美国总统成立的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和竞争力顾问会议，也在经济政策事宜上给我提供了相当宝贵的知识。
本书能够完成，其实还必须感谢数百位企业负责人、劳工领袖、学者、顾问、产业专家、银行家和政策制定官员。他们不但接受访问，付出宝贵的时间，并对自己的国家和产业提出卓越的见解。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愿意对项目研究或特定国家提出更详细的评论。限于篇幅，无法将他们的大名一一列出。
要主持这种大型跨国研究，并完成篇幅如此庞大的书，是件具有高度挑战的事。我必须感谢我的助理波尔，她自始至终监控整个计划的进行，并对规划、进程安排、协调开会、准备稿件，乃至编辑工作尽心尽力。我也必须感谢在编辑校对和设计图表上帮忙的扎卡尼诺、科纳罕及埃斯蒂斯。
另外，为使这本书在论点上更清晰，自由出版社社长葛立克和编辑们给我许多建议，启发我不少灵感。而华莱士、安克尼两位详细地对这本书的全文进行校对，而赫斯特进行了终审编辑，他们都是我必须在此致谢的。
最后，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德博拉。她在这个计划一开始时就已参与进来，并陪伴我到各国考察，不时向我提供建议，为我打气，如果少了她，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