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冰河初开
（1978—1991）

1978年，中国金融破冰。

197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当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拉开了经济变革的序幕。

春天的气息涌动，传递至边疆。

贵州，贵阳。

尚在粮店工作的年轻人谢跃，为单位设计建造了一个茅厕。他认真丈量了每个蹲位的距离，确保人不会掉下去，而且会感觉舒服。多年后，冬日暖暖的阳光洒进窗台，浓浓的普洱茶馥郁醇厚，已经是资深保险人的他，依然可以清晰回忆起那茅厕的模样。

黑河，黑龙江最北，黑土地留不住的心。

一则消息，搅动了一位下乡十年的上海知青的心。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对于没有放弃书本且意志坚强的年轻人，这是一丝希望的星火。1978年，谢跃参加高考。根据教育部的记录，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参加，只录取了40.2万人！

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就职于上海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这位青年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鱼跃。10余年之后，他成为太平洋保险工号006的员工。再过10年，年轻人不再年轻，他既是太平洋保险创业的元老，亦最终成为太平洋人寿的领军人。这位年轻人就是金文洪。

同年出生，同样草根，生于上海崇明岛的杨超，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自己的金融之路。

1976年，杨超只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名普通的行员。但是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他有同龄人不具有的优势——外语。1981年，杨超留学英国。没有人知道这个囊中羞涩的中国青年面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时候的尴尬，除了亲历者本人。回国后，杨超出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总经理。20余年之后，杨超最终坐定中国最大寿险公司的头把交椅，而青涩只留于回忆。

20世纪80年代，一些未来将影响中国保险市场格局的人，此刻正在隐匿于芸芸众生之中，过着与保险无关的小日子。

1986年夏天，长江、淮河发大水。

作为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的马蔚华，骑着自行车在合肥的省委大院里进进出出，时刻准备着下到长江、淮河一线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

而远在南国的31岁的马明哲正在为能否重开招商局100年前的保险公司而冥思苦想。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保公司干部，马明哲还记得1986年的夏天，他乘渡轮到香港去见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再如陈东升，这位著名的“92派” 2 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正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处干活，其受《财富》杂志启发而首创的“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价，为他积累了最初的企业资源。

还有未来成为新兴的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人寿”）董事长的戴皓，1986年刚刚大学毕业，尚未涉足金融业。

和戴皓一样抓住机遇，成立国内第一家专业车险公司——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平车险”），以法人股囤积而威震江湖的刘益谦“刘老板”此时尚在摆摊。1984年，刘老板在上海老城隍庙的豫园附近租赁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商铺，干起了百货批发兼零售。同时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批有牌照的出租车司机”，完全没有点滴的金融相。

1979年，邓小平提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该思想指导下，当年相继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三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1984年成立）。

留存不多的老保险人开始鼓动、串联，向上反映，写信给人保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乃至国务院，要求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在中国人民银行中正式分设，中国保险商业历程翻开新的一页。

自1949年起，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公司经过了“四起三落”。

从成立到1952年的大发展是“一起”；1953年停办农村保险、整顿城市业务是“一落”；1954年恢复农村保险业务、重点发展分散业务是“二起”；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是“二落”；1964年保险机构升格、大力发展国外业务是“三起”；1966年保险被视为“封资修”、国外业务几乎停办是“三落”。

1969年，人保精简机构，其国外业务由“保险业务小组”负责“守摊和收摊”，该小组包括9名正式员工和4名临时人员。据称，这个小组是按照党员、群众、业务干部以及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的。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保险只剩“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是“四起”。

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摘掉了压在保险头顶的政治帽子，“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会议纪要通过半年后，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在停办20年之后，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东拼西凑，共有130多人参加，其中就包括时任人保副总经理的宋国华（人保总经理由冯天顺担任）。

宋国华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但是他其实很踌躇。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即说明“保险必不可少”。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政经气氛尚未完全解冻。

颇有策略地，宋国华为自己的发言戴上了红色的皮套。

他引用《资本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失后，补偿损失的保险基金仍需继续存在”，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公式，即应该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等，以此说明保险的必要性。

虽然恢复保险业务箭在弦上，但是“计划”的烙印明显。“为了使企业和社队发生意外损失时能及时得到补偿，而不影响财政支出，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 3

恢复保险不是为保险的真意——分散风险，而是为了“不影响财政支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79〕银保字第16号），“（保险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保险公司总公司领导为主”。保险官办官管色彩浓重。

会议整整开了8天，那个时候，会议似乎都很长。

会议最终明确：1980年，京、津、沪3市可以在全市逐步展开；省和自治区原则上可以各选择3到5个大、中城市试办，省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和个别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先走一步。

这一目标其实有点冒进，因为当时的保险行业是“三无”——无机构、无人员、无办公用房。连人保总公司都人手缺乏，经多方动员归队的“老保险”只有二三人，不得已还从江苏、上海借调了几名“老保险”才算开张；办公地点落脚于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2号，直到1986年，阜成门的新大楼落成。

思想的禁锢被打破之后，中国社会到处焕发出勃勃生机，保险行业亦不例外。

实际上，恢复的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

到1980年年底，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恢复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各级机构总数达到311个，专职保险干部已有3423人。

人事级别上，人保直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为局级专业公司。而各地保险公司相当于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处一级企业单位”，尚达不到“局级”。多年以后，地方的保险公司才升格成为所谓“局级单位”。

职位分配上，保险公司省（市）分公司经理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省（市）分（支）行一位副行长兼任，副经理应配备处长或者副处长级干部担任。各分（支）公司内部可以根据业务和人员编制情况，分设若干科（股）。

1982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同时成立人保董事会、监事会。颇有戏剧色彩的是，这一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并非出于市场本意，而是“对外交流的需要”，其实质依然是计划的要求。因为对外需要才成立公司董事会，这在中国国有企业治理变迁历史中也是值得书写一笔的趣事。

翌年7月28日，人保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成立大会，宣布了公司章程。其第一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营企业，是经营保险业务的专业公司。”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

5亿元资本，成为1978年之后中国保险行业的资本原点。

“资本”和“资本金”首度出现在复业后的国内保险行业。而资本，及其背后的资本大鳄们未来将成为中国保险行业走向的决定力量之一。多少疯狂，随风而去，一任风流。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根据该条例，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颇有意味的是，这个国内保险行业较早的管理文件其实是由人保代为起草的，人保为自己埋下了打破自身垄断的碑石。

随后，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于深圳和上海，发起成立了日后国内第二大和第三大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

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保险行业开始苏醒，但是其实仍然处于冰河世纪。不仅规模小，主体少，而且业务单一，经营落后，整个行业的规模甚至不及四大国有银行一个分行的资产规模大。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史》编辑委员会，《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

刚刚恢复的中国保险业，很快就为自己的冲动和不专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同时急于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人保开始大量开展海外业务，1980年至1984年达到顶峰，每年新接和续转的业务达到1000多笔。

殊不知，这些业务中有些是风险极高的“毒药”，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责任险业务。

这些“长尾业务”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第一笔大的坏账，其负面影响此后绵延近20年！同时，这些未结束的责任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其赔偿往往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中国，“长尾业务”让当时全球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主体都吃尽了苦头。 C9o4UwFn1SAxovsoAR/NU/ayfAoa4HaVq25QASuzJVCXnYOO3nT/URkZxNSTsp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