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举国抗战。血气方刚的王朝闻自然也不甘落后，他利用自己的专长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起初，王朝闻只是在一些进步青年的带领下，在杭州的湖墅一带画抗日壁画。后来，随着抗战的深入，王朝闻有时也会跑到杭州的一些周边地区，诸如诸暨、桐庐、萧山等县镇画壁画以宣传抗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朝闻的抗战热情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杭州地区似乎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创作“胃口”，热情高昂的他走出杭州，带着一大帮志同道合的伙伴，来到宁波、绍兴、余姚等地进行宣传效果更好的广场展览。王朝闻曾经回忆道：“在艺专的图书馆曾经见过一套法国出版的宣传画，其中有几张表现的题材是工人集会。画家着重描绘人物的情感状态，手法简练而有明显的情绪特征。我将这些绘画介绍给罗工柳等进步同学，后来在延安时还见到罗对这些绘画拍摄的照片。”由此，我们不难想见王朝闻所创作的抗日宣传画上的人物是多么的栩栩如生，尤其是中国人民和日本鬼子这两类正反人物的情绪特征的对比自然是泾渭分明。在抗战中提升绘画技术，在学习中积极宣传抗日，在特殊的环境下，王朝闻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绘画技艺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1937年11月，随着淞沪会战的失利，杭州艺专不得已向西撤离。王朝闻本打算与学校共进退，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脱离学校。而正是这个不经意的举动，让他遇到了生平的又一个贵人——艾青。事情还要追溯到艾青在萧山火车站偶遇王朝闻。当时，艾青刚刚从监狱获释，看见穿着校服的王朝闻，便认出他是艺专的同学。他听王朝闻说在参加抗日的一些活动，便道：“刘保罗刚刚出狱，他在浙江省抗敌后援会的机构下面组织了一个流动剧团，正在招兵买马，你现在正好可以去投靠。”艾青当时正急着乘火车赶往桂林，并没有来得及跟王朝闻细细交代，就挥一挥手，各奔东西了。但他的寥寥数语改变了王朝闻的人生轨迹。

流动剧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全称是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流动剧团，参加该剧团也就意味着王朝闻毅然决然放弃了未完成的学业，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时代浪潮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冬天，王朝闻在邵荃麟和史风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成为了他一生的奋斗目标。这一天，王朝闻激动无比，因为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即将以一名革命文艺战士的身份开始新的事业；这一天，他有了精神的寄托，有了照亮前程的导航灯，有了开拓进取的战斗力；这一天，他辗转反侧，彻夜无眠。

1938年1月，流动剧团在丽水经过短暂的集训，便兵分两路开始了宣传工作。受中共浙江省临时工委的委派，王朝闻跟随大部队来到浙江省龙泉县开展地方工作。王朝闻在县民众教育馆担任馆员，还兼任保安队的政训员。他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宣传，提着颜料桶到处画壁画、写标语。在创作抗日壁画的过程中，王朝闻紧密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生活疾苦，体验群众的日常生活，在与群众的交流闲谈中，王朝闻受益匪浅，不仅收获了抗日壁画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为自己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普通的人民群众为王朝闻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基础素材，而他的政治信仰则为他的创作思想指明了方向。邵荃麟常常和王朝闻探讨美术创作，这位良师益友对王朝闻精神世界的丰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次，邵荃麟不经意向王朝闻提起，说他看过一幅外国绘画，虽然画面上仅仅只画了一双破皮鞋，但是观看的人一看便领悟了画中所蕴藏的意境，因为从一只鞋的处境便可推断出该鞋主人的生活处境。这细节刻画和间接描绘所表现出来的画面震撼力与王朝闻一贯倡导的抗日壁画风格可谓不谋而合，对他的启发不小。后来，王朝闻不免感慨道：不论多么富于表现力的生活细节，在大型作品中始终居于从属性的地位。但是，不论多么巨大的作品，倘若它缺乏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细节，便不能给观赏者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可见，细节决定成败，王朝闻是在抗日工作中明白了这个艺术的真谛。

在浙江流动剧团工作期间，王朝闻还创作了几套连环画，主题自然主要围绕抗战展开，其中一套名叫《姆妈》，主要描写了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觉醒之后奋起抗战的过程。总共31幅的连环画，紧凑并连贯地表现了这位妇女在日寇逼迫下的无奈、清醒之后的觉醒、投入抗战之后的坚定等画面，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另外一套《刘兰亭上吊》所表现的主题是做汉奸只有死路一条，而《李有富当兵》则描述了一个农民参军的故事……王朝闻总是试图用一个浅显易懂的故事来唤起全社会民众的抗日雄心。在离开龙泉之前，王朝闻创作了一套全新的抗日连环画《小黑子》，反响热烈。故事的主要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游击队长的儿子小黑子，因为经受不住侵略军的诱惑，仅仅一块怀表，就让他说出了游击队的行进路线。这样一来，游击队行踪曝光，损失惨重。后来游击队长知道此事之后，大义灭亲，亲手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就地正法。对于这个大义灭亲的结局，王朝闻曾与邵荃麟发生过争论。因为塑造人物的时候，王朝闻将小黑子的年龄限定在了10岁。他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小黑子毕竟只有10岁，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价值判断能力，应该以教育为主，而不是简单地施以极刑，不过最终王朝闻还是选择了妥协。不过，理性的思维毕竟让他的连环画作品在幼稚和急就中增添了几分理趣。

1938年8月，党组织派王朝闻到长沙去找黄粲，希望他向政治部三厅的田汉同志了解关于联系组织抗敌剧团工作进展的事宜。但是当时正值武汉会战，兵荒马乱，音讯全无，等待毫无结果。这时，王朝闻又碰到了在浙江流动剧团认识的刘保罗。刘保罗告诉王朝闻，武汉的局势十分动荡，大家伙都忙着撤离，根本没时间理会你们说的事情。王朝闻觉得有理，但又心有不甘。刘保罗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便说：“抗战剧团的事情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了，暂且也搁置一下吧。倒不如跟我到大别山前线去，你到那里照样可以发光发热呀！”在刘保罗的竭力力劝说之下，王朝闻便跟随他去了第五战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八军廖磊部的战地服务队。战地服务队，顾名思义为抗战服务。主要的任务便是抗日宣传，尤其在战时，还要动员群众支援前线。

因为日军时常进山侵扰，服务队便自觉地为村民站岗放哨。战地服务队尽管战斗力一般，但是排查敌人的“实力”却不得不叫人刮目相看。有一次，一位卖灯草的小贩进村卖灯草，战地服务队的队员怀疑他是汉奸探子，不由分说便将他抓起来送到了国民党师部，而怀疑他的理由听起来也十分可笑，居然是因为他的帽子里面糊着敌伪的报纸。这个小贩不明不白被吊起来，严刑拷打了三天三夜。不是不招供，实在是无供可招。王朝闻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小贩的一举一动，判定他的表现不像是汉奸。再加上就凭那张所谓的敌伪报纸而草率地下结论，结论也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一天夜里，他约了另外一位有着同样看法的队员前往一位李姓国民党参谋长的寝室反映情况，报告不宜再对那位小贩施以暴行，而应该尽快将他释放。当时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副师长正躺在蚊帐里吸食鸦片，可能是正吸到兴头上吧，抬起头便是一顿急风暴雨式的怒吼：“捉鬼的是你们，放鬼的也是你们。你们吃饱了没事情干啊！到底想干什么？”两人无功而返。王朝闻从此对所谓的友军另眼相看，那粗鲁的吼叫打消了他为民请愿的念想。

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共关系也随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提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于是国共关系急转直下，战地服务队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无比气愤和异常失望的王朝闻准备离开这个伤心地，回到他熟悉的龙泉，继续他的革命生涯。但是，回去谈何容易。刘保罗作为当时战斗服务队的负责人，对他的申请不屑一顾，并责备他道：“你对这里不满意，要去龙泉；龙泉不满意，就去延安；延安要是再不满意，难道你要去莫斯科吗？不要一味地老天真和兴趣主义了！”显然，在王朝闻看来，刘保罗的一席话只是牵强辩解，毫无实质意义，但要是据理力争，也只是徒劳，所以一走了之便是最好的出路。但是上面一直没有批准他的离队申请。让王朝闻深感意外的是，离队的阻力并不仅仅只来自于上级领导，更多的其实是那些当地群众。因为王朝闻的工作表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群众都不希望他走。最后，部队决定将此事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方式加以解决。幸亏王朝闻一早就得到了风声，便在投票之前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最终以一票的优势，有惊无险地获得通过，顺利离开了战地服务队。

但是，事与愿违，通往浙江的道路已经被日军切断，王朝闻不能回龙泉了，于是他决定“打道回府”，回到了阔别五年之久的家乡四川。在家里待了不到一个月，王朝闻便决定设法在当地与党取得联系，以便尽快开展革命工作。

王朝闻和他创作的汪精卫与陈璧君跪像

1940年3月，汪精卫叛国投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王朝闻听闻此事，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了。他毫不犹豫拿起了自己的雕刻刀，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入到这场声讨运动中去。没过多久，一座泥塑汪精卫与陈璧君跪像便在少城公园的成都民众教育馆顺利完成。观众一看就会觉得汪精卫与陈璧君的跪姿似曾相识，据王朝闻回忆，这个灵感来自于杭州岳庙的秦桧夫妇跪像！

在雕塑过程中，有一件趣事也再一次间接折射出王朝闻与生俱来的高超艺术才能。汪精卫在投敌之前，曾经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会长等职，因此塑造雕塑所需要的参考照片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但问题在于，寻获雕塑的另一形象陈璧君的照片却如同大海捞针，久久未能找到。不过王朝闻并没有因为这个难题而举步不前，反倒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设计了一个陈璧君觉得丈夫的行为可耻而用手掩面的姿势。如此一来，不但解决了因找不到照片而无法刻画人物面部形象的难题，同时还与汪精卫这个丑恶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再稍加以细致的观察，还可以注意到王朝闻对细节的把握也是细致入微。他让陈璧君的上身贴住汪精卫，从雕塑的整体性上看，避免了雕塑整体出现不必要的空隙；从人物关系上来思考，则隐晦地体现了汪精卫和陈璧君这对汉奸夫妇的主从关系。更让人惊喜的是，王朝闻还有意增加了一个闪光点：他在画陈璧君掩面的手上也下了一点工夫，让她的手指稍稍分开，留出一丝缝隙，恰好可以窥看外界发生的事情，揭示了汉奸夫妇狡诈阴险的本性。后来，这座雕塑在少城公园的成都民教馆院内展出，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普通民众个个怀揣着强烈的爱国之心，面对这两个汉奸卖国贼，这气自然是不打一处来，不仅破口大骂在所难免，有些群众甚至因为难以遏制心中的愤懑之情，而向两个叛徒吐唾沫或是扔果皮，恣意地发泄淤积在心中那些久久不能释怀的愤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座上形同虚设的四个大字——请勿损毁。王朝闻心中虽然十分珍爱自己夜以继日辛勤创作的艺术作品，但是转念一想，这其实是对他艺术成果的直接肯定。于是那珍爱之情转瞬即逝，反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成都这短暂的一年里，王朝闻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专长在艺术院校教书育人，因此，收入也算相对丰厚，生活过得也算宽裕。不过萦绕在王朝闻心头的一件事始终让他那颗不安的心久久难以平复。因为他来成都的目的始终是找到党组织，与党取得联系，毕竟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的滋味并不那么好受。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样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身在国统区，常常身不由己，党员身份不允许暴露，使得王朝闻常常痛苦不堪。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朝闻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联系到了余莲隐和张毓琛这两位女同志，他的革命之路得以继续。

1940年秋天，余莲隐联系上王朝闻，并告知他说：“你要去延安不是不可以，但在成都没法帮你解决，只能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才可以办理手续。现在张毓琛同志也有事去重庆办事处，你们正好可以一同前往。”王朝闻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之情，握着余莲隐同志的双手，一个劲地连声道谢。的确，王朝闻等这句话已经好久好久了。他终于等到了！欣喜若狂的他当即向自己任职的复兴美专递交了辞呈，简单地收拾了下行李，向家人匆匆告别之后，便踏上了前往重庆的旅程。抵达重庆之后，张毓琛独自前往八路军办事处，王朝闻则住在好友卢鸿基的宿舍内静候消息。等待的日子总是枯燥和乏味的，王朝闻为了打发这无聊的等待时间，特地跑到大别山一带画战地速写。据王朝闻自己回忆，这些速写极富战地生活气息，再加上投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因此在艺术上还是相当成熟的。可惜，在联系出版的过程中，这批作品在战乱炮火中不幸遗失，成为了王朝闻心中一次挥之不去的伤痛，因为对于一个为艺术而生的艺术家而言，作品的遗失莫过于谋其财害其命。

从成都出发的时候，王朝闻身上携带着他老师刘开渠先生写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推荐信。这封信大致介绍了王朝闻的专业水准和思想品德，但因为沿途多次接受宪兵的检查，一来二去就不得不将信毁掉了。幸运的是，王朝闻再次碰到了一位贵人，他就是沙汀。沙汀对王朝闻讲，周恩来曾经要求他介绍一个学习雕塑的同志去延安。听闻这个消息，王朝闻异常兴奋，觉得希望的曙光再次降临。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沙汀通过卢鸿基转告王朝闻：次日去育才学校见周恩来同志。

初次见到周恩来，王朝闻自然是既紧张又兴奋。沙汀把王朝闻介绍给周恩来，并简单地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诸如他是学习雕塑的，曾经在杭州艺专进行过专业的学习，等等。同时也向周恩来传达了王朝闻想去延安的想法，并让他拿出几幅作品让周恩来过目。周恩来接过作品，一幅幅地细看，对其中几幅作品更是反复观看，而且在观看过程中一言不发，足见其认真。看完之后，周恩来才继续与大家伙一起聊天。周恩来平易近人的形象在王朝闻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他是那么的儒雅、亲切、谦逊。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王朝闻正好同周恩来坐在一条板凳上。期间，周恩来起身准备添饭，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再次震撼了王朝闻。周恩来在起身的那一刹那，用一只手按住板凳的一头，以防凳子失衡将王朝闻摔倒。虽然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却折射出一代伟人身上的不凡气质。换言之，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让王朝闻切身体会到一位伟大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卓越品质。

正当王朝闻还沉浸在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的喜悦之中时，他接到了办事处的通知，命他速去办理赶赴延安的手续。王朝闻欣喜若狂地来到办事处，此刻，他深知自己离革命圣地只有一步之遥了。接待他的是一位名叫徐冰的同志。徐冰简单地跟王朝闻作了一些交代，告诉他说：“这次跟你一同前往延安的还有一位叫李纲的小同志。我们安排你们乘坐国民党的交通车走，你化装为四行仓库的职员，而李纲则化装为练习生。前往延安的路程可能会比较艰险，希望你们两位同志相互帮助，共渡难关。”王朝闻爽快地满口答应，但是接过证件一看，便心生疑惑。证件上他化名为曹松茂，证件上的日期填写在四行仓库的图章上面。按照王朝闻多年来的经验，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先写好年月日再填盖上图章的。而眼前证件上的这一步骤却恰恰相反。王朝闻心想会不会是办证件的同志在这个小地方疏忽了？转念又想，乘国民党的交通车走，还得同那些国民党人周旋纠缠，甚是麻烦。想到这儿，便警觉地试探徐冰：“能不能改坐军车前往？”徐冰看出了他的担心，微笑着解释道：“放心，这份介绍信绝对是真的。万一路上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千万不要慌张，一定要镇静。你们只要咬定是四行仓库的人，到时会有人为你们证明的。”王朝闻虽然频频点头，但心里那团疑云还是没有打消。徐冰接着补充道：“现在局势异常紧张，这你是知道的。军车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了，因此能为你们搞到这个车子的座位已实属不易了。希望你能理解。不瞒你说，现在想去延安的同志数不胜数。倘若这次你不走，轮到下次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了。”一听这话，王朝闻的心不由自主地紧了一下。他当然不愿意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二话没说拿着介绍信、车马费和行装，告别了徐冰。回到住处之后，王朝闻兴奋地向卢鸿基等一帮伙伴讲述了今天的经历，听完之后大家分析道：“这么多人排着队要求去延安，偏偏安排让你先行出发，可能同那次在育才学校见到周恩来同志有关。”经大伙儿这么一分析，王朝闻也觉得有理。此时此刻，王朝闻的心早已飞到了延安。

过了不少天，王朝闻和那个叫李纲的小同志终于有惊无险地来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董必武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俩，并听取了两人的汇报。听完之后，告诉他们当前国共关系紧张，去延安的军车相对较少，所以只能先在办事处停留一些日子，并嘱咐他们没事不要随便出门，以免发生意外。王朝闻再一次陷入了等待之中，他不知道这次等待又需要多久，也不知道这样的等待何时才是尽头。1940年年底，终于从延安来了一辆军车。王朝闻佯装为八路军的司务长，随同运送物资的返程车奔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