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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也不是。这天晚上，我只是咖啡店露天座上的一个淡淡的身影。我等着雨停下来，这场大雨是于特离开我时开始下的。
几小时前，我们在事务所最后见了一次面。于特像往常一样坐在笨重的办公桌后面，但穿着大衣，让人觉着他真要走了。我坐在他对面那张供主顾坐的皮扶手椅里。乳白玻璃灯光线很强，晃得我眼睛睁不开。
“好吧，居依……结束了……”于特叹了口气说。
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卷宗。可能是那个目光惊愕、面部浮肿、棕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的卷宗，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每天下午，她去与保尔—杜梅林荫大道相邻的维塔尔街一家酒店式公寓，和另一个棕色头发、面部浮肿的小个子男人会面。
于特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胡子，一把短短的、盖没了双颊的花白胡子。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茫然若失。办公桌左边是我工作时坐的柳条椅。
身后，一排深色木书架占去了半面墙，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最近五十年的各类社交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于特常对我说这些是他永不离开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书，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最动人的书库，因为它们为许多人、许多事编了目录，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
“你怎么处理所有这些社交人名录呢？”我手臂一挥指着书架问于特道。
“居依，我把它们留在这儿。我没有退掉套房租约。”
他迅速环顾四周。通向邻室的双扉门开着，看得见里面那张绒面磨旧了的长沙发、壁炉、映出一排排电话簿和社交人名录，以及于特脸部的镜子。我们的主顾经常在这间屋子里等候。地板上铺着一块波斯地毯，靠近窗户的墙上挂着一幅圣像。
“居依，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这么说，你保留了租约？”
“对。我不时会回到巴黎来，事务所就是我落脚的地方了。”
他把香烟盒递给我。
“我觉得保留事务所的原状心里会好受些。”
我们在一道工作已八年有余。一九四七年他创办了这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在我之前与许多人共过事。我们的任务是向主顾提供于特所说的 社交情报 。他很乐意地一再说，一切都发生在 上流社会人士 之间。
“你认为你能在尼斯生活吗？”
“能呀。”
“你不会厌烦吗？”
他吹散了自己吐出的白烟。
“居依，总有一天得退休的。”
他身子笨重地站了起来。于特大概体重有一百多公斤，身高一米九五。
“我的火车二十点五十五分开。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
他在我前面顺着过道走到衣帽间。这衣帽间奇怪地呈椭圆形，浅灰褐色的墙壁已褪了色。一个装得太满合不上的黑色皮包放在地上。于特拿起皮包，用一只手托着它。
“你没有行李吗？”
“我提前寄走了。”
于特打开大门，我关上衣帽间的灯。在楼梯口，于特迟疑片刻，然后关上了门。听到这金属的咔嗒声，我的心缩紧了。这声音标志着我生命中一个漫长时期的结束。
“这叫人情绪低落，是吧，居依？”于特对我说，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方大手帕，用它擦了擦额角。
那块长方形黑色大理石牌子依然在门上，牌子上用饰以闪光片的金色字母刻着：
C.M.于特
私人侦查所
“我留下它。”于特对我说。
然后他锁了门。
我们沿着尼耶尔林荫道一直走到珀雷尔广场。天黑了下来，尽管已进入冬季，空气还很暖和。我们在珀雷尔广场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坐了下来。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它的椅子 和以前一样 饰有凹槽。
“你呢，居依，你有什么打算？”他喝了一口加水白兰地，然后问我道。
“我吗？我找到了一条线索。”
“一条线索？”
“对。有关我过去的一条线索……”
我用故作庄重的语气讲了这句话，他听了微微一笑。
“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
这一次他是郑重其事的，这使我很感动。
“可是你看，居依，我在考虑是否真值得这样做……”
他沉默了。他在想什么？他本人的过去？
“我给你一把事务所的钥匙。你可以不时去一趟。这样我会高兴的。”
他递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它塞进裤兜里。
“往尼斯给我打电话吧。告诉我……你过去的事……”
他说，站起来和我握手。
“要不要我陪你上火车？”
“哦！不，不……这太叫人伤心了……”
他一大步就跨出了咖啡馆，免得再回头，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这个人对我恩重如山。十年前，当我突然患了遗忘症，在迷雾中摸索时，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病情感动了他，他甚至依靠众多的关系为我搞了一个身份。
“拿着，”他一边对我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大信封，里面有张身份证和一本护照，“现在你叫 居依·罗朗 了。”
我是来向这位侦探讨教，请他施展才干为我的过去寻找见证人和蛛丝马迹的。他补充说：
“亲爱的 居依·罗朗 ，从现在起，不要再朝后看了，想想今天和未来吧。我建议你和我一道工作……”
他之所以同情我，是因为——事后我听说——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踪迹，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间好似石沉大海，没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径的导线，任何把他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我目送这位身着旧大衣、手提黑色大公文包的筋疲力尽的老人在夜色中渐渐远去，在他和过去的网球运动员，英俊的、一头金发的波罗里海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之间，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