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跟踪他并不困难：他车开得很慢。在马约门他闯了红灯，出租汽车司机不敢效尤。但我们在莫里斯—巴雷斯林荫大道追上了他。我们的两辆车并排停在一条人行横道线前。他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正如遇到塞车时并排的驾车者互相对视一样。

他把车停放在里夏尔—瓦拉斯大街，邻近皮托桥和塞纳河的最后几栋大楼前。他走进于连—波坦街，我付了出租车的车钱。

“先生，祝你好运，”司机对我说，“当心点……”

我猜想当我也走进于连—波坦街时，他的目光一直伴随着我。或许他为我担心。

夜幕降临。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次大战间的那种毫无特色的高楼矗立两侧，在于连—波坦街的两端间组成两道长长的正面墙。斯蒂奥帕走在前面，与我相距十米左右。他朝右拐进埃奈斯特—德卢瓦松街，走进一家食品杂货铺。

上前与他攀谈的时刻来临了。这对我是件极为困难的事，因为我很腼腆，而且担心他把我当成疯子。我会嘟嘟哝哝，和他讲话时语无伦次。除非他立即认出我，那样我就可以让他开口了。

他走出杂货铺，手里拿着一个纸包。

“是斯蒂奥帕·德·扎戈里耶夫先生吗？”

他的确吃了一惊。我们俩个头一般高，我因此更加胆怯。

“是我。你是谁？”

不，他没有认出我。他讲法语没有口音。必须拿出勇气来。

“我……我早就想见你……”

“为什么呢，先生？”

“我写……我写一本关于流亡的书……我……”

“你是俄国人？”

这是别人第二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出租汽车司机问过我。说到底，或许我是俄国人。

“不是。”

“你对流亡问题感兴趣？”

“我……我……我写一本关于流亡的书。这是……这是……有个人建议我去看你……保尔·索纳希泽……”

“索纳希泽？”

他照俄语发音说出这个名字。非常柔和，好似风吹过树叶的飒飒声。

“一个格鲁吉亚人的名字……我不认识……”

他蹙起眉头。

“索纳希泽……不……”

“先生，我不想打扰你。只想向你提几个问题。”

“非常高兴……”

他微微一笑，凄凉的笑。

“流亡，一个悲惨的题目……可是你怎么会叫我斯蒂奥帕的……”

“我……不……我……”

“叫我斯蒂奥帕的人大多已故世，剩下的恐怕也屈指可数了。”

“是……那位索纳希泽……”

“不认识。”

“我可以……向你……提……几个问题吗？”

“可以。你愿意去我家吗？我们在家里谈。”

于连—波坦街，我们走过一座通车辆的大门，然后穿过一个大院子，院子四周高楼林立。我们乘坐有双扉门、带铁栅栏的木电梯。由于我们身材高大，而电梯逼仄，我们不得不低着头，各自面向电梯内壁，以免互碰额角。

他住在六楼一套两居室里。他在卧室接待我，自己在床上躺下来。

“请原谅，”他对我说，“天花板太矮了，站着喘不过气来。”

的确，天花板离我的头顶只有几厘米，我不得不低头弯腰。而且，我和他，我们比通邻室的门的门框还高出一头，我猜想他常常撞伤额角。

“如果你愿意，你也躺下吧……”他向我指了指窗边一个浅绿绒面的小沙发。

“请别拘束……你躺着会舒服得多……即使坐着也会觉得是在一个太小的笼子里……不，不……躺下吧……”

我躺了下来。

他开了床头柜上带橙红色灯罩的台灯，它形成一个柔和的光源，在天花板上投下暗影。

“这么说，你对流亡问题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可是，你还很年轻……”

年轻？我从未想过我可能还年轻。我身边的墙上挂着一面镶金框的大镜子。我注视着自己的脸。年轻吗？

“呵……我可不年轻了……”

片刻的沉默。我们各自躺在房间的一侧，活像两个抽鸦片烟的人。

“我刚参加了一个葬礼，”他对我说，“可惜你没有遇到过谢世的那位老太太……她可以给你讲述许多许多的事……她是流亡贵族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是吗？”

“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子。起初，她在塔博山街开了一家小茶馆，她帮助所有的人……这是十分困难的……”

他坐在床沿上，弯腰曲背，双臂交叉于胸前。

“当年我十五岁……如果我计算一下，剩下的人不多了……”

“还剩下……乔治·萨谢……”我随口说。

“活不了多久了。你认识他？”

是那位石膏老人？还是蒙古人长相的秃头胖子？

“听着，”他对我说，“我再也不能谈所有这些事了……我谈起来太伤心……我只能给你看一些照片……后面有姓名和日期……你自己想法应付吧……”

“谢谢你如此费心。”

他冲我笑了笑。

“我有许多照片……我在后面写了姓名和日期，因为一切都会淡忘……”

他站起来，弯着腰走进邻室。

我听见他打开一个抽屉。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盒子。他席地而坐，背靠着床沿。

“你坐到我身边来。这样看照片更方便些。”

我照办了。盒盖上用哥特式字体镌刻着糖果厂厂主的姓名。他打开盒子，里面装满照片。

“这里有流亡的主要人物。”他对我说。

他把相片一张张递给我，一面念背面的姓名和日期，仿佛在念连祷文，其中俄国人的名字发出特别的音响，时而如铙钹一般响亮，时而如一声哀鸣，或者低得几乎听不见。特鲁贝茨考依。奥伯利亚尼。谢雷麦特夫。加利津纳。埃里斯托夫。奥博朗斯基。巴格拉蒂翁。察夫查瓦泽……有时，他从我手中拿回相片，再看一遍姓名和日期。节日照片。

革命很久以后在巴斯克城堡一次盛宴上鲍里斯大会的餐桌。一九一四年一次晚宴的黑白照片上这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彼得堡亚历山大中学一个班级的照片。

“我的哥哥……”

他愈来愈快地把照片递给我，不再看照片一眼。看来他急于了结此事。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照片上，它的纸比其他照片的厚，背面没有任何说明。

“怎么？”他问我道，“先生，有什么令你好奇吗？”

近景，一位老人腰板挺直，微笑着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身后是位眼睛明亮的金发年轻女子。周围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大多数只看到背影。靠左边，一位身材十分高大的男子，穿一套浅色方格细呢西装，年纪三十上下，黑头发，细细的唇髭，一只手搭在金发年轻女子的肩头，右臂被照片的边缘切去了。我真的以为这就是我。

我靠近了他。我们背靠床沿，在地上伸直了腿，肩膀贴着肩膀。

“告诉我这些人是谁？”我问他道。

他拿起照片，神情疲惫地注视着它。

“他是乔吉亚泽……”

他向我指着坐在扶手椅里的老人。

“他曾在格鲁吉亚驻巴黎领事馆，直到……”

他没有把话说完，仿佛我应该立即明白下文。

“她呢，是他的外孙女……大家叫她盖……盖·奥尔洛夫……她和父母流亡到美国……”

“你认识她吗？”

“不大熟悉。不。她在美国呆了很久。”

“他呢？”我指着照片上的自己，用失真的声音问道。

“他？”

他蹙起眉头。

“他……我不认识他。”

“真的？”

“不认识。”

我大大吸了一口气。

“你不觉得他像我吗？”

他注视着我。

“他像你？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他递给我另一张相片。

“拿着……事有凑巧……”

这是一位小姑娘的相片。她身穿白色连衣裙，留着长长的金黄头发，相片是在海水浴疗养地拍的，因为上面有更衣室，一片沙滩和海水。背面用紫墨水写着：“玛拉·奥尔洛夫，于雅尔塔。”

“你看……这是同一位……盖·奥尔洛夫……她名叫玛拉……她还没有取美国名字……”

他向我指了指我一直拿着的另一张照片上的年轻金发女子。

“我母亲保留了所有这些东西……”

他突然站起来。

“我们停下来你不介意吧？我头有点晕……”

他用手摸了摸额头。

“我去换衣服……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我独自坐在地上，身边散落着相片。我把相片装进大红盒子，只留下两张放在床上：我站在盖·奥尔洛夫和老乔吉亚泽身边的那张，和童年的盖·奥尔洛夫在雅尔塔的那张。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天黑了。窗户开向另一个四周有楼的大院子。远处是塞纳河，左边是皮托桥，以及向前延伸的岛。桥上车辆川流不息。我注视着大楼的这一个个正面，照得通明的这一扇扇窗户，它们和我站于其后的窗户一模一样。在这迷宫似的楼群、楼梯和电梯中，在这数百个蜂窝中间，我发现了一个人，或许他……

我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下面，一团黄光照亮每座大楼的入口，彻夜不熄。

“餐馆就在旁边。”他对我说。

我拿起留在床上的两张照片。

“德·扎戈里耶夫先生，”我对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张照片借给我？”

“我送给你。”

他向我指着红盒子说：

“我把所有照片都送给你。”

“可是……我……”

“拿着吧。”

他用了命令口气，我只好从命。我们离开了套房，我把大盒子挟在腋下。

到了楼下，我们沿克尼格将军滨河路往前走。

我们走下一个石扶梯，在那儿，紧挨塞纳河边，有座砖房。门上方有块招牌：岛酒吧餐厅。我们走进去。一间大厅，天花板很低，有一些铺着白纸桌布的桌子和一些柳条扶手椅。凭窗可看到塞纳河和皮托的灯光。我们在大厅尽头坐下。我们是唯一的顾客。

斯蒂奥帕在兜里翻寻，把我见他在食品杂货铺买的那包东西放在桌子中间。

“和往常一样？”侍者问他道。

“和往常一样。”

“先生呢？”侍者指着我问。

“先生和我吃一样的东西。”

侍者很快给我们端来两盘波罗的海鲱鱼，又在小酒杯里倒了矿泉水。斯蒂奥帕从桌子中间的包里拿出几根黄瓜，我们分着吃了。

“这样行吗？”他问我道。

“行。”

我把红盒子放在我身边的一张椅子上。

“你真不愿意保留所有这些纪念物吗？”我问他。

“不。现在它们是你的了。我把火炬传给你。”

我们默默地吃着。一条驳船驶过，它离我们那样近，我透过窗户看到船上的人围着一张桌子也在吃晚饭。

“这位……盖·奥尔洛夫？”我对他说，“你知道她的近况吗？”

“盖·奥尔洛夫？我想她已经死了。”

“死了？”

“好像是。我大概见过她两三次……我对她不熟悉……我母亲是老乔吉亚泽的朋友。再吃块黄瓜？”

“谢谢。”

“我相信她在美国的生活十分动荡不定……”

“你不知道谁能向我提供关于这位……盖·奥尔洛夫的情况吗？”

他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可怜的朋友……没有人……也许有一个，在美国……”

又有一条驳船经过，黑黢黢的，速度很慢，仿佛无人驾驶。

“餐后我总吃根香蕉，”他对我说，“你呢？”

“我也一样。”

我们吃了香蕉。

“这位……盖·奥尔洛夫的父母呢？”我问道。

“他们大概死在美国了。到处都死人，你知道……”

“乔吉亚泽在法国没有别的亲人吗？”

他耸耸肩膀。

“可是你为什么对盖·奥尔洛夫如此感兴趣呢？她是你的姐妹？”

他亲切地冲我笑了笑。

“来杯咖啡？”他问我。

“不，谢谢。”

“我也不要。”

他想付帐，但我抢先付了。我们走出“岛”餐馆，他挽着我的胳膊登堤岸的扶梯。起雾了。既轻柔又冰冷的雾，清凉的空气沁人心脾，你仿佛觉得在空中飘浮。在滨河路的人行道上，我几乎辨不出几米之外的楼群。

仿佛他是位盲人，我一直把他领到大院子，四周楼梯入口处黄光点点，构成唯一的方位标。他和我握了手。

“还是想办法找到盖·奥尔洛夫吧，”他对我说，“既然你执意要这样做……”

我目送他走进大楼亮着灯的前厅。他停下来朝我挥了挥手。我一动不动，大红盒子挟在腋下，好像刚吃完生日点心回来的孩子。此刻我相信他仍在和我讲话，但是夜雾压低了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