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真实生活之旅的中途，我们被一缕绵长的愁绪包围，在挥霍青春的咖啡馆里，愁绪从那么多戏谑的和伤感的话语中流露出来。

——居伊·德波

那家咖啡馆有两道门，她总是从最窄的那扇门进出，那扇门人称黑暗之门。咖啡厅很小，她总是在小厅最里端的同一张桌子旁落座。初来乍到的那段时光，她从不跟任何人搭讪，日子一长，她认识了孔岱咖啡馆里的那些常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跟我们年纪相仿，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在十九到二十五岁之间。有时候，她会坐到他们中间去，但大部分时间里，她还是喜欢坐她自己的那个专座，也就是说坐最里端的那个位子。

她来咖啡馆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时，你会发现，她早晨一大早就坐在那里了。要么，到午夜时分，她才出现，然后在那里一直待到咖啡馆打烊。在这个街区，这家咖啡馆还有布盖和拉贝格拉是关门最晚的，但孔岱却云集了最千奇百怪的顾客。岁月流逝，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是否仅仅因了她的存在，才使得那家咖啡馆和那里的人都显得那么异乎寻常和与众不同，仿佛她用自己的芬芳把他们都浸透了。

我们来做个假设，假设有人用一块布条蒙住你的眼睛，把你带到那里，让你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然后揭掉蒙眼布，给你几分钟时间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现在是在巴黎的哪一个街区？这时候，你可能只要观察一下周围的邻座，听一听他们的谈话内容，随即便能猜出：是在奥黛翁交叉路口的附近地区，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地区下雨天总是灰蒙蒙的一片。

有一天，一名摄影师走进了孔岱。从外表上看，他跟店里的顾客没有任何分别。同样的年龄，同样的不修边幅。他穿着一件对他来说太长的上衣，一条平纹布裤子和一双肥大的军用皮靴。他拍摄了大量经常光顾孔岱的那些客人的照片，然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常客，如此一来，在其他人看来，他拍的好像是全家福。后来，这些照片登在一本以巴黎为主题的摄影画册里出版，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很简单，只列有这些顾客的名字或者外号。她在好几幅照片中都出现过。就像电影中常说的那样，她比其他人都上镜。在照片上的所有的人当中，读者最先注意的是她。在摄影画册页脚的说明文字中，她的名字是“露姬”。“从左到右分别是：扎夏里亚，露姬，塔尔赞，让·米歇尔，弗雷德和阿里·谢里夫……”“近景，坐在吧台边的是：露姬。在她身后是：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阿达莫夫和瓦拉医生。”她站得直挺挺的，但其他人的姿势却很随意，比方说，那个名叫弗雷德的人甚至把头靠在那张仿皮漆布长椅上呼呼睡着了，很显然，他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有一点必须明确：露姬的名字是在她开始频繁光顾孔岱的时候，别人给起的。有一天晚上，临近午夜时分，她走了进来，当时我也在场，店里只剩下塔尔赞、弗雷德、扎夏里亚和米海依都坐在同一张桌子边。塔尔赞大叫起来：“哎呀，露姬来了……”起初，她显得有些惶恐，但没过多久她的脸上便绽出了微笑。扎夏里亚站了起来，装出一副很庄严的口气说道：“今天晚上，我为你命名。从今往后，你名叫露姬。”久而久之，他们当中的所有的人都叫她露姬，我现在想来，她有了这个新的名字之后，反倒觉得放松了。是的，是放松了。实际上，我越往深里想，越能找到我最初的印象：她到孔岱这里，是来避难的，仿佛她想躲避什么东西，想从一个危险中逃脱。见她坐在最里头，坐在那个谁也不会注意到她的位置时，我就有了这种想法。当她混杂在其他人中间时，并不引人注目。她总是一言不发，谨小慎微，甘当他们的听众。我甚至觉得，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她更喜欢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宁愿和那些“大嘴巴”混在一起，否则的话，她不可能几乎总是坐在扎夏里亚、让·米歇尔、弗雷德、塔尔赞和拉欧巴那一桌……和他们在一起，她便融入到整个布景当中，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无名的哑角，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会这么标注：“名字不详”，或者简明扼要地写上“某某”两个字。是的，她刚开始在孔岱出现的时候，我从未见过她与什么人有亲密的关系。从那以后，其中的一个大嘴巴在后台叫她露姬便没有任何妨碍，因为这不是她的真实名字。

不过，只要仔细地对她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她在一些细节方面跟其他人截然不同。她的衣着非常讲究，跟孔岱的其他客人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天晚上，她坐在塔尔赞、阿里·谢里夫和拉欧巴的那张桌子，点了一支烟，她那修长的手指让我心头为之一震。尤其让我吃惊的是，她的指甲熠熠闪亮。指甲上涂着无色指甲油，这个细节也许显得微不足道。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为此，我们必须具体介绍一下孔岱里的常客。他们那时的年龄在十九到二十五岁之间，只有个别的客人，像芭比雷、阿达莫夫和瓦拉医生差不多五十岁了，但是大家忘记了他们的年龄。芭比雷、阿达莫夫和瓦拉医生都忠贞不二地坚守着自己的青春，坚守着人们或许称之为“浪子”的这个陈旧过时但悦耳动听的雅号。我在词典里查阅“浪子”的含义：指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放荡不羁、无忧无虑的人。这个释义倒是很适合这些经常出入孔岱的男女。他们中的一些人，譬如塔尔赞、让·米歇尔和弗雷德声称自己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屡屡和警察打交道，而拉欧巴十六岁的时候就从善心巴斯德少年犯教养所里逃了出来。但是，大家都在左岸，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文学和艺术的庇护之下。我呢，我在那里上学。我不敢把我上学的事情告诉他们，我并没有正儿八经地融入到他们的那个圈子里面。

我确实感觉到了她和其他人不一样。在别人给她起那个名字之前，她在哪里？她是从哪里来的？那些经常光顾孔岱的客人手上总会拿着一本书，他们会把书随手丢在一张桌子上，封面上沾满了酒渍。《马尔多罗之歌》。《灵光集》。《神秘的街垒》。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她总是空着一双手。后来，她可能想仿效别人，有一天，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孔岱看见她独自一人在那里阅读。从那以后，她就手不离卷了。她和阿达莫夫等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爱把书放在桌子上很显眼的位置，仿佛这本书就是她的通行证或者居留证，可以使她合法地留在他们身边。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阿达莫夫、芭比雷、塔尔赞和拉欧巴，他们谁也没留意。那是一本口袋书，封面已经很脏了，是那种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淘来的书，封面上用大号红色字母印着《消失的地平线》几个字。在那个时候，这本书没有让我产生任何联想。我本该问她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主题，但是我当时愚不可及地对自己说，《消失的地平线》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装门面的东西，她装模作样地阅读这本书，其目的就是要和孔岱的顾客步调一致。对于这帮客人，一个偷偷从外面瞟一眼甚至趴在玻璃窗上往里面瞅一眼的行人会把他们当成普普通通的大学生顾客。但是，一旦看见这些人在塔尔赞、米海依、弗雷德和拉欧巴的那张桌子边豪饮，他马上就会改变看法。在拉丁区那些静悄悄的咖啡馆里，客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么酗酒。当然，在下午的那些休闲时刻，孔岱可能会使人产生错觉。但是，随着夜幕降临，那里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哲学家称之为“韶华不再的年轻一代”的相会之地。为什么选定这家咖啡馆，而不是另外一家？这里有老板娘的因素，老板娘夏德利太太好像对什么事都见怪不怪的，对她的客人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宏大量。许多年之后，这个街区的街道上只能看见那些豪华商店的玻璃橱窗了，孔岱咖啡馆的地盘给一家皮件商店占据了，有一天，我在塞纳河的另一边，在布朗西街的坡道上遇见了夏德利太太。她并没有一眼就认出我来。我们一起肩并肩地走了好一阵子，边走边聊着孔岱。她的丈夫是阿尔及利亚人，战后购置了地产。她还记得我们所有的人的名字。她心里常常惦记着，不知道我们都过得怎么样了，但她并不抱什么幻想。打一开始，她就知道，我们的境况会非常糟糕。就像街头的一些流浪狗，她对我说道。我们在布朗西广场的那家药店的前面分手的时候，她直视着我的眼睛，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我嘛，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人，是露姬。”

当她走到塔尔赞、弗雷德和拉欧巴的桌前时，她也跟他们一样开怀畅饮，还是假装喝酒，免得惹他们不高兴？无论如何，她把上身挺得笔直，动作慢条斯理，很是优雅，嘴角上挂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来的微笑，她的酒量很大，可不是一般的会喝酒。在吧台那里，做手脚会更容易一些。你的那伙朋友已经醉醺醺的了，你可以趁他们不注意的当儿，把杯子里的酒倒进洗涤槽里。但是，在孔岱咖啡馆的任何一张桌子边，想作弊就难了。纵酒作乐的聚会上，他们会逼你一起喝。这个时候，倘若你不遵照他们所说的、奉陪他们“畅游到底”，他们就会疑神疑鬼，就会觉得你没有资格留在他们的圈子里面。至于其他的有毒物质，我虽然不是很确定，但还是感觉到露姬一直在和圈子里的一些人一起吸食。然而，从她的目光和神态中看不出她在“参观人造天堂”，看不出服用毒品给她带来的快感。

我经常琢磨，她第一次走进孔岱之前，是不是听什么熟人跟她说起过这家咖啡馆。或者，是不是有人跟她约过在这家咖啡馆里见面却又爽约了。于是，她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苦守在那张桌子旁，指望在这个地方再见到他，因为这里是她和那个陌生人之间的唯一的方位标。没有任何其他联络方式。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号码。只有一个名字。但是，她也可能像我一样，只是偶然地、无意识地走进这家咖啡馆的。她到了这个街区，想找个地方避雨。我素来相信，某些地方就像磁铁一样，假如你在附近行走，就会被吸引过去。这种吸引的方式你不会察觉到，甚至都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只需要一个上坡的街道，一条洒满阳光的人行道或者一条隐没在阴影中的人行道，就足够了。或者一场瓢泼大雨突如其来。这些因素都能把你带到那里，带到那个你必然会不知不觉停下来的明确的地点。在我看来，孔岱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便有了这种磁力，假如有人计算有多大的概率，算出来的结果肯定能够证实这一点：在一个相当宽阔的区域里，人们免不了会偏离原来的方向，身不由己地朝它走去。这方面的事情我还是略懂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