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人名叫保龄，但我们都叫他“船长”，他铤而走险地做着一件其他成员都赞同的大事。他记下了快三年以来光顾孔岱咖啡馆的那些客人，他们每一次进来的日期和确切的时刻。他还派了两个朋友到布盖和拉贝格拉执行同样的任务，那两家咖啡馆通宵达旦地对顾客开放。可惜的是，那两家咖啡馆里的顾客并不是个个愿意把自己的姓名都说出来。说到底，保龄是想把在某些时刻围着一盏灯转悠的那些飞蛾铭记下来，以免被人遗忘。他说，他梦想拥有一本巨大的花名册，可以记下一百年来巴黎所有咖啡馆里的顾客的名字，并标明他们相继到来和离开的时间。这些被他称为“固定点”的东西时时纠缠着他。

女人、男人、孩子和狗组成的人潮像汹涌的波涛，他们熙来攘往，川流不息，最后在长长的大街上销声匿迹，在这些人潮之中，我们时不时地希望记住一副面孔。是的，在保龄看来，必须在大都市的漩涡中心寻找一些固定点。后来，他去了国外，出国之前，他把那个本子交到我手上，本子里整整三年一天不落地记录了孔岱咖啡馆里的顾客名字。她在本子上的名字只是她的外号露姬，某年的1月23日她第一次被提到。那年冬天格外的天寒地冻，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整天都猫在里面御寒。船长把我们的地址也记了下来，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每个人来孔岱的常规行程。对保龄来说，这又是建立固定点的一种方式。她本人的地址并没有被他立即记录下来。直到3月18日，我们才读到这些文字：“14点钟。露姬，十四区，费尔马街16号。”但是，同一年的9月5号，她变更了地址：“23点40分。露姬，十四区，塞尔街8号。”我猜想，保龄一直在一张大幅的巴黎地图上画着我们前往孔岱的路线，为此，这位船长使用的是不同墨水的圆珠笔。也许，他想知道在我们在抵达这个目的地之前，彼此是否有机会在路途中碰到一起。

的确有机会碰到一起的，我还记得有一回我就在一个街区碰到了露姬，我到那里拜访我父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弟，但我并不熟悉那个地方。从他家走出来之后，我朝马约门地铁站走去，然后我和她在大军林荫大道的尽头不期而遇。我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子，她也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仿佛她正在做坏事时被我突然撞见一样。我向她伸出手，说道：“我们在孔岱见过。”才说完，我猛然觉得这家咖啡馆在世界的另一头。她局促地笑了笑：“的确没错……在孔岱……”那是在她第一次去孔岱之后不久就发生的事情。她还没与其他人混熟，扎夏里亚还没有给她起“露姬”那个名字。“孔岱，好奇怪的咖啡馆，不是吗？”她点了点头，同意我的说法。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程，她告诉我她家就住在附近，但是她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街区。我也真够蠢的，那一天我原本可以弄清楚她的真名实姓的。然后，我们在马约门的地铁入口前面分手，我看见她朝诺伊利和布洛涅森林走去，步子越来越慢，仿佛她想给别人机会把她挽留住。我以为她再也不会去孔岱了，以为今生今世永远也不会有她的音信了。她会消失在保龄所谓的“大都市的无名者”之中；那个本子上的每一页纸他都记满了名字，他声称在为此作斗争。那是一个有一百九十页的红色塑料封皮的克莱尔封丹牌笔记本。但是，说老实话，这件事收效不大。假如你去翻阅这个本子，除了那些名字和那些暂住的地址外，你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一概不知。也许“船长”认为把我们的名字记录下来，把我们“固定”在某个地方，就已经够了不起。至于其他的……在孔岱，我们都不会打探各自的来历。我们都太年轻，我们没有什么过去需要公开，我们生活在当下。连阿达莫夫、芭比雷或者瓦拉医生这几个上了年纪的顾客，他们也从不对自己的过去做任何暗示。能待在那里，待在我们中间，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只是到了今天，经历了那么多日子之后，我才感觉到一丝遗憾：我本可以希望保龄在笔记本里把客人的情况记得更精确一些，给每一个人加上一小段传记性的文字。往后，要找到一个人一生的线索，他真的觉得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就足够了吗？尤其是，笔记本上只写了一个简单的名字，而且还不是真名。“露姬。2月12日，23点钟。”“露姬。4月28日，14点钟。”他还注明围坐在桌子边的顾客每天所坐的位置。有时候，所记录的客人甚至是无名无姓的。那一年六月，他三次记录了这些文字：“露姬和那个穿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他没有问那个男子叫什么名字，或者是那个男子拒绝把名字告诉他。从表面上看，此人不是店里的常客。如此一来，那个穿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便永远地在巴黎的大街上消失了，而保龄所做的只能是把他的影子固定几秒钟。而且，在那个笔记本上所记录的，也有些不准确的内容。我通过努力终于确定了一些时间坐标，让我确信她第一次来孔岱并非如保龄所记录，并非在一月份。我记得在这个日期之前老早就见过她。船长只是在别人都叫她露姬之后才提到她，我猜想在那之前，他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她都没有享受到像这样被含含糊糊地记下一笔的权利：“14点钟，一个蓝眼睛的棕发女子”，但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却享受到了。

她在前一年的十月份就出现了。我在船长的笔记本上发现了一个时间坐标：“10月15日。21点钟。扎夏里亚的生日。他的那张桌子旁围坐着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欧巴、弗雷德和阿达莫夫。”我记得一清二楚。她也坐在那一桌。保龄为什么没有好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证据是自相矛盾和不堪一击的，但是我敢肯定她那天晚上在场。保龄居然对她视而不见挺让我吃惊的。她羞涩，动作柔缓，她脸上的微笑，尤其是她的沉默，都是原因。她站在阿达莫夫旁边。也许她来孔岱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常常在奥黛翁附近地区和更远处的穷人圣于连街区与阿达莫夫不期而遇。每一次，他都把一只手搭在一个姑娘的肩膀上往前走着。是个要人引导的盲人。但是，他看上去却像是在用他那丧家犬的眼神观察着一切。但每一次遇见他，我都好像觉得是不同的女孩在给他引路。或者是护士。为什么不是她呢？那天她正好是和阿达莫夫一起离开孔岱的。我看见他们沿着那条通往奥黛翁的寂静无人的街道而下。阿达莫夫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机械地迈着步子。好像她担心走得太快，有时她会停下片刻，像是要给他缓一口气一样。在奥黛翁的交叉路口，阿达莫夫以一种有些郑重的方式抓住了她的手，而后她猛地冲进了地铁口。他则重新迈开那梦游者的步态，笔直地朝圣安德烈·德·阿尔走去。她呢？没错，她频繁光顾孔岱是在秋天。这可能不是巧合。对我来说，秋天从来就不是一个萧瑟凄凉的季节。枯死的树叶和越来越短暂的白昼从来也不会让我想起有什么东西要终结，对我来说，那不是结束，而是对未来满怀期待。在巴黎，十月的傍晚，夜幕降临时分，气氛紧张，人们容易心浮气躁。即使是在下雨的时候也一样。在那个时刻，我并不觉得心灰意懒，也没有时光飞逝的感觉。我反而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一年从十月份开始。那是学生返回课堂的月份，我相信在这个季节里可以大展宏图。如此看来，她之所以在十月份来孔岱，是因为她已经与她的一整段人生彻底决裂了，因为她想“脱胎换骨”，就像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迹象证明我不会有错。在孔岱，别人给她起了一个新的名字。那一天，扎夏里亚甚至还说到“命名”这个词。可以说，是赋予她第二次生命。

至于那个穿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很不巧的是，在孔岱拍的那些照片当中没有他。很遗憾。人们经常可以通过一幅照片来识别一个人的。人们可以把照片刊登在一张报纸上寻找证人。他是圈子里的成员吗？保龄是不是不认识他，才懒得提及他的名字？

昨天晚上，我仔细翻阅了笔记本的每一页。“露姬和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翻阅之后我才发现，船长并不只是在六月份才提及这个陌生人，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其中一页下面，他在匆忙之中草草地写着：“5月24日。露姬和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我还发现了同样的说明文字，在四月份出现了两次。我曾经问过保龄，为什么每次涉及到她，都用蓝色铅笔在她的名字下面画一条线，像是要把她和其他人区分开。不是他，这可不是他干的。有一天，他站在吧台那里，在笔记本上记着出现在大厅里的客人，站在他身边的一个人猛然间看见他正在做的事情：此人五十来岁，认得瓦拉医生。他说话的声音很轻柔，抽着黄烟丝香烟。保龄感觉他是个可以信任的人，便跟他说了一下这个被他当成他的“金书”的笔记本里所记录的内容。那人显得饶有兴致。他是“美术编辑”。的确是的，他认得不久之前在孔岱拍照的那个摄影师。他提议出版一本相关的摄影画册，名字可以定为《巴黎一咖啡馆》。能不能劳驾他把笔记本借他用一下，就借一天，便于他挑选照片的说明文字？第二天，他把笔记本还给了保龄，从此就没在孔岱出现过。船长很奇怪，露姬的每个名字下面都用蓝色铅笔画了一道线。他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便问了瓦拉医生一些和这个美术编辑有关的事情。瓦拉很吃惊。“是吗？他跟您说他是美术编辑？”他和那人也只是泛泛之交，经常在圣伯努瓦街上的拉马来娜和蒙大拿酒吧碰到，在蒙大拿他甚至跟他玩过421点。此人在本街区出没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叫什么名字？盖世里。瓦拉在说到此人时好像有些尴尬。当保龄向他暗示那个笔记本和笔记本里面用蓝色铅笔画在露姬名字下面的那些杠杠时，医生的目光里掠过一丝忧虑。但稍纵即逝。然后他微微一笑。“他一定是看上了小姑娘……她那么漂亮……可是您在笔记本上记那么多名字，这想法也够古怪的……你们挺让我开心的，您和你们这个圈子，还有你们那些荒诞玄学经历……”他把什么都混为一谈，荒诞玄学，字母派，下意识写作，超制图学，以及孔岱最有文学天赋的人，比方说保龄、让·米歇尔、弗雷德、芭比雷、拉隆德或者阿达莫夫，以及他们带来的所有那些经验之谈。“反正，您这么做很危险，”瓦拉医生接着语气严肃地说道，“您的那个笔记本，就像警察局里的黑名单登记簿，或者派出所里的事件记录。就好像在一次警察的突然抓捕行动中，我们全都落网了一样……”

保龄颇费口舌地跟他解释自己的固定点理论，对他予以反驳，但是船长从那一天起开始感觉到，瓦拉好像开始不信任他，甚至想避开他。

那个盖世里不单是在露姬的名字下面简单地画上一道杠。笔记本里每次提到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时，也被他用蓝色铅笔画了两条杠杠。他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保龄大惑不解，于是，他在接下来的日子经常去圣伯努瓦转悠，希望在拉马来娜或者蒙大拿撞见那名所谓的美术编辑，要他做出解释。但是，连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不久，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法国，并且把笔记本转给了我，好像他希望我把这件事继续追踪下去。但是，时至今日，一切都晚了。而我有的时候之所以对那一整段日子记忆犹新，恰恰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白天从办公室回来之后的闲暇时刻，以及独享孤独的大多数星期天晚上，我都会想起一个细节来。我全神贯注，试着把其他的细节都收集起来，把它们记在保龄的笔记本后面的空白页上。我也一样，开始寻找那些固定点。这也是一种消遣，就像其他人做填字游戏或者玩单人牌游戏一样。保龄记录的那些人名和地址帮了我很大的忙，它们使我时不时地想起一件确切的事情，一个淫雨霏霏的午后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对季节一直非常敏感。一天晚上，露姬走进孔岱，头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或者11月份或初春那种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小雨淋了个透湿。那一天，夏德利太太站在吧台后面。她上二楼的一个小套间里找了一条浴巾下来。就像笔记本上记载的，那天晚上，扎夏里亚、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欧巴、弗雷德以及莫里斯·拉法艾尔坐的是同一张桌子。扎夏里亚拿过浴巾，把露姬的头发擦干，然后像用包头布一样把她的头包了起来。她加入到他们那一桌，他们要她喝格罗格酒，她和他们一起待到了很晚的时候，头上一直包着包头布。离开孔岱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我们站在门口的门洞里，露姬依然包着包头布。夏德利太太熄掉大厅里的灯，上楼就寝去了。她打开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中二层的窗户，建议我们上楼去她家避雨。但莫里斯·拉法艾尔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夫人，这万万使不得……我们得让您睡觉……”这是一个相貌英俊的棕发男子，比我们要年长，是孔岱的一名死心塌地的老主顾，扎夏里亚叫他“美洲豹”，因为他不管是走路的样子还是手势都像猫科动物一样动作轻柔。他跟阿达莫夫和拉隆德一样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但是我们绝口不提此事。这个男子周围笼罩着一层迷雾，我们甚至猜想他与那些靠妓女和小偷养活的黑社会过从甚密。雨越下越大，是季风转换时期的那种滂沱大雨，但对其他人来说并不要紧，因为他们就住在本街区。一眨眼功夫，就只剩下露姬、莫里斯·拉法艾尔和我站在门廊下。“要不要我开车送你们？”莫里斯·拉法艾尔提议道。我们在大雨中奔跑，一直跑到街道下面，他的汽车停在那里，那是一辆黑色的旧福特。露姬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席，我则坐在后排。“我先送谁呢？”莫里斯·拉法艾尔问道。露姬说了她住的那条街，明确地告诉他是在蒙马特公墓的另一边。“这么说，您住在地狱的边境罗。”他说道。我觉得当时我们俩谁也没听明白“地狱的边境”是什么意思。我叫他过了卢森堡公园的栅栏之后就放我下车，在瓦尔·德·格拉斯街的拐角处停一下。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确切住址，因为我担心他会刨根问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