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联大

日本投降之后，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决定把“鲁艺”一分为二。王朝闻服从组织的安排，被分派到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1945年9月，王朝闻离开生活了将近五年的延安，在依依不舍中乘着老乡的木船渡过黄河，从此掀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当时，像王朝闻一样的文艺战士们，尽管对未来有些许的迷惘，但心中是充满希望的。在坚定信念的支持下，他们于11月抵达了河北张家界。这时的张家口已经顺利解放，华北文艺工作团并入了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在华北联大，王朝闻依旧担任美术教员，教授学生素描和创作。

1946年，是王朝闻毕生难忘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他险些丢了性命！

那是初春的一天，王朝闻腹痛难忍，吃了许多止疼片也不见好转。同王朝闻一起在延安生活共事过的吴劳同志当即将他送到当时张家口最大的医院和平医院。经医生诊断，确诊为急性阑尾炎，还伴有一定的脓肿，情况十分危急，必须立刻进行手术，不然性命难保。听闻这个消息，吴劳不停地啜泣着，用颤抖的手替家属签了字。由于及时送到医院并且手术成功，王朝闻大难不死。但是，当时的医院条件毕竟有限，消毒不善，留下了后患——因为伤口感染化脓，需留院观察。在住院的这段时间，吴劳一有时间就往医院赶，有时还带着新鲜的水果和可口的饭餐给王朝闻补充营养，好让他早日康复。更让王朝闻感激万分的是，在他养病期间，吴劳还为他从张家口图书馆借阅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绘画的理论书籍，让王朝闻在无聊的养病期间提升了学术涵养。诚然，如此系统地在一个时间段钻研艺术理论，对于王朝闻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在杭州艺专的时候，虽然是非常专业的学习，但基本上都是按照法国的教学方法进行常规的美术训练，学校课程的设置和图书馆的书籍绝大多数也是西方的，虽然给他的基本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但他对于自己国家美术的认识其实还是薄弱和欠缺的。后来王朝闻投身革命，在战争的岁月里出生入死，多数时间在搞抗日的宣传工作和与之相关的美术创作，更加没有机会深入地接触中国的艺术理论。即使有所接触，也是仓促的浏览，没法仔细深入。这次住院，反倒给了王朝闻一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每天，他都利用治疗以外的时间发奋啃书，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对知识的渴望让王朝闻精力充沛。虽然住院的时间不长，但王朝闻充分地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了《图画见闻志》、《山静居画论》、《绘事微言》以及《芥舟学画编》等相关书籍。中国古人对艺术的见解博大精深，不但拓宽了王朝闻的艺术视野，而且带领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不过，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伤一好，王朝闻便收拾行装回到了学校。

因为蒋介石单方面撕毁了《双十协定》，无疑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这之后，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局势急转直下，十分危急。此时，傅作义又率领重兵威胁张家口，逼得王朝闻一行不得不暂时撤离。因为没有预先准备，王朝闻只能随便收拾一下，把一些必需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带走上路。与此同时，他还精心挑选了一些非带走不可的宝贵资料，可是忍痛割爱的筛选着实花费了他不少时间。就这样，他在急急忙忙中随大家撤离了。

人道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行军途中，王朝闻突发怪病，高烧、咳血、便血，最要命的还有鼻血流个不停，夸张到可以装满整整一只饭碗。这对王朝闻本已不堪一击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迫不得已只能离队接受治疗。他在医务所休养了整整两个礼拜，流血的症状才总算得到了控制。心急如焚的王朝闻并没有等身体完全养好，就急着出发寻找大部队，希望尽快能和大部队取得联系。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夜以继日的追赶，他终于同尚在冀中的华北联大队伍会合了。

为了能更好地集中精力学习，王朝闻执意选择住在远离部队的一座废弃的宅院里。据王朝闻自己回忆，这座宅院是一名逃亡地主留下的，由于长期废置，留在房间里的只是大大的蛛网和厚厚的灰尘。这样艰苦的条件和危险的环境，不免引起战友的担心。同时，他们还考虑到王朝闻大病初愈，需要有同伴细心照顾，故而坚决不同意他独自一个人留在大宅院里。但王朝闻心意已决，大家拗不过他，只好帮他简单地收拾一下，打扫一下卫生，便留下他一个人，大家返还部队去了。一个人生活、学习，清静倒是清静，但是时间一长，尤其到了后半夜，静得让人瘮得慌。这时只要一阵微风吹过，那残旧的窗纸便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王朝闻虽然是个大男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可这么也难免有些不寒而栗，好在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不过，防范敌人倒是头等大事，王朝闻自然不敢懈怠，所幸那段时间也算“天下太平”，敌人很少出没，他过得还算安逸。

天气转凉了，昼夜温差明显。白天不太觉察得到，可晚上一个人睡在临窗的土炕上，冷风一吹，刺骨的寒意速袭全身，着实有些难受。本想着可以就地取材，找些木柴生个火驱除寒意，可谁曾想竟然找不到木材，无奈，王朝闻只得和衣而睡。有几日天寒地冻，王朝闻甚至连袜子都不敢脱下。让他头疼的还不止这可恶的天气，熄灯之后，狡猾的老鼠便结伴出来打扰他。记得有几次，王朝闻睡都睡着了，却硬生生叫老鼠给吵醒了。这些老鼠似乎也受到了环境因素的迫害，一只只饿得“面黄肌瘦”，趁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觅食，满屋乱窜，肆无忌惮。最大胆的几只更是嚣张地跑到炕上来争抢王朝闻夜里用来充饥的窝头渣渣。王朝闻虽然十分同情这帮小畜生，但也实在没辙，便想做个老鼠夹子教训教训它们，可惜连根铁丝都没处找去，于是用老鼠夹子灭鼠的计划只得作罢。当然，灭鼠大计并不能因此完全搁下，王朝闻开始仔细观察老鼠出没的时间、行动轨迹以及它们夜间的生活习性，待摸熟他们的作息套路以后，趁着熄灯，便套上一只棉手套，屏住呼吸，在老鼠时常往来的路线上静静等待它们上钩。一开始他总是打草惊蛇，但时间一久，王朝闻也学精了，总能恰到好处地一把将老鼠擒获。战果丰硕的时候，一晚上能抓到好几只。第二天，王朝闻便提着自己的战利品去队部，交给几位胆子大敢吃老鼠的战友，帮助他们改善伙食。

当然，更多的时候，王朝闻埋头钻研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文心雕龙》、《诗品》、《人间词话》和《世说新语》等文学名著。古籍的文字虽然有些艰涩深奥，但王朝闻却乐在其中，不知疲倦。闲暇的时候，王朝闻也会和伙伴一同去赶集，除了购置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以外，运气好时，还能带回来几本旧诗词。对于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贝，王朝闻爱不释手。有一次，毛星同志赠送给王朝闻几幅希腊雕刻图片以及其他有关雕刻的数本日本书籍。王朝闻满心欢喜，可由于是原版书籍，根本看不懂书里面的文字，继而便有些失望。但王朝闻并不气馁，到处打听有谁懂日文。终于，在华大美术系找到了两位懂日文的教师左辉和金冶，在他们的细心翻译下，王朝闻终于明白了书中的意思。勤奋的王朝闻不仅认真地做好笔记，而且在回到住处以后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对书中的图片进行详细的追记。与此同时，还仔仔细细地写下了不少读书笔记。

在这一时期，除了认认真真完成上级布置的教学任务以外，王朝闻还时常和莫朴、金浪等同志利用课余时间跑到附近的辛集去为当地的普通群众画像。一来，可以更好地与当地百姓沟通，巩固自己良好的群众基础，二来通过不少的速写练习，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画技，真可谓一举两得。在替群众画像的过程当中，王朝闻总会得到一些意外惊喜，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众多的意外收获中，令王朝闻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名叫《猴抬厢官》的年画。每每谈到这幅年画，王朝闻的喜悦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尽管不知道这幅年画出自谁手，也不知到此画画于何年，但是其强烈的视觉效果冲击，令王朝闻一直记忆犹新。整个画面无论是乘小轿的官员、抬轿的轿夫，还是鸣锣开道的衙役，全部都是着装的猴子。更让王朝闻意外的是，那乘轿的也是一只猴子，颇为戏剧性的是它还像模像样地穿着一件清代的官服。如此强烈的讽刺效果，不免让人赞叹人民群众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

1947年2月，王朝闻接到上级通知，命他编写一本关于美术创作方法的讲义，一时间令王朝闻无所适从。但他冷静下来仔细一琢磨，就拿定了主意。在他2月8日的札记里，他这样写道：“要我编一套创作方法，但不要教条主义；不要空洞一般化；不要使读者感到可有可无，感到在教训人。这不是容易的事。以具体有毛病的作品对照着在某一点上成功了的作品来讲，比较专以名作研究式的讲法（包括创作方法）更自由吧？比专讲方法只以画作证来得不空洞吧？”按照这样的想法和思路，王朝闻一边思索，一边编写。他十分重视这本书的理论深度，担心乏味枯燥的理论部分多的话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积极性。因此，他绞尽脑汁探索授课的新方法，希望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课，让学生较好地掌握理论。在王朝闻坚持不懈的探索下，他采用了研究分析师生创作的得与失，充分结合群众的审美需要去说明艺术创作特殊规律的方法进行教学。因此，配套编写的教材所需要涉及的面也十分广泛，主要有主题、题材、对比、照应、和谐、矛盾、含蓄、形式美，以及风格等方面。到7月底，讲义完稿了，首先在文学系和戏剧系投入试用。意想不到的是，一经试用，同学们赞不绝口。在试讲“风格”一章时，同学们课上听得津津有味，课下就在意见本上写满了自己的亲身感受，类似于“很满意”的评语更是布满了整本意见本。得到同学们如此充分的肯定，王朝闻倍感欣慰，觉得这五个月的辛苦并没有白费，自己付出的努力总算得到了回报。然而，王朝闻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时刻提醒自己还有很多后续工作需要补充和完善，利用授课的间隙不断地为自己充电。在这段时间，王朝闻近乎疯狂，研读了当时他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学习资料，包括金圣叹评的《水浒传》和计成的《园冶》等。在阅读的过程中，王朝闻还一丝不苟地做了好几本厚厚的笔记。这些宝贵的材料，后来成为了他第一本理论著作《新艺术创作论》的雏形。

中国有句古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年王朝闻身患重病，吴劳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他们因此成为了一对生死之交。有一次，王朝闻和吴劳结伴一同前往石家庄，他们走在半道上，突然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惊慌失措的他们跳入一个炸弹坑避难。惊魂未定的吴劳半晌没有回过神来，相对而言还算沉着的王朝闻忽然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迅速和吴劳商量，果断决定立刻转移阵地。此时吴劳也顾不上思考，二话没说跟着王朝闻去另外一个弹坑中躲避。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他俩在弹坑里蹲稳，又一轮轰炸来袭。等到敌机逐渐飞远，两人踉踉跄跄地从弹坑里爬出来的时候，顿时傻了眼，简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的事实——一颗炸弹不偏不倚落在他们第一个蹲的弹坑里面！就这样死里逃生，两人相视而笑。

1948年3月，第二次土地改革接近尾声。上级领导决定调派王朝闻去搞“石门解放纪念碑”，以纪念人民解放军以攻坚战打下来了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没过多久，王朝闻就把草图设计出来了，是一个冲锋战士的英勇形象。然而等到施工计划公布出来的时候，王朝闻的心中泛起了一层波澜。国家依旧处于艰苦的战争年代，在这个关键时刻，投入那么多钱就为了搞一座纪念碑是不是不合时宜？作为一名雕塑家，王朝闻深知雕刻纪念碑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然而头脑清醒的他还是觉得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一个大项目为时尚早。于是，他在3月31日的札记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四亿左右的开支要多少小米啊，想着农民的辛勤，我是不愿意在此刻来做效果不大的纪念碑像的（一开始就向宣传部长提过代价太大）。朱总司令说，与其建这样的东西，不如开一个工厂。在这样的时期，这意见是对的；我不强调文艺工作。即使强调，不如出通俗读物。但是，想到雕刻受到条件的限制，不能不有些沮丧。已经很多年没有机会发展了，即使立刻取得全国胜利，也不会理想地干这工作。那么我只有多打些草稿而已。即使是草稿，总是应该努力的，不要等到有了机会时挖空脑子。”从这里不难看出王朝闻当时矛盾的心理。最后，王朝闻还是以大局为重，接受了朱老总的意见。

1948年8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的美术系搬到了正定县的天主堂。此时，胡一川、罗工柳、王式廓等原先一起和王朝闻工作的鲁艺同志也来校参加美术系的工作。老友相见，分外亲热。和这么一大帮要好的兄弟再一次并肩作战，王朝闻的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老朋友的到来也大大增强了王朝闻的工作热情。这段时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在浮雕长卷《民兵》的构思上面。王朝闻这几年与各地民兵有过深入的接触，在一系列交流之后熟悉了他们的情感和生活，就设想为大型建筑搞一个富有装饰性的浮雕长卷，以此来纪念民兵在革命战争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使，万事开头难，在创作草图的过程当中，王朝闻下了不少工夫。他不仅画了许多幅相关的战斗速写，还查阅了一些西方资料以作必要而有益的补充。完成之后的草图起初在正定召开的华北大学纪念会上向公众展出。图中横列着一排尺寸近乎相同、姿势各异的各式民兵形象。王朝闻本以为会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但是，作品引起的反响着实让他吃了一惊。持肯定意见的同志认为，这幅草图无论画面还是意蕴都很好地概括了民兵长期进行斗争的光辉形象，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整个画面也很有质感，整体和部分的结构处理很见功力。而最让他们觉得欢欣鼓舞的是，利用建筑装饰浮雕的创意来表现斗争生活，是非常新颖和极富创意的。但反对者的意见很犀利，一语中的点出这副作品的原创性存在问题，即模仿痕迹较为明显，同古希腊罗马的浮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美术系内部，大家也在这两种意见上产生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否定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并且还在原先意见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条“形式主义的残留”。大家伙共同给王朝闻提供了一些修改的参考意见。王朝闻虚心地听取了大家的建议，之后反复琢磨、思考，觉得建筑浮雕的构图可以追求装饰性以及形式美，例如在虚实对比与轻重均衡方面进行改良。但王朝闻很快意识到，草图的根本性问题绝不是在于对形式美的探索，而是其中一部分发挥自己想象的战斗动作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基础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接下来的工作便寸步难行。找到问题根源的王朝闻并没有在原先的草图上进行修改，而是不假思索地将其全盘否定了。

在参考了各方面资料和询问了诸多同志的意见之后，王朝闻把新的目标定位在了站岗放哨这个最熟悉、最常见的场景上面，与此同时，他也改变了雕塑形式，从之前的浮雕长卷转换成了圆雕形式，力求通过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再现民兵机警和朴实的形象。这一次，草图顺利通过。接下来的创作实践虽然异常艰苦，但王朝闻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1949年2月进入北平，这座圆雕才最终翻成石膏放在了桌子上。大功告成之时，王朝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