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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过一段制模工和机械工学徒之后，笔者于1878年进入中部溪谷钢铁公司机械车间。这时已接近1873年经济大萧条后期，由于商业不景气，许多机械工在行业里找不到工作。我也没能当上机械工，只好做一个散工。幸运的是，进车间不久，车间管理员被发现有盗窃行为，结果找不到人来顶替，由于笔者比其他人受教育程度高（笔者曾准备进大学），管理员的职位就给了我。此后不久，我成了一名机械工，操作一台车床。由于我比操作相同车床的工人干的活更多，几个月后，我被任命为车床班组长。
几年来，几乎这个车间的所有工作，都是按计件活计酬。那时车间实际上是工人们在运行，而不是由班组长管理——事实上现在国家大部分工厂仍是如此。工人们在一起精心地计划每天各项工作的速度，给车间的每部机器规定限度，使每天的工作限制在最好程度的三分之一左右。车间每进入一个新工人，其他工人就会立刻告诉他，每种活他该做多少，如果不按照指示办事，不用多久，他就会被工人们从车间赶走。
当笔者被任命为班组长后，工人们一个个地找我，和我谈了如下类似的话：
“弗雷德，看到你担任班组长，我们十分高兴。你是知道游戏规则的，我们相信你不会支持计件活的。你要是和我们站一起，那就什么事也没有，如果你想破坏游戏规则，我们一定 会把你扔出墙外的。”
笔者坦率地告诉他们，我现在是为管理者工作，所以我打算尽一切努力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这立即引发了一场斗争，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较友好的，在私下我们是朋友。但是斗争归斗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激烈。笔者用尽一切方法，希望能让工人们每天的工作达到适当的程度，比如降低那些顽固不化的工人的工资或将他们解雇、降低计件活的价格，还有雇用新工人，教他们怎样工作，并让他们答应一旦他们学会怎样工作之后就会干出合理的活计。由于来自工作内外的压力，这些增加产出的工人最后不得不降低产量，保持与其他人一样的水平，不然就得卷铺盖滚蛋。没有经历过这些争斗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不断增强的敌意。在斗争中，工人们通常能使出一些奏效的办法。他们想办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将机器弄坏，表面上看是偶然损坏或正常损耗，然后把问题扔给领班，是他让他们不停地工作，导致机器使用过度而损坏。很少有领班能抗住工人的联合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因为车间的日夜开工而变得更加复杂。
在斗争中，笔者有两个其他领班没有的优势，奇怪的却是缘于笔者不是工人出生。
第一，由于笔者不是工人出生，老板相信我对公司的利益更加关心。相比那些工人来，老板更愿意相信我的话。当工人们向公司主管报告，由于领班能力不足导致机器过度使用而毁坏，主管却选择相信我。我告诉他，机器是这些人故意破坏的，以此抵制计件工的实行。对这种破坏公物的行为，主管还同意了本人提出的办法，即告之：“在工厂里，再也不允许出现机器故障。如果哪台机器出了问题，作为罚款，操作机器的工人必须支付一部分修理费用。这些罚款将全部交给互助会，用来帮助那些生病的工人。”这样就解决了故意破坏机器的 行为。
第二，如果笔者曾经是工人中的一员，曾与工人们住在一起，那么我就很难顶住工人们施加的社会压力，更不可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每当我出现在街上，就可能会被骂成“工贼”或别的难听的话；我的妻子也遭到辱骂；我的孩子们被别的孩子们扔石头。一些工人朋友有几次劝我不要走路回家——我的家离工厂约二英里半，是沿着铁路线的冷僻小道。我被告知，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将会有生命危险。然而，尽管如此，任何怯懦的表现只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危险。因此，我让这些朋友们转告工厂里其他工人，我打算每天晚上照旧从那条小道步行回家，而且不曾也不打算携带任何武器；他们可以随时开枪，将我打死。
斗争大约持续了三年时间，在这期间，机器的产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大多情况下，产量翻了一番。结果，在担任了好几任班组长后，我被提升为工厂的领班。对于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来说，这种成功显然无法补偿他与工人们的紧张关系。生活只是与他人不停争斗，那就毫无价值了。我的工人朋友，多次在私下里友好地问我，从工人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我还会不会要求他们干更多的活。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告诉他们，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也会反对干更多的活，就像他们现在做的一样。因为在过时的计件工资制下，他们并不会得到更多的工资，反而被迫干得更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