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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庆龄的引荐下，宋子文来到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孙中山见宋子文有胆有识，任命他为大本营秘书、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宋子文有声有色地大干起来。
此时，广州商团叛乱，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台”等标语。
宋子文沉着冷静，为孙中山出谋划策，顺利解围。孙中山对此十分高兴，握着宋庆龄的手，感激地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孙中山逝世后，宋子文签名于“总理遗嘱”见证人之首，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步入政坛，并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与他在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权。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这时，宋庆龄便把宋子文引荐给了孙中山。宋庆龄认为，她这个弟弟能够解决国民党所担心的南方财政问题。
宋子文于1923年10月抵达广州，孙中山随即任命他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宋子文由此走上了政坛之路。
由于广东革命政权经费奇缺，因而宋子文向孙中山建议．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财政“紧急措施”。这些措施于1924年初陆续生效。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必须“借给”广东革命政府5—500元；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仪、宗教仪式、人力车都实行征税。
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才干十分器重。1923年10月27日，孙中山准两广盐运使邓泽如辞职，任命伍汝康继任，宋子文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很快，又委宋子文以筹备建立中央银行的重任。
宋子文多方筹措资金，主持拟定了中央银行《条例》、《章程》和《组织规程》等文件。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中央银行于1924年8月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行长。
宋子文就任中央银行行长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中央银行在广东金融界的地位，提高和巩固中央银行钞券的信用。他主张纸币发行须有充足准备、反对随意增发纸币；与同业来往，要根据有关规定办事，不可贪利而涉风险乃至投机营业；革命政权向中央银行借款，也必须有抵押品或切实担保。
正因为如此，中央银行开业后，各项业务都能正常进行，银行的信誉也非常好。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甚至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国其他一些地方也获得承认。宋子文认真履行银行的保证，逐渐提高了银行的信誉。
宋子文的工作成效给许多国民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些广州的商人、买办和大亨却视他为“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广州商团的许多买办资本家对孙中山同苏联的友谊感到惊愕，阴谋发动反革命叛乱，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1924年10月10日，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由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策划的广州商团叛乱爆发。商团军向参加纪念辛亥革命游行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余人，受伤者百人以上。12日，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野”，“驱逐孙文”等反动标语。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军进攻广州。
危急的形势，使宋子文面临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反动商团的猖狂进攻面前，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协助制定粉碎商团叛乱的计划。为确保万一，宋子文悄悄地将国民党政府的全部资金搬到“沃罗夫斯基”号船上。他还为孙中山、宋庆龄及各种随从人员、鲍罗廷及其苏联助手等的紧急撤离作了准备。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握着宋庆龄的手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在广大的广州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指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和北伐军向商团军发起总攻，终于在10月15日平定了商团叛乱。也正在这一时期，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被迫于1924年11月2日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冯玉祥还决定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
北京政变后，北方出现了由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支配而由段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中央政权。三者之间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新局面。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途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一个多月，直到12月13日才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劳累成疾，北上途中，又怒不可遏地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谬论，更使病情恶化。他到达北京后，竟一病不起，送进协和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1925年1月29日，宋子文应北京急电北上。
来到北京后，宋子文同宋庆龄、孔祥熙等人一起，精心照料着身患绝症的孙中山先生。
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先生，在病床上仍十分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时常约见国民党在京的要员，嘱咐他们坚持革命。孙中山对宋子文说，有革命政府一天，须维持一天，勿令所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四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他们有什么话要讲。
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才说：“当1月26日先生入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欲言又止，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甚多，幸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吾等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还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话，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迅速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颤动，无法自持。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用英文签字。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首先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在参加了孙中山的治丧事宜后，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
这个时候，广东革命政府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了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壮大了革命力量，广东革命根据地也开始获得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形势的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其理财筹款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长的兼职。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财政决议案》。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根据国民党“二大”的精神，广东国民政府制定了统一财政的计划。
随后，宋子文签发了广东省政府财政厅的通电，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要求：
一、核实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
二、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
三、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
宋子文具体负责整理财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理了国民政府的财政：
（一）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田赋清理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二）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核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标，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三）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分权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投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四）改革印花税。印花税原本是很丰富的税源，以前由于管理不善，虽缴款领票，但并不粘贴，这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乱收滥罚。国民政府徒蒙恶名，而税收还极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税归财政部接办后，宋子文一面重新公布税法，加强宣传教育，使商民养成粘贴印花习惯，一面分区派员，认真检查，遇有违反漏贴情况，即依法处理。对于奥可加、炮竹、烟、酒各项印花，改由检查所于人口时代贴。仅此项收人，一年间竟达304万元，在烟酒奢侈税方面，过去招商承办，起色不大。财政部派员设局，加征烟酒牌照等税及出产入境税。结果，1926年各月税收已过30万元。
（五）整理沙田耕地。广东沙田是海滨淤地，1926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人员，先从沙田最多的中山、顺德两县着手，按户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陆，占筑沙垣，查催补价”。1925年9、10月间月收入仅数千元，经苦心经营，逐渐加增，全年收入，有64.5万余元。
（六）设立筹饷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项防务军饷，多被驻军把持据收，或任意将饷款截留。为了保证供应北伐军需粮饷，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筹饷总处，宋子文派出人员多次分别向驻军进行交涉，陆续收回了一些款项。同时，还将原来归军队附征之保护费，呈准咨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消，充作军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征收军饷工作有了起色，在1929年的一段时间，每月收数已达140余万元。
（七）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广州士敏土水泥厂（附砖瓦厂）系清光绪年（1908）建立，年生产水泥约15万桶。辛亥革命后，由广东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为战事不断，经费奇缺而停产。广东省财政厅、商务厅为帮助士敏土厂开工以及建筑黄埔商港，通过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共收有2428万元，而1924年全年库收只有789.6万元。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财政的措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国民政府的收人逐年增长：1923年政府收入为1031.6万余元，1924年为798.6万余元，1925年增至2518.2万元，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即宋出掌财政后的一年）猛增至8020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1927年为10876.8万余元。
宋子文对其在广东革命政权整理财政的工作颇为满意。他说，前半年奋其全力，将各军队及歧出机关之财政权，收归本部直接管理，使统一日就完成。后半年废除庞杂无定之组织与其管辖之移置，使明统系而便稽查。然后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税制度。
诚然，这一段整理财政工作尚有许多不足，例如许多不合理的捐税还未废除，当时存在的税捐约有百种；农村的正赋（田赋），多由一般地主、豪绅、旧粮站差所包办，结果地主劣绅不用出粮，粮差则到处勒索；发展生产、广开财源方面的措施也不多，等等。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宋子文在广东整理财政还是成功的。广东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国民政府的统一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
在广州，宋子文理财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武汉，宋子文虽然也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甚微。宋子文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解决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问题。
1926年下半年，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之后，革命中心已经北移，此时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的广州迁到内地已成为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926年11月16日，宋子文和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蒋作宾、鲍罗廷等人离粤北上，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作准备。
此时，宋子文的社会地位日趋重要：
1926年12月8日，宋子文、孙科等在庐山同蒋介石举行重要会议，商谈有关军事、财政等要案。
同年12月10日，宋子文等抵武昌，受到盛大欢迎。
宋子文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仅5人，其余4人为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显然，宋子文已跻身于武汉政权的决策核心。
宋子文来到武汉以后，为了解决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他颁布条例，整理币制，准备发行金融公债2000万元，财政公债1500万元；设立中央银行汉口分行，自任行长，要求一切税款须存放中央银行；整顿税收，征收田赋等等。但是，这些措施收效不大。
宋子文于1927年1月22日向记者发表谈话，介绍了他的财政方针。在这次谈话中，宋子文流露出对统一货币、改善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缺乏信心的思想。他说：“窃思以小洋单位改成大洋单位，同一银行所发行之纸币，票面上文字应当统一，及由西建改为洋建等等，皆为今日货币统一上重要问题，急望其能早日实行。但现在之国民政府，于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今欲即行从事于此等理想之改革，乃极困难，换言之乃不可能之事，故拟与各般施政之改善，同时详细研究，而徐徐谋其进行也。”
应该说，宋子文的这番话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既然，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那么，财政经济方面要想取得大的成效，当然是极困难，当然是不可能之事。显而易见，宋子文在1927年1月，已经或多或少地预见到他在武汉政府实施的理财措施难以取得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