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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军轰炸温州，全校师生逃难到青田。在学校礼堂里，谷超豪看到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这句话在谷超豪的心里久久萦绕。“什么事算是大事呢？像孙中山先生那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为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自然是‘大事’，用自然科学改造世界，也应该是‘大事’吧。”——谷超豪在中学时期便坚定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为革命事业和科学事业奉献终身”。谷超豪的哥哥谷超英在学校里是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回到家也会向谷超豪宣传进步思想，还推荐他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谷超豪加入了学校的进步组织“九月读书会”，写壁报，贴标语，演街头戏，这位娇生惯养的还不到13岁的小孩投入了抗日的洪流，积极为抗日宣传做着后勤工作。1939年，他参加温中学生抗日宣传队和“五月读书会”，下乡宣传抗日。在做抗日的工作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做科学家的理想，有时间便读书，1940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高中，践行着自己的两个理想。温州中学至今还保存着他的成绩单，上面记载着各门课程的分数。1943年2月，春节前夕，谷超豪所在支部的书记和另一名党员被捕，他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年夏天，他从温州中学毕业，结束了中学生活。1943年9月，他进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成为数学系的一名学生。
1945年底，大二学生谷超豪和同学们分别从温州、上海转到杭州，算是正式结束了龙泉分校的学习生活。由于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在龙泉读书的他们消息不灵通，不知道当时国家的形势如何。在温州，大家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昆明“十二·一”事件的报道，居然歪曲事实，很是生气，而这时“国统区”的学生们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了。到了上海，进步刊物很多，大家化气愤为动力，投入积极的斗争。他们还了解到，这时候解放区已经壮大，解放军的势力一步步蔓延到各大城市，大家的心情很是愉悦。回到学校，一部分刚入学的同学对于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政府却一团糟的现状很绝望，但谷超豪这些有过丰富学生运动经验的同学们能够静下心来一边认真学习，一边关心时局，希望两党达成协议，出现和平民主的新局面。大家每天关注国家形势的进展，希望两党和平解决这一僵局。不料，国民党极不配合，年轻人的怒火沸腾了，于是出现了几百名浙大同学联合签名要求学生自治会组织示威游行，反对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他们的口号就是“反对内战，呼唤和平”。当时，浙大的学生自治会在国民党三青团手中，负责人在开会时不同意游行，学生们听到后直接将他轰下台去，然后自发组织游行，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学生运动的高涨让整个杭州沸腾起来，大家都积极地加入到反内战的运动中去。
这次运动之后，反动派也发动了一次游行——反苏游行，一些不明就里的同学搞不清形势就盲目参加，让以谷超豪为首的同学们很是无奈。虽然进步势力越来越庞大，但面对国民党的反动活动，大家依旧是被动抵制，像反苏游行中的部分学生就没有因为得到正确的指示而误入了国民党的圈套。谷超豪等同学商量，拟成立一个学会，将党的宣传知识讲给同学们听，让大家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能得到正确的领导。于是，谷超豪联系了和他在温州中学一起参加党组织的薛天士同志，然后大家一起找到浙南和“联合高级中学”毕业的一批进步同学，共二十余人，成立了“求是学社”。学社定期开会，就当前的国家政治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并推动学生运动，尽量吸引更多的同学加入。这个社团的声势很快得到了壮大，赵槐同志送来了整风文献和党的“七大”的一些文件如《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学习材料，在思想上武装了学生们。后来，谷超豪听闻马寅初老先生来到杭州，便邀请他到“求是学社”演讲，得到了马老的慨允。在演讲中，马寅初老先生深刻揭露了官僚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危害，表明了和独裁政权作斗争的决心。这次演讲听众很多，大家都在思想上取得了进步。
“求是学社”不断扩大。1949年，国民党向中共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共“限期撤军”，妄图进一步扩大内战。“求是学社”和浙大、杭高以及金华的学生一起决定联合行动，搞了一次“六·一三”反内战游行。这次行动由吴世濂担任主席，马寅初和王竞吾都参加了。就这样，反内战运动在杭州掀起了高潮。
1946年暑假，谷超豪回到温州，许多抗战时期到内地去的同学也回来了，并带回内地学生运动的消息，于是成立了“温州大专学校学生暑期联谊会”，由魏忠任主席，谷超豪和曾守中、金家麟、曹维民、梁益华任理事会成员。他们交流进步思想，联合起来为家乡出力做实事。“大联”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英轮赶出瓯江——他们用“大联”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抗议书，然后，以谷超豪为首的几位同学把抗议书交到了国民党市党部。温州的群众被鼓舞了，大家联合起来，终于将英国轮船赶出了瓯江。
随后，“大联”又开办了中学生暑期文化补习班，从初一到高中的课程都有，除了文化课之外，主要介绍当时各地的民主运动，希望争取到更多的民主力量。同时，“大联”还举办时事晚会，在文艺节目中穿插时事宣传——总之，“大联”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宣传正确的国家形势，让进步思想植入越来越多的人心中。
1946年，浙大总校迁回杭州，学生自治会开始改选，因为数学系很小，4个年级只能选出一名代表，谷超豪很荣幸，成为了那唯一的代表。新的学生自治会刚刚成立，就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的大示威，促进了总校、分校的团结。第二个学期，即1947年上半年，谷超豪任浙大学生自治会秘书，并负责联系会刊“求是周报”。随后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1947年，浙大进步势力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准备开展“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各学生运动组织都希望由学生自治会出面，随后，召开了全校性的大会，由代表会主席于子三出面领导，成立了罢课请愿委员会，于子三任主席，谷超豪任主席秘书，以崔兆芳、曾守中等人为代表，到南京和全国各校代表联合请愿。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与市民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大游行，遭国民党政府军警的镇压，当天，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提出调增教育经费及薪金。13日，学生罢课支持教授会，并要求提高学生伙食费标准。然后，北平、天津、济南等城市的师生相继举行罢课、罢教，要求增加公费、革新校政和调整教师待遇。1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示威。这次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的学生运动遍及18个大中城市。
5月20日，南京发生军警殴打学生事件——那天，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地区16所大专院校的6000名学生在南京组成请愿团，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挽救教育危机等5项要求。游行队伍在向正在举行“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大会堂”进发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武力镇压，被木棍、铁棍、皮鞭打伤的学生有100多人，重伤19人，还有20多人被捕。
同日，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在示威中受重伤7人，轻伤46人；北平示威游行学生决议改北京大学红楼广场为“民主”广场。
22日，九三学社联合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等31人发表宣言，说这几天学潮蔓延全国各地，而政府当局业已决定断然处置的办法，使我们深深忧虑此后的发展将更险恶，而至无法收拾。目前各地青年学生之反内战、反饥饿，以及要求教育改革的运动，纯是由于不满政治现状和在困难环境中感觉苦恼的必然现象。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学生的不满，如果进行推诿与压制，则结果必将适得其反。
“五·二〇”事件后，学生组织继续用多种方式抗议反动势力。不久，于子三等人被捕，随后又传来于子三惨遭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全校甚至全国的师生义愤填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于子三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浙江大学举行，由竺可桢校长亲自主持，苏步青等教授罢课一天表示抗议，校内校外一片震动，抗议队伍举着“冤沉何处”的标语向世人呼喊正义。
随后，学生组织以于子三同志的壮烈牺牲为由，号召全校学生起来反抗。谷超豪在于子三运动中行动积极，勇于向恶势力宣战，半年后由赵槐同志介绍，加入了浙大党组织的另一个系统，一方面主要配合浙大的一些青年运动组织从事学生运动，另一方面也要团结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为杭州各城工系统服务。谷超豪和与他同时入党的另两位同志徐恭恕、郑启梁组成了一个3人小组，由谷超豪任组长。组织上委派给谷超豪的任务是配合学生运动，发展积极分子，宣传党的工作；同时考虑到他可能毕业后继续留在浙大工作，便希望他做好青年教师的工作和上层人物的工作，并开辟校外科技人员的工作。
1987年，谷超豪写了一首诗——《追念子三同志》，表达了对于子三的怀念。
壮士一去四十年，音容历历储心田。
广场
挥臂情激愤，斗室沉思计周详。
屠伯酷刑何所惧，英雄豪气堪冲天。
一人倒下万人起，玻片谎言自枉然
。
深夜钟声惊学府，杭市全城祭英烈。
千古奇冤沉何处
，万众热泪落君前。
瞻仰遗容离不忍
，俯思旧情愤难填。
纵有屠刀和棍棒，衣冠冢下泪涟涟
。
灯塔照耀黎明前，民主歌声四处扬
。
独夫悲戚仓皇犬，人民欢庆解放天
。
湖山美丽朝夕处
，林泉清幽春秋易。
迎来盛世多胜事，钱江新潮慰君眠
。
“华社”是1944年9月在贵州遵义成立的，谷超豪于1947年6月份加入，并于1948年成为该社在杭州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社团在浙大的历次学生运动中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像任亚冠、王良茀、刘寿生、曾守中、毛重斌、蒋世徵等进步学生都是当时“华社”的成员。
当时，“华社”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浙大的学生运动，并组织学生学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老师和学生中宣传积极思想。1947年下半年，“华社”和燕京大学的一个类似组织“创社”合并，称“民创社”，但在杭州，学生们还是习惯地称之为“华社”。后来，“华社”的成员纷纷毕业，散落到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天津等地，大家便以上海为总社，联合起各个地方的进步学生，于是“华社”慢慢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谷超豪在担任“华社”的杭州地区负责人之后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安排“华社”杭州分社的各项活动，例如：布置农、理、工学院各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组织社员参加各项群众活动，增强成员和人民的联系。各项活动的有序进行也促进了其他地方“华社”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尽量和总社关系疏远，以防发生社员名单泄露等事件，因为安全工作是各项工作进行的保障。第三，在“华社”成员中挑选党的同路人，积极发展他们入党。1948年9月，任雨吉同志被批准入党，1948年末，邵浩然和包洪枢两位同志也入了党，邵浩然同志随后在浙大外文系建立了一个“华社”小组，包洪枢同志则成了浙大学生自治会的活动负责人之一。这些新注入的鲜活血液为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四，谷超豪通过“华社”，和学运系党员李文铸同志合作，创建了“求实科学社”。
求是科学社成立于1948年下半年。当时，谷超豪已在浙大留校当助教，地下党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团结科技界人士，保护杭州市各有关科技单位的人员、设备、资料，以迎接解放。由于“华社”社员以理工科的同学居多，虽然在杭州有时代科学社的分社，但为了能更广泛地团结校内群众，谷超豪和物理系助教一起创建了“求是科学社”，并以化学系学生张渤、电机系学生林自雄等“华社”社员为骨干共同主持这个社团的工作。该社团的主要目的是吸引爱好科学技术的学生从事学术知识交流和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实际上是“华社”的一个公开的外围组织。
“求是科学社”成立后就贴出布告，同学们可以自愿公开报名参加。一时间，报名的同学甚众。五六十位同学参加了成立大会时，他们在大教室里围坐成一圈，发表讲话的主要组织者有杨士林、李文铸、谷超豪等。同学们还提出了活动建议，推荐出项目主办人。后来，“求是科学社”发展到近百人。杭州解放后，该社因同学们都纷纷毕业而停止了活动。虽然这个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当时社员们积极性都很高。后来不少社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很大的贡献，其中好几个人还因为水平高、贡献大而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如胡海昌、潘家峥（兼工程院院士）、杨福榆、沈允纲、沈家骆、韩帧祥等。这也说明当时浙江大学的学生素质非常高，而且学习很好的学生也乐于参加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社团活动。
求是科学社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普及科学知识。那时杭州的《当代日报》有个科技副刊《大众科学》，要求“求是科学社”的组织者每星期向报纸提供一篇稿件。学社的负责人开会选派了一些成员组成“科学小组”，利用课余时间查找资料，每周五将稿子内容汇总，写得不错的便推荐到副刊上发表。因为是普及性的《大众科学》，读者自然对纯理论的科学阐释没有兴趣，大家便煞费苦心地找既有科学含量又比较实用的东西，虽然辛苦，但成效很好。《当代日报》的编辑对他们的文章很是赞赏，慢慢的，《大众科学》便成了“求是学社”宣传科学知识的好阵地。谷超豪他们在校内还办了个求是墙报，每月出版一次。两刊主要介绍著名科学家，比如竺可桢、李四光等人物的生平与事迹；还介绍过当时最新的科学成就，如“盘尼西林”等，还有科普知识、新书评介等。
2. 学习新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上出现了雷达、导弹、原子弹等新式武器，社员们自由组织学习小组，互教互学，兴趣很大。有的同学对某一问题有特别的心得，就请他来做科普讲座，讲完后大家讨论，这样讲解人既得到了归纳提高，听众也开阔了视野，效果很好。有位同学对天文星象很有研究，拥有一些价格高昂的大本头的天文图。有几次，他就在教学楼外的空地上给大家讲解天上的北斗七星和其他的不同星座。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天文小组，常常集体到房顶上、山上去观测星象。
3. 参观工厂。为了增加生产技术知识，求是科学社组织大家到杭州电厂和华丰造纸厂参观。两厂规模都不大，但五脏俱全。在纸厂，他们看到厂房里堆积如山的是已宣布作废正等待化纸浆的旧纸币——当时，正发行臭名昭著的“金圆券”，据资料记载，1948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以150万法币兑1元金圆券。参观后，大家获益良多。此外，他们还曾参观了一所盲童学校，了解盲童通过触摸来认识事物的学习生活。
1948年，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从南京迁到杭州，负责这一工作的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张叶明。张叶明是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张叶明找到了谷超豪——一方面，是因为谷超豪曾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他读书时参加学生会竞选，同学们曾以“科学+民主=谷超豪”的口号，高票推举他为学生会主要负责人。张叶明和谷超豪在学生运动中曾有过不少接触。另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许良英——1947年，在浙大物理系任助教的许良英担任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叶明是许良英的学生。张叶明回到杭州时，首先找到了许良英，但许良英认为雷达所的去留问题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所以他推荐了谷超豪，当时，许良英并不知道谷超豪是地下党员——地下工作非常秘密，为了避免互相牵涉，许良英所属的浙大党支部与谷超豪所属的城市工作系统并不发生横向联系，他推荐谷超豪，纯粹是因为看到了谷超豪在学生运动中的能力。
张叶明告诉谷超豪，他正供职于国防部第六厅下属的雷达研究所。淮海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很快便陈兵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暴露在战争的最前沿。此时的南京，人心惶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南下撤往广州，雷达研究所也在撤离的名单中。由于搞不到火车皮和船只，雷达研究所只能先从南京撤到杭州，看看战事发展，再考虑是否继续南迁。
在张叶明之前，党交给谷超豪的任务是团结杭州的科技工作者，保护杭州市各科技机构和设备。而雷达技术在当时可是一种先进武器。二战中，它与原子弹、导弹并称为三大新式武器。谷超豪不敢懈怠，马上向上级汇报，上级很快回复，让他从三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加紧联系张叶明，进一步掌握他的思想动态；其二，研究雷达所人员的政治情况，分清哪些是反动的，哪些人属于中间派，哪些是倾向我党的进步分子；第三，进一步摸清该所雷达设备武器的情况。最后，上级还希望谷超豪发展张叶明同志，适时入党。
于是，谷超豪便开始全身心地保护雷达所。雷达所里有一位叫范复礼，是和谷超豪一同进的浙江大学，算得上是旧相识。谷超豪便想通过这层关系从范复礼那里了解一下雷达所的情况，同时希望说服范复礼为保护雷达所而积极努力。
二战期间，英美等少数国家就已拥有雷达技术，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则是在抗日战争之后才拥有雷达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日本留在中国的大部分装备被国民党接手，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达。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下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用。”1947年4月，国防部第六厅在南京水西门灯笼巷10号买下了一座庭院式的旧房子，正式挂牌为“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这便是雷达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国民党缴获的这些雷达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该所初成立时的主要工作就是修理这些旧雷达。
浙大物理系毕业的郑乃森被分配到雷达所工作时，对修理旧雷达的工作多有不满。因为当时的技术人员只搞过发报机，并没有接触过雷达。雷达的接收机、发射机尚能根据电路原理摸索出来，可碰到调制器、显示器、超短波天线这些新家伙，就一头雾水。当郑乃森和同事们一天到晚都泡在所里摆弄这些新式武器的时候，代理所长叶造甫对雷达却没有多少热情。雷达发射机调制器的电源是三相220伏，但南京的电源是三相380伏。技术人员提出要买一些纱包铜丝，将雷达原配的电源改装一下，可叶造甫却推说没有经费。
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到1947年底，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已经修理了各种雷达76部。这些修好的雷达被陆陆续续发往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各要塞。由于共产党军队还处在“小米加步枪”阶段，没有空军，所以雷达主要作为沿海及江防要塞的警戒之用，除台湾各要塞之外，在大陆江宁要塞、江阴要塞、青岛要塞、吴淞口要塞和南京狮子山要塞等地，均设立了雷达站，用以探测解放军渡江船只。1948年10月，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名为雷达研究所，成为国民党的要害军事部门。物理学家葛正权被任命为所长，军统出身的原所长叶彦世任副所长。不久，淮海战役打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纷纷携眷南逃。国防部也命令雷达研究所撤往广州。对要不要撤到广州，所里的人们意见并不统一。
范复礼是在浙大读书期间认识张叶明的，他对政治没什么概念，一心只想着科学救国。说到一半，他停了下来看着谷超豪，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到外面给谷超豪端了一杯水，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原来，自打谷超豪进门，他就没想起给客人端杯水，自己讲话渴了才想到这档子事。在他出去倒水的空当，谷超豪心里很是犹豫——范复礼看上去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科技人员，要说服他为我党所用，可是要花一些气力了。雷达所的情况很复杂，多数科技人员是为了谋生才去所里工作的，思想积极性不高，他们虽然不认同国民党，但对共产党也不是很热心。所里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工人员，要引导他们都走上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似乎很困难。谷超豪本想联合范复礼一起做其他人员的工作的，不过现在看来困难不小。
范复礼喝了水，慢慢坐回椅子上，继续说：
“张叶明经常把《科学时代》、《文汇报》、《展望》和《文萃》等报刊拿到所里，并向大家介绍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大家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不过潜移默化地收到了一些成效。后来大家在张叶明的鼓励下，还偷偷听了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了解了解放军的很多行动。”
虽然范复礼不是共产党员，但谷超豪和他谈话之后，心头轻松了许多。谷超豪觉得只要自己多和他谈谈共产党的情况，做好他的工作，他是会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当然，这还要归功于张叶明同志平日的宣传工作。
这时，雷达研究所中的另一名浙大校友程嘉钧出现了。当年，叶彦世率领大队人马赴台湾接收日军遗留的雷达时，程嘉钧在台湾地下党的授意下打入了雷达研究所。不过，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交给程嘉钧的任务是深入钻研掌握雷达技术，不要做任何政治活动，并告诉他革命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来联系他。当程嘉钧随叶彦世押载缴获的雷达从台湾回到南京时，张叶明通过老师联系到了他。程嘉钧与张叶明一起组成了雷达研究所内进步活动的核心。程嘉钧仍秉承台湾地下党交给他潜心技术、少问政治的方针，张叶明则主要是和外界联系。
当时，所内的技术骨干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重视技术，思想并不反动，但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许多人并不愿意追随国民党继续南迁；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有可能争取过来。主要的反动势力是副所长叶彦世，他长期在军统局主持电讯工作，所内还有一批曾在军统局或其他国民党军事单位工作过的电讯人员，人数较少；还有一些技工、学徒、士兵多为谋生而来所工作，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就在大家对撤往台湾分歧很大时，程嘉钧现身说法，告诉大家自己原来在台湾的生活比这边还要艰辛许多。本来这些科技人员都是为了赚钱才来雷达所的，对两党的斗争亦没有什么偏向，大都是从自身考虑，一想到要远离亲人，生活条件还很艰苦，那些想服从命令去台湾的人员就又都不想南撤了。
对普通技术人员的争取工作虽然卓有成效，但是否能阻止雷达研究所南撤，最终要看南京政府和所内高层官员的态度。
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后，已没什么业务可做。利用空闲时间，张叶明与所内的进步分子参加了当时浙大理工科毕业生组成的进步团体“科学时代社”和“科协”
的活动。他们参观了电厂、自来水厂、电信局等一些单位，借鉴他们保护物资器材、团结职工的工作后，几位进步青年在所内成立了应变委员会。
翌年，上级指示成立一个小组从事浙大以外的科技人员的工作，谷超豪任组长，任雨吉、朱兆祥、过兴先和他组成四人小组。大家开始奔走于杭州的各有关单位，其中雷达所还是由谷超豪负责。“科学时代社”为此专门开了一次会，社员都在会上表了决心，一定要尽全力保护雷达所。当时，上级组织希望成立一个联系各单位的群众性质的“应变委员会”，目的是联系各个单位结成同心，激发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情，一起保护科技机构。后来，“应变委员会”虽然没有成立，但相同性质的组织还是成立了不少，效果不错。
就在所内进步人士积极筹划保护物资、等待解放的时候，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突然造访杭州——他是来下最后通牒的。此时，叶彦世已经辞官隐退，回他杭州乡下的老家开碾米厂去了，所内的工作由葛正权一人处理。
葛正权与钱昌祚私交不错，钱昌祚的造访对葛正权来说没有多大威胁，如果有说话的余地就可以死拖着不撤，撑上一两个月，解放军也就过来接手了，不行的话，葛正权就也辞职回乡，落个清闲。钱昌祚来了以后还真没怎么说狠话，都是委婉的劝解，希望他们能听从国军的指挥撤到台湾去，葛正权便推辞，说经费少、器材多，不好迁移，要等等，看看形势。然后钱昌祚便以两万银元为诱饵，让葛正权把雷达运到宁波的军舰上去，这可吓到了谷超豪、张叶明和程嘉钧3个人。虽说平日对葛老做了很多工作，但战乱时期，有这么多钱摆在面前，一时乱了方寸也是有可能的。他们仨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葛老真的答应，就提前联系浙东游击队，在路上拦截。还好，葛老的心已经跟着共产党了，他把钱昌祚送走，就一心一意地等待解放军过江，让地下党员们很是敬佩。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在即，杭州地下市委发出了“反破坏、反迁移、保护城市建设、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谷超豪等人认为稳定人心和保护器材是保护雷达所的重要任务，便各自行动了起来，雷达研究所内的应变委员会也开始积极活动。
自雷达所迁到杭州后，国民党只给所里发过一个月的薪水，没有工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更别说说服他们向共产党靠拢了。葛正权手中倒是有国军给雷达所搬迁用的美金，可在杭州却没有地方兑换。程嘉钧大胆接过这一任务，找关系、托人，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换回来了纸币，一解雷达所的燃眉之急。但雷达所的科技人员要求他们家里人的吃饭问题也要所里一起解决。谷超豪等负责人粗粗算了一下，科技人员家属在杭州的并不算多，如果不理会这问题，他们一旦有什么想法就真成了个大问题。于是，所里负责人商议挪出一部分钱用于工作人员家属的伙食费，虽然破费了一些，但人心却收拢了。每天所里热热闹闹的，没有人吵着要南迁了，全所上下团结一心，等待解放。5月3日，在杭州市民的热烈欢迎下，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列队进城，广播电台里传来了“我军胜利解放杭州”的新闻，大家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
当天下午，解放军便接管了雷达研究所。除了几个反动分子逃走了，雷达、器材物资、车辆和文件档案全部保存完好。雷达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成功回到了人民手中。不久，张叶明也入了党，谷超豪算是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88年，谷超豪回忆起早期的革命经历，忍不住提笔写下了三首诗。第一首写他中学时期参加革命的经历——
稚年知国恨，挥笔欲请缨。
读书明真理，宣誓向红星。
隐身刀丛里，埋首纸堆深。
谁知胜利日，国事又惊心。
第二首写他在浙大参加学生运动和保护雷达所的经历——
杭城柳色新，众志已成城。
学社名求是，文章抒激情。
喜逢故乡客，重做联络人。
黑夜见灯塔，奔走为黎明。
大海波涛涌，何复惜此身。
通衢双轮过，厂所单人行。
科技须保护，教育宜更新。
喜见天明朗，会师情意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