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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了世间一切享乐，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帮助同胞的事业中的人是十分危险的。美国总统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就是这样一个人。
进入政坛之前，肯尼迪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财富，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后来他开始着手去追寻生命中有意义的事情。他信教，他坚守道德准则，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历了失去两位叔叔的创痛，这一切让他觉得最有价值的事莫过于改良这个世界，这实质上也是改善命运本身。
当选总统后，他宣布本届政府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人类的苦痛宣战，他要站在百万雇不起说客和其他压力集团的人民大众一边，成为他们的代表。
要不是肯尼迪在电视屏幕上的魅力亮相，总统的这些想法在正常的情况下会被选民认为是过于偏激的念头。但他比自己那两位著名的“叔叔”更加英俊，在镜头面前更加自如；同时，他也比叔叔们更聪明，教育程度更高，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演讲时，可以言之凿凿地报上一连串的数据，他还能滔滔不绝地概述不同领域的专家制定的计划构想，而他挖苦起人来也毫不逊色。
“如果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弗朗西斯·肯尼迪说，“所有的夜贼、强盗、走私犯就都能学会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实施偷窃。他们应该学会像华尔街那帮人一样公然合理地偷窃别人的财富，像社会上那些有威望的大人物一样逃避税收。这也许会导致更多的白领型犯罪，但至少不会有人受伤。”
但是肯尼迪还有另外一面。“左派认为我太保守，而右派又把我当恐怖分子。”肯尼迪曾经对克里这样说过，当时克里正给他送来一份新的联邦调查局许可证，容许他们有更广泛的自主决定权，“如果有人犯了法，我觉得他就成了一个罪人。法制就是我的信仰。实施犯罪的人就是把上帝的力量强加给别人，应当由受害者决定是否要接受生命中的另一个上帝。一旦受害者和社会以某种形式接受了这种犯罪行为，我们就破坏了社会的生存意志。社会，甚至个人，都无权宽恕罪犯或者减轻刑罚。为什么要把罪犯的独裁意志强加给遵纪守法、服从社会契约的公民呢？在谋杀、持械抢劫和强奸这一类的可怕案件中，犯罪分子就等于在宣布自己是神。”
克里斯蒂安微笑道：“把他们都关进监狱吗？”
肯尼迪板着脸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监狱。”
克里斯蒂安把计算机统计出来的有关美国犯罪的最新数据给他，肯尼迪研究了几分钟，火冒三丈。
“要是人们知道这些犯罪数据，”他说，“要是人们知道了那些还没有列入统计的罪行，会怎么想呢？比如说，夜贼，甚至包括已经有前科的那些贼，大部分其实都没有坐牢。连我们的政府都不得擅闯民宅，我们的自由无价，社会契约和家园土地都神圣不可侵犯，却被那些持械罪犯再三践踏。他们肆意偷盗、谋杀和强奸。”
肯尼迪念诵了一段最受喜爱的英国不成文法：“雨可进，风可进，但是国王不许进。”然后他说，“真是一句废话。”他又接着说道，“仅仅加利福尼亚一个州，一年的谋杀案就是整个英格兰的六倍。美国的谋杀犯连五年的牢都不用坐，当然你得先能判他们的刑，那简直就是奇迹。”
“美国民众的安全正受到上百万个疯子的威胁，”肯尼迪说，“他们夜里不敢上街。他们请私人保镖来看家护院，每年的费用高达三百亿美元。”
肯尼迪特别痛恨其中一点：“你知道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吗？尼采很久以前就说过，‘如果一个社会变得心慈手软，那么这个社会就站到了加害者一边。’宗教机构讲究慈悲那套屁话，他们宽恕罪犯。但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那些人渣。我见过最糟糕的一件事，有个母亲，她的女儿被人残忍地先奸后杀，结果她却在电视上说，‘我原谅了他们。’谁给她的狗屁权利去原谅他们？”
肯尼迪接着开始向文学开炮，这让克里斯蒂安惊奇不已。“奥威尔写的《一九八四》从头到尾都是个错误。”肯尼迪说，“个人就是野兽，郝胥黎在他的《美丽新世界》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我倒不在乎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总比现在这个世界好。个人才是独裁者，而不是什么政府。”
“这份报告中的数据确实让我十分吃惊，”克里斯蒂安真诚而坦率地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正遭受恐怖威胁。”
“国会必须通过我们需要的法案。哪怕报纸和其他媒体大呼小叫地说这是对神圣《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血腥谋杀。”肯尼迪顿了顿，想试探一下他朋友的反应。克里看上去似乎被震住了，肯尼迪笑了笑，接着又道：“说说我的看法吧，信不信随你。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已经跟国内那些手握大权、家财万贯的人讨论过当前的形势，他们手里掌握着所有的钱。我在苏格拉底俱乐部做过演讲，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关心这件事情。不过令我不解的是，他们明明可以影响国会的行动，却不肯这样做。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你恐怕永远也猜不出，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停住不说了，好像期待克里斯蒂安能猜出答案来。
他又做了个鬼脸，可以看作是微笑，或者蔑视：“这个国家有钱有势的人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必依靠警察或政府部门。他们用昂贵的安保系统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还有私人保镖保护他们在这个犯罪猖獗的社会中不受侵害。这些精明谨慎的人绝不会跟毒品什么的扯上关系，他们的家有高墙电网，所以晚上可以安心睡觉。”
克里斯蒂安心神不定地挪了挪身体，然后啜了一口白兰地。
“其实呢，”肯尼迪接着说道，“关键问题是这么回事。假定我们通过了严打犯罪的法案，那么我们惩治的黑人罪犯会比其他任何人群都要多，那这些资质平平、缺少教养、无权无势的人会到哪里去呢？他们还有什么资源来反抗我们这个社会呢？如果他们不能通过犯罪来发泄，就会诉诸政治运动。他们会成为活跃的极端分子，影响国家的政治平衡，那么我们就不再拥有资本主义民主了。”
克里斯蒂安问道：“你真的相信这些吗？”
肯尼迪叹了口气：“上帝，谁知道呢？但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相信这一点。他们的观点是，就让这些豺狗尽情分食那些无依无靠的弱势人群吧。他们能偷到什么呢，几十亿美元吗？不过是些小代价而已。上千人被强奸、偷窃、谋杀和抢劫，无所谓，反正受害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人。这样微小的损失好过政治上的混乱。”
克里斯蒂安说：“您想得也太夸张了。”
“这是有可能的。”肯尼迪说。
“如果情况失控的话，”克里斯蒂安说，“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卫队——美式的法西斯。”
“不过这种政治运动还是可以控制的，”肯尼迪说，“实际上这样还会对当权者有所帮助。”
然后他对克里斯蒂安笑了笑，拿起那份报告。“我想要留着这个，”他说，“我要找人给它裱个框，然后挂在我房间的墙上，纪念克里斯蒂安担任总检察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的日子。”
复活节之后，周一早上七点。肯尼迪总统班底成员、内阁成员和副总统海伦·杜·普雷纷纷来到白宫内阁会议室。这个周一的早晨，大家心中都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总统会采取什么行动。
会议室里，中情局局长西奥多·泰佩等着肯尼迪示意，便率先发言。“我首先要说明，特丽莎现在没事，”他说，“也没有人受伤，不过他们还没提出具体的条件。但是最迟今天傍晚他们就会宣布要求，而且还警告我们必须立即满足，不得讨价还价。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劫机犯的头领亚布里尔在恐怖分子圈里名头很响，而且在我们的档案中也留有记录。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总是独自策划行动，再找一些恐怖组织作帮手，比如神秘的‘百人先驱团’。”
“为什么是‘神秘的’，西奥？”克里插了一句。
泰佩说：“他们不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那样的组织，而是不同国家恐怖分子的联合团体。”
“接着说。”肯尼迪简单地道。
泰佩翻了翻笔记：“毫无疑问，舍哈本的苏丹这次在与亚布里尔合作。他的军队把守着机场，不允许实施任何救援行动。同时，苏丹还假装是我们的朋友，主动要求担当双方的调停人。我们还不了解他这么做的目的，但是肯定对我们有好处。苏丹行事理智，容易在压力之下妥协，而亚布里尔则不按常理出牌。”
中情局这位主管欲言又止，看到肯尼迪点了点头，他有些不情愿地接着说道：“亚布里尔想要给您女儿洗脑呢，总统先生。他们已经进行过几次长谈，他似乎认为她有成为革命者的潜力，如果她能说两句对革命表示同情的话，那简直就是他的大获全胜。她似乎也不害怕他。”
房间里其他人都没说话，他们都知道最好不要问泰佩从哪里获得的这些信息。
会议室外的大厅里人声嘈杂，他们都能听到等候在白宫草坪上的电视摄制组激动的叫喊声。尤金·戴兹的一个助手被带到会议室，交给戴兹一张手写的便条，这位幕僚长迅速地扫了一眼。
“这消息已经证实了吗？”他问那位助手。
“是的，先生。”助手答道。
戴兹直视着弗朗西斯·肯尼迪。“总统先生，”他说，“我有个最最不同寻常的消息。刺杀教皇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就在美国。犯人对他的刺杀行为供认不讳，并且说他的代号是罗密欧，但是拒绝说出他的真实姓名。我们已经和意大利安全部的人进行过确认，犯人供述的细节都和他的罪行吻合。”
阿瑟·威克斯突然愤怒了，就好像某个温馨聚会中突然闯入一个不速之客：“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不相信他供述的是真的。”
戴兹耐心地对那些证词进行解释：意大利安全部已经抓住了罗密欧的几名手下，而且他们也都招了，并指认罗密欧就是头领。意大利安全部部长弗朗哥·塞巴蒂斯奥一直因善于刑讯逼供而在业界闻名，但是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罗密欧要逃到美国，而且这么轻易就被抓住。
弗朗西斯·肯尼迪走到位于玫瑰花园正上方的法式大门边，注视着下面那些巡查白宫和周围街区的警察分队。又一次，他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恐惧。他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而全是一场巨大的阴谋，策划者不仅仅是人，还有信仰和死亡之间的合谋。
弗朗西斯·肯尼迪从窗户边转过头，坐回到会议桌前。他扫视了一遍会议室，这里坐满了政府的顶级高官，每个都是最有心计、最有智慧的谋士和策划者。他几乎是开玩笑地说：“如果今天劫机者给我们开出一系列条件，你们这些家伙猜猜会有什么？其中一项条件肯定是要求释放刺杀教皇的罪犯。”
大家都惊奇地盯着肯尼迪。奥托·格雷说：“总统先生，这可太过分了，实在是个无耻的条件，这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泰佩谨慎地道：“还没有情报显示两个案子之间有什么联系。实际上，任何恐怖组织同一天在同一个城市制造两起惊天大案，都让人难以想象。”他顿了顿，转向克里斯蒂安·克里。“总检察长先生，”他问道，“你说说是怎么抓住他的？”然后他十分厌恶地加了一句，“那个罗密欧。”
克里答道：“通过一个我们合作很久的线人。我们一开始觉得完全不可能，但是我的副手彼得·克鲁特设计了一场全面行动，而且看来是成功了。我承认自己感到很吃惊，因为这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
弗朗西斯·肯尼迪平静地说：“我们先暂时休会，等劫机者提出条件再说吧。”
就在刹那间，一个偏执的念头从他脑中一闪而过，他突然领悟了整个计划，还有亚布里尔的傲慢与狡猾。他第一次真正为女儿的安全感到忧心忡忡。
周一下午晚些时候，亚布里尔开出的条件经由假意帮忙的舍哈本苏丹，传到了白宫通信中心：第一，五千万美元的赎金，换取飞机；第二，释放以色列监狱关押的六百名阿拉伯囚犯；第三，释放刚刚被捕的刺客罗密欧，并将其送到舍哈本；此外，如果不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满足所有条件，他们就射杀一名人质。
弗朗西斯·肯尼迪和他的幕僚在白宫二楼的西北大餐厅开会讨论亚布里尔的条件。古色古香的餐桌旁边，围坐着海伦·杜·普雷、奥托·格雷、阿瑟·威克斯、尤金·戴兹和克里斯蒂安·克里，肯尼迪则坐在桌子的一端，他的空间比别人大一些。
弗朗西斯·肯尼迪把自己想象成恐怖分子，像他们一样思考——他一直拥有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对方最根本的目的是要羞辱美国，摧毁其在世界各国，甚至是盟友国家眼中的超级大国形象，肯尼迪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战术。如果仅仅靠几个武装分子和区区一个伊斯兰石油小国就能一脚把美国踹个狗啃屎，以后谁还会把这个国家当回事呢？为了自己女儿的平安，他非得让国家承受这种屈辱吗？但是当他把自己想象成恐怖分子之后，他预感到整个计划尚未结束，还会有新的打击接踵而来。但是他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他让在座各位先汇报基本情况。
作为幕僚长，尤金·戴兹率先发言。他已经三十六个小时没合眼，声音沉重而疲惫。“总统先生，”他说，“我们判断，可以有限度地满足恐怖分子的条件，也就是说，释放罗密欧，但是把他移交给意大利政府，而不是亚布里尔个人，这样比较公正，而且合理合法。我们不同意支付赎金，也不能让以色列释放他们的囚犯，这样让我们看起来不那么软弱，但是也不会激怒他们。等到特丽莎安全回家，我们再来收拾这帮恐怖分子。”
克里道：“我保证，一年内就可以解决问题。”
弗朗西斯·肯尼迪很长时间都没有吭声，然后他道：“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些不管用。”
阿瑟·威克斯说：“这些不过是我们的公开反应，私底下，我们向他们保证释放罗密欧，支付赎金，而且对以色列施压。我觉得这样肯定起作用，至少可以拖延他们的时间，然后再进一步谈判。”
“这样做没什么坏处，”戴兹说，“这类情况中，最后通牒只不过是谈判过程中的一步。大家都心知肚明，二十四小时的时限也没什么意义。”
肯尼迪仔细掂量着他们的建议。“我觉得没什么用。”他又重复了一遍。
奥德布拉德·格雷道：“我们觉得可行。而且，弗朗西斯，众议员金茨和参议员兰博蒂诺跟我说了，考虑到你的个人利益，国会可能会请你完全回避这次危机事件。事态如果这样发展，可就危险了。”
肯尼迪说：“他们想都别想。”
“让我来搞定国会，”副总统杜·普雷道，“我来做避雷针吧，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可以妥协的，我来谈判。”
戴兹作了最后总结：“弗朗西斯，这种情况下，您一定得信任您班底成员作出的集体判断。您知道我们会保护您，采取对您最有利的行动。”
肯尼迪叹了口气，很长时间没有出声，最后他道：“那就行动吧。”
彼得·克鲁特用实际行动证明，作为副局长，自己管理联邦调查局很有一套。克鲁特非常瘦，身体就是一块平板。他的上唇有几根短髭，但是棱角分明的一张脸看起来仍然很严肃。虽然克鲁特有不少优点，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在履行职责方面，他过分顽固，不懂变通，而且过于强调内部安全。今晚，他板着脸将几份简报交给了克里斯蒂安，并另外交给他一封三页纸的信。
这封信上的字都是用报纸上的词剪贴而成。克里斯蒂安看了看——又是一封疯狂的警告信，说有一颗自制的原子弹将在纽约爆炸。克里斯蒂安问：“你把我从总统办公室里叫出来，就为了这封破信？”
克鲁特说：“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检测程序，然后我才来找你的，经验证，信上所说很可能是真的。”
“上帝，”克里斯蒂安说，“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又看了一遍信，不过这次更仔细。各种不同的印刷字体让他有点晕，这封信就像一幅风格怪异的前卫画作。他坐在办公桌前，逐字逐句慢慢地读着。信是写给《纽约时报》的，他先读了用深绿色记号笔画出来的几段，了解关键信息。
标记出来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已经将一枚原子弹安置在纽约城区，它爆炸的最小威力为半千吨，最大可达两千吨。我们写信给贵报，这样你们可以将其刊登出来，并警告居民撤离，以避免造成伤亡。炸弹设置为落款日期的七天后起爆，所以你们应该明白立即刊登此信实属必要。
克里看了看日期，炸弹将在周四爆炸。他又接着看下去。
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就是为了向美国民众证明，政府必须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联合世界各国，控制核力量，否则我们的星球将遭到毁灭。
我们决不接受金钱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收买。如果刊登此信，并强制疏散纽约城居民，你们将挽救成千上万条生命。
为了证明该信所言非虚，国家实验室可以对信封信纸进行检测，就会发现上面存有氧化钚的残留物。
立即刊登这封信。
信件的其余部分是一篇关于政治道德的演讲词，强烈要求美国停止制造核武器。
克里斯蒂安问彼得·克鲁特：“你让人检测过这封信吗？”
“是的，”彼得·克鲁特说，“的确有残留物。信上单个的字母都是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但这还是透露出一条线索：作者或者作者们非常聪明，使用了全国各地的报纸，但是来自波士顿的报纸稍稍多一点。我额外派了五十个人去分部主管那里帮忙。”
克里斯蒂安叹了口气：“接下来我们还要熬过漫漫长夜，这封信的事一定要低调，不能让媒体知道。指挥中心就设在我的办公室，所有的文件都要汇总到我这里。总统的麻烦事够多了——我们就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这封信跟其他那些疯狂的恐吓信差不多，都是扯淡。”
“好吧，”彼得·克鲁特说，“不过你也知道，总有一天，某一封信的警告会成为现实。”
漫长的一夜，各种报告纷至沓来。核能研究处主管收到通知，要他们的调查小组随时待命。这些专门招收的小组成员配备了复杂的勘探设备，用于搜寻隐藏的原子弹。
克里斯蒂安的晚饭送到了他的房间里，他和克鲁特边吃边看文件。《纽约时报》当然没有刊登这封信，而是按照惯例将其转交给联邦调查局处理。克里斯蒂安给报社负责人打了电话，让他们先不要透露此消息，等到调查结束之后再说。其实这样做也是例行公事。多年来，报纸收到过成百上千封类似的来信，所以也并不当真。也正因如此，这封本应上周六就送到克里斯蒂安这儿的信，一直拖到了本周一。
临近半夜，彼得·克鲁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见到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还在应对上百通内部电话，大部分都是波士顿那边打来的。不断有文件送来，克里斯蒂安一直在看，无论如何，他不想再增加总统的负担了。有时候，他也会想，信里说的这些说不定就是劫机者整个计划中的另一个怪招，但即便是他们，恐怕也不敢冒这么大的险吧。这只有社会上那些精神错乱的人渣才干得出来。过去他们也接到过原子弹恐吓，有些疯子宣称安装了自制的原子弹，并要求几千万到几亿美元不等的赎金。甚至还有一封信，要求获得华尔街提供的证券投资组合，要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公司、西尔斯百货、德士古炼油和一些基因技术公司的股份。后来这封信被送到能源部，他们对作者进行了精神分析，发现这个恐怖分子提出的原子弹威胁其实并不成立，反倒是此人在股票方面显得颇为精通。结果，这个写信者最终被抓住了——原来是华尔街一个小掮客，因为贪污了客户的资金而狗急跳墙。
这封信一定和以前那些闹剧一模一样，克里斯蒂安想，不过同时它也惹了不少麻烦，几千万美元都搭上了。幸运的是，这一次媒体把消息压了下来。有些事情是那些冷血混蛋也不敢胡来的。他们知道一旦违反了控制原子弹法律中的某些保密条款，那么就算是《权利法案》所保障的神圣自由权利也救不了他们了。接下来几个小时，他不断祈祷，希望这件事会顺利过去，这样他就不用一早到总统那里，说上一大通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