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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中国第一代哈佛学子，被称为“国民政府著名的理财家”。在民国政坛上风云一时。
其父宋嘉树具有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和敢于改变自己命运的非凡勇气。他是上海滩上声名显赫的大富翁，以万贯家财资助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由此成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和亲密战友。
宋嘉树造就了一个“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其影响力之深，名气之大，鲜有望其项。
美国《时代周刊》曾把宋子文作为封面人物。美国《华盛顿邮报》赞叹说：“在风云变幻的30和40年代，这个王朝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声名显赫的。”
宋嘉树对宋子文寄予厚望，而宋子文真的能把“宋家王朝”推上顶峰吗？
上海处于东部海岸线中心部位，长江人海口咽喉。地势平坦，河港纵横。黄浦江、苏州河流贯穿境内。700年前上海不过是一个海边渔村，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沿海小镇。自1842年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以后，由于它为长江吐纳之口，得海外侨商萃集之利，迅速成为一座国内最大的商业、工业日臻兴旺的繁华都市。
在远离闹市区的中心的朱家木桥一带，有一所平房，四周草木葱茏，门前碧水淙淙。1894年12月4日，这家传出添丁的喜讯。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白胖的男婴在上海同仁医院降临人间。这家主人，男婴的父亲决定：孩子的英文名字叫保罗，中文名字叫宋子文。意思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像圣徒保罗一样在中国弘扬基督教的福音，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文（中山）一样在中国传播西洋富强之学。
宋子文的父亲，是一位不平凡的传奇式人物。他的名字对于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肯定是陌生的，但只要一提起他的儿女们，又都感到非常的熟悉。他的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被世界公认为最不平凡的“宋氏三姊妹”；他的三个儿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人士。更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后来成了他的女婿，蒋介石尊其为“泰山”。他的名字叫宋嘉树。
宋嘉树，字耀如，教名查理•琼斯•宋，老朋友见面叫他查理宋。他1866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一个普通小商人家庭。父亲韩鸿翼，是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当地人唯有见了韩鸿翼不按习惯称谓叫“老板”，而亲切地称“先生”。韩先生的先祖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韩国之君。传说秦灭韩后，一位韩国公子不愿臣秦，便以货殖为业，世代相袭。明代，韩姓商人在山西经商，颇享盛名。1664年清兵入关后，韩姓族人忠于明皇，乃举族南迁，最后渡过雷州海峡，落籍海南文昌。母亲姓王，叫韩王氏，是一位典型的慈母良妻。
一件偶然的事竞改变了宋嘉树的一生命运。1875年，他的舅父（其实是其婶婶宋氏之弟）从美国经商回到家乡招收学徒。父母决定把九岁的他送给舅父作义子，带到美国学做生意。舅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了一家茶丝商店。在波士顿城中心的一座中国住宅内，宋嘉树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度过了三年的学徒生涯。开始义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要他安分守己、专心经商。在义父教导下，宋嘉树也是专心学习做生意的技巧，一天到晚在店里忙个不停，一心只想等到长大以后成为这个店的新店东。茶丝商店以外的世界，他是十分陌生的。然而，又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打破了这个中国少年内心的平静，并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抉择。
宋嘉树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经历严重政治危机的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在中国屡遭外国“坚船利炮”的打击之后，痛定思痛，允许少数达官贵人的子女到美国、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留学，希冀“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酿成一股“留洋新风潮”，有钱人家纷纷将其子女设法送往牛津、剑桥、哈佛、巴黎等名牌大学。远涉重洋是那时许多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宋嘉树虽然也到了美国，但进大学接受外国教育并不属于他的理想。然而，自从结识了两名中国留学生之后，进学校读书的念头便占据了宋嘉树的心。这两位中国留学生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
牛尚周是上海嘉定县人。12岁那年进入上海英租界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1872年8月11日，他作为中国第一批第一期13名留学生中的一位，来到美国求学。温秉忠祖籍广东新宁县，出生在上海，他是中国第一批第二期30名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一员。他们三人不仅结下了天长地久的友谊，而且后来因分娶倪氏三姊妹而成为连襟兄弟。
牛尚周、温秉忠经常到宋嘉树的店里来，对站在柜台后面的这位内心充满渴望的少年吹嘘他们多彩多姿的学校生活、惬意的课外活动，还眉飞色舞地宣告他们回国以后，要把中国从欧洲中世纪时代中拯救出来。并不时批评宋嘉树将自己局限于柜台内那块狭小的空间、以及贫乏的生活。宋嘉树听得神往极了。有一天宋嘉树郑重地向养父提出了入学的要求。他的养父懂得金钱的作用，却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他根本没有把义子的要求放在心上，只以“这不可能”回绝了。在养父看来，宋嘉树已有光明的前程，他应努力工作，锻炼自己成为优秀的商人，然后掌管丝茶店，这才是他应该走的路。
但是，养父不知美国文化的影响已经悄悄地浸入这座中国商店。宋嘉树像一般美国十三、四岁的男孩可能做的那样——离家出走了。他跑到波士顿码头，爬上了一艘从波士顿开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汽船“考尔法克斯号”，偷偷地逃跑了。宋嘉树不晓得这船要开往哪里，但也无所谓，只要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船员们发现了这个“小犯人”，并把他送到船长跟前。船长查理•琼斯，是一位和善虔诚的信教人。他没有赶走或惩罚宋嘉树，而同意留在船上打工挣饭吃。打算汽船返回波土顿时再送他回到养父那里。每次船入波士顿港时，宋嘉树就会神秘地消失，直到汽船重新启锚，远离波士顿后，他又会突然地冒出来。宋嘉树以东方人特有的勤劳拼命干活，赢得了船长的欢喜。船长得知嘉树希望获得美国教育的心思后，便把他交给自己在威明顿的朋友，第五号街卫里公会教堂的佩奇——里考德牧师。里考德牧师对这个中国小男孩非常关心。在这里宋嘉树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以此感谢查理•琼斯船长的恩德。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威明顿小城，并引起当地富商卡尔将军的关注。卡尔将军约见了宋嘉树，经过一番认真考查，决定资助他进入学校，实现接受教育的理想。1881年，宋嘉树进入圣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两年后又转到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就读。
1885年，宋嘉树结束了在万德毕尔特大学学业，想留在美国再学习医学。但教会认为他应该回到中国当传教士。10月初，在马克谛耶主教的主持下，北卡罗莱纳州监理会举行特别仪式，授予宋嘉树监理会见习牧师，派回中国传教，在中国布道区上海布道团负责人林乐知博士手下工作。
1886年1月13日，宋嘉树乘海轮回到中国上海。在上海他没有得到同胞的欢迎，人们把他看成是“洋鬼子”。因为他离国多年，只会讲英语和家乡土话，而不会讲上海话。而在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眼中，宋嘉树是个“无国籍的华人”，一个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的“流浪汉”。更使宋嘉树不能容忍的是林乐知对他的鄙视。林乐知不让宋嘉树回文昌探望父母，还诬蔑他是个智力低下的人。1886年11月，在华传教大会举行首次会议时，宋嘉树被派去苏州地区昆山一带传教。1889年调到上海乍浦区传教，兼教英文，大名鼎鼎的胡适是其学生之一。
1892年，宋嘉树辞去教会职务，开始从事实业工作，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富有的买办资本家。他在上海协助组成第一个“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还创办了一家印刷所——上海华美书馆，大量印刷中文圣经。
宋嘉树作为基督教的世俗领袖和商人以外，还被人认为是个革命者。1894年春，孙中山先生为谋求民富国强的道路，北上上书清廷重臣李鸿章，途经上海，结识了宋嘉树。宋同情民主革命事业，是国内最早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道理的人之一，不久参加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知心朋友。他冒着被清朝砍头的风险，常以印刷中文圣经为掩护，秘密印刷反清和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及小册子。
宋嘉树在苏州地区昆山一带传教时，重逢在波士顿早已认识的朋友牛尚周。此时牛已与浙江余姚倪家的三个女儿之一结了婚。他把妻妹倪桂珍介绍给宋嘉树。倪桂珍是一位贤淑、端庄、有教养的女子，明代著名科学家《农政全书》的编著者徐光启的后裔。她早先就读于家庭私塾，后进培文女子高等学堂读书，爱好弹钢琴和文学，思想上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1887年，宋嘉树与倪桂珍在上海南方卫里公会教士里德主持下结了婚。189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宋蔼龄出世。1892年次女宋庆龄出生。1894年，宋子文出生于上海。宋子文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此后几年里，宋嘉树夫妇又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他们的六个子女后来都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培育出伟人的父亲不可能是侏儒。宋嘉树既是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人物，又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典型父亲。宋嘉树对子女的教育完全采用民主的方式，对男女孩子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关怀和正规的新式教育，赋予同样的社会责任心。宋子文的童年、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民主氛围浓烈的家庭之中，并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熏染。
宋嘉树对中国封建传统压抑个性，以循规蹈矩为贤明，以唯唯诺诺为老成的陈腐教育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教育的结果只能使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天一天地沉沦下去。他心中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努力将子女们培养成中国的林肯、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
他屡次对人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他和妻子制定了一套现代型的教育方案，并为实现理想倾注了大量心血。
1890年2月12日，是美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总统林肯的诞生纪念日。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在这一天里收获了爱情的第一颗硕果。夫妇给自己的千金取名爱琳（蔼龄），以此表达对林肯总统的敬仰，寄托誓将子女培养成中国式林肯的宏愿。
当孩子还在襁褓之时，倪桂珍就领着他们做祈祷。在他们夫妇看来不自觉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指引，绝对不能成为真正的伟人。宋嘉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反对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欲望，而主张培养孩子的自制力、独立性。他特别强调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应当有比钢铁更坚强的意志。当孩子蹒跚学步时，他就购买皮球等玩具给他们去尽情地玩耍，孩子跌倒了，他不去扶，而是笑着鼓励他（她）自己爬起来。等孩子稍大些，他就开始实行“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的教育。宋嘉树经常选择风狂雨骤的日子，携子女在雨下受淋。有时还带上孩子们到野外徒步旅行。宋嘉树还认为每个人必须学会自制、忍耐，培养坚韧的气质才行。在他培养子女的方案上列有“忍饥挨饿”一项。
宋嘉树尽管患有较重的胃病，但为培养孩子的意志，以身作则，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禁食，忍饥挨饿。父子（女）们一起默默地祷告，以驱散食欲，抵御诱惑。据外国作家评论，在宋氏兄弟姐妹中，宋子文是受过宋嘉树特殊熏陶的惟一男孩，不但能吃苦耐劳，专心致志、坚韧不拔，富有进取精神，而且性情活泼，不乏幽默诙谐。
宋嘉树夫妇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至理名言，主张所有的孩子都应不分性别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孩子们入学前，他就从美国购买了大量儿童读物，夫妇俩轮流教他们读写。宋嘉树重视英语训练，一有空就用英文给孩子们讲故事。宋嘉树在讲述故事时，把基督教的博爱平等观念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自然地融入其中；把只有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才能使我们平等地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滴滴渗入孩子们的心田。1898年，宋嘉树还和长女宋蔼龄一起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这是一份英文打字小报，主要文章都由孩子们自己写。在这块自由创作园地里，宋子文和他的兄弟姐妹用自己幼稚之笔，描绘出一幅幅充满童年生活情趣的美好图画。宋子文还担任过小报的打字任务。这份独特的家庭小报一直办到宋子文的两个小弟弟宋子良、宋子安进入中学才停刊。
宋嘉树同时又很重视对孩子进行中文训练。他常对孩子们讲，学英文是为了睁眼看世界，将来报效祖国，中文一定要更好。在宋嘉树的督导下，宋子文认真练习过毛笔字，学习过古文和进行过中文写作技能训练。当子女们陆续进入学校，周末回到家时，宋嘉树还常常组织他们召开小型演讲会，锻炼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灵机应变能力。
宋嘉树认为教育应当是全社会、全方位的，不管家庭教育多好，也不能代替集体生活的训练。因为孩子们长大了总要走上社会，独立地面对社会和人生。他们不应当是笼中的金丝鸟，而应做勇敢的弄潮儿。
宋子文很小的时候，宋嘉树就带着他经常参加社交活动。每当家里来了客人，宋嘉树总是把子女叫出来一一地与客人见面，并鼓励孩子们与客人交谈。孙中山是宋嘉树的至朋好友，孙中山每次来到宋家，孩子们就像过节一样愉快。有时全家人为孙中山的到来召开家庭晚会，宋氏夫妇用小号、钢琴合奏，宋子文唱歌，宋蔼龄等姐妹表演舞蹈。
宋嘉树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利于教育子女的机会。为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感，宋子文等人还经常跟随父亲参加政治集会。1904年4月30日，上海市民在张园举行拒俄特别大会，抗议沙俄军队霸占东北，声援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宋嘉树认为这是一次开阔孩子政治视野，培养爱国精神的极好机会，便让华美印书馆印出了几千张《爱国歌》，带着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到会场散发。三个孩子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第一次目睹国人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他们幼小的心灵都深深地震颤起来。从张园回家的路上，他们一齐高唱着《爱国歌》。
宋嘉树虽然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并一向把美国看成理想国的楷模，但在中美之间需要他作出抉择时，他会自觉地把砝码加在中国一方。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引发的。1894年美国同清政府订立了一个排华性的“限制华工”的条约。这个条约到1904年期满，但美国要求续订并更加残酷迫害华工。5月，上海市民开展拒美运动。12岁的庆龄、10岁的子文都置身于这场爱国运动的行列中去了。在虹口附近的繁华地段，宋嘉树吹着小号，庆龄、美龄和子文跟在身旁散发传单。回到家中，庆龄不声不响地把自来水笔、书包、文具盒等美国货毫不吝惜地丢进废物箱，宋子文把心爱的美国玩具也扔进了废物箱。上海人民拒美热情继续高涨，少年儿童也组织了“中国童子抵制美货约会”。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是最早加入的一批少年。宋子文他们在虹口美租界挨家挨户地劝大家抵制美货。7月19日，上海各界又在上海西门外务本女塾大礼堂举行拒美特别大会，有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宋嘉树一家的出席引起了极大震动。
严格特殊的家教也无法取代正规的学校教育。宋嘉树夫妇先后把六个子女送到学校读书，接受正规的西式教育。长女宋蔼龄5岁时，宋嘉树就执意将她送到上海教会学校——马克谛耶女子学校住宿求学。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是1892年由美国卫理公会在上海创设、专为外国小姐和上流社会服务的学校。庆龄、美龄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宋子文兄弟姐妹长大后，宋嘉树就送他们独自到美国求学，并告诫他们：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是要将你们造就成为不平凡的人，回来报效祖国。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中断你们的追求。
由于没有马克谛耶女子学校那样的卫理公会男生学校，宋子文跟家庭教师念了几年书，然后进入圣约翰大学少年班。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在旧中国开办的大学。1879年（光绪五年），美国圣公会施若瑟主教将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为圣约翰学院，校址在上海。1890年（光绪十六年）开始设大学课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正式改为圣约翰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立案。1906年设神、文、理、医、工等学院和研究院。当时在中国有许多教会学校，这是外国教会机构以兴办学校、医院等某些社会公益事业作掩护进行传经布道活动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教会学校办学条件很好，但历届毕业人数并不多，主要原因是一般中国人不信任西洋人，不了解西方文化，因此招生困难。教会学校在传播宗教信仰的同时，主要讲授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其课程仿效外国，设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哲学、体育等，提倡德、智、体三育兼顾。
宋子文坚持每天从虹口家中步行去学校。他学习非常认真，看书的时候总是眉头紧锁。他记忆数字的诀窍巧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宋子文在学校经常参加演讲会，尽管年龄小、个子矮，平时又有点口吃，但能用英、中两种语言讲演，自然流畅。他的这种讲演天赋也使学校老师大为惊叹。
宋子文度过了从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和大学班的学习生涯，191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是1636年在波士顿办起的第一所大学。波士顿好像一座大学城，马萨诸塞街横贯市中心，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在大街两端，大街就从这两个大学校园中心穿过。哈佛大学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地位，许多美国名人、伟人皆出自哈佛，迄今为止已培育出6位美国总统。文、理、工等许多学院散落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的街道两旁。校园绿树碧翠，建筑古香古色，哈佛大学创始人哈佛的铜像矗立在校园中央。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清华大学在中国的地位。当时由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学堂也处处着意模仿麻省理工学院的模样，连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也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大礼堂都有几分相像。
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宋子文俨然成了妹妹美龄的保护神和监护人。宋美龄1913年秋天从卫里斯学院转学到波士顿近郊的韦尔斯利文理学院，以便与在哈佛上二年级的哥哥宋子文离得近一点。这所贵族女子学院，依山傍水，浓荫环绕。校园内绿草如茵，风景如画。宋美龄开始住在韦尔斯利小镇，这是美国十二个贵族城镇之一。多年以后宋美龄回忆说：这个地方“有围墙、迷人的树林和空旷的场地”。上完一年级之后，她搬进校园，住在伍德楼里。宋子文和他的朋友经常出现在伍德楼的石阶上。他们都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留学期间宋美龄还与来自江苏省的哈佛学生李彼得宣布订婚，但婚约只维持几个星期就解除了。
宋子文兄妹虽然不在同一所大学，但学习都很努力，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兄妹之间互相照顾、感情笃深，宋美龄很听宋子文这位兄长的话，她总是希望得到他的教诲，与人交谈时也经常谈到子文。
1915年，宋子文以优良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前往纽约，进入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国际银行在纽约市东端曼哈顿的华尔街，这是世界金融中心。宋子文在国际银行供职，不是后来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当经理，而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办事员，主要照应向中国汇款事项。这份工作虽然并不十分复杂重要，但使他看到华侨同国内的家庭和公司如何小心谨慎地处理财务问题，对他了解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见习机会，为日后回国执掌民国政府财政金融大权积累了经验。夜晚，宋子文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哥伦比亚大学也是美国创立较早、影响很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始建于1754年。
1917年，宋美龄从韦尔斯利文理学院毕业。宋子文偕美龄一同离美回国。回国之后，宋子文担任了汉冶萍公司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