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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年的时间里，世界就经历了从1870年到1940年的重大变化。在1914年时，骑兵聆听着激动人心的音乐，缓慢前行。奥匈帝国的克拉里·阿尔德林伯爵身穿一套在白金汉宫的特别演出服。战争初期的图片显示，炮弹在头顶爆炸的时候，佩带着刺刀的士兵仍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前进。这也是1870年时的情景。当时，要塞已经准备好要被长期围困，医疗服务还非常原始，受伤严重的伤员可能很快会死掉。但到了1918年，情况已变得十分不同，法国的将军们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新的作战手段，就是以德军在1940年使用的闪电战方式，使坦克、步兵和飞机协同作战。骑兵连成了博物馆收藏的古董，要塞成了历史遗迹。战争最终成了十足的杀手——可以造成1 000万人死亡——但正如身为医生的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所说，战争也是一种“防止世界陷入更大混乱的疫苗”。相比于此前此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在“一战”这4年中，医学和药物研制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到1918年，仅有1%的伤员会死掉。
不过，从“一战”开始之日起，幻想就主宰着当时的人们。在1914年，面对着欢呼的人群，各路军队整装出发。将军们骑在马背上，梦想着在某个城市广场中会有一座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雕像。以彻底误解战争性质的方式开始一场战争，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也许，英国人的误解最深。1914年8月3日，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 [38] 在下院进行了一次赢得极大赞誉的演讲，这似乎说服许多持怀疑态度的议员相信与德国作战是正确的。格雷谈论道：“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我们参与其中，还是置身事外，英国都将遭受可怕的灾难。”事后看来，当时的许多英国人都以为这是奇谈怪论。
英国的经济总额近一半来自外贸，同时，德国的经济总额至少三分之一来自外贸，而且，两国大部分外贸生意都是在欧陆各国之间进行。可以预料到，中断贸易会带来失业和破产。另一位内阁大臣（开战时已辞职）曾指出，中断贸易导致的社会问题，会带来另一次1848年革命 [39] 。要知道，当时在各个城市中，旧欧洲早已确立的秩序都被动乱推翻。由于贸易会受到威胁，因此，银行家们包括英国银行家协会主席腓力克斯·舒斯特爵士（Sir Frederick Schuster）向每个人保证，战争将在半年后结束。将军们自己也都知道，要为数百万人提供衣食和武器装备，还要运送他们，要长时间维持这种运作状态，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于是，银行家们对于战争就又有了一种论点：如何支付战争费用？英法两国的信用体系非常强大，但德国的公共财政却惊人地脆弱，因为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许多地方需要支出。在接受内阁正式质询，国家能够在多长时间里为战争支付资金时，匈牙利的财政部长特里斯基男爵答道：3个星期 1 。3个星期以后，黄金储备将被耗尽（在1914年，黄金作为流通货币是非常常见的），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印刷纸币，但这又意味着通货膨胀——这些脏兮兮皱巴巴的钞票，很快就会被换手，并迅速失去价值。接下来由于贸易中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会完全失去控制，穷人会变得更穷，甚至可能会挨饿。1917年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这种情况真实地发生了。而且，意大利也几乎步其后尘，它的通胀率达到了700%。银行家们什么都说对了，但就是在掌握时机上出了问题。
参战部队也同样抱着战争会很快结束的幻想——“回家过圣诞节”。俄军最高指挥部要求提供新的打印机，却被告知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没有理由花费这笔资金，他们必须继续使用那些旧设备。很多将军还承诺每天都给妻子们写信，但不久就没话可说了。有位奥军指挥官躺在铁制的行军床上给别人的老婆写信。而俄军最高指挥部命令除非有外国人在场，否则军队每天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而且坚决不许喝伏特加。到了11月，由于大量需要外国人，唱诗班开始唱《伊戈尔王》（ Prince Igor ）。总之，从一开始，各国的计划都反映出了“短期战争的幻想”——一场直接迅速和规模巨大的进攻，并占领那些事后看来应为下一代妥善管理的资源。另外，与要塞、火炮和骑兵有关的预算，最后证明也都判断错误。
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区要塞遍布。从战略角度考虑，它们一般都建在侵略军必须要跨过的众多河流的对岸，尤其是在法德之间那条漫长曲折的默兹河上。那些要塞的名字，比如列日、那慕尔、莫伯日、迪南、凡尔登、图勒和安特卫普等，一再出现在军事史中，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这些要塞造价昂贵，一般都设有数千门大炮。在19世纪80年代，各国对它们进行过现代化改造，建造原则是要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堡垒，四周围着一圈碉堡，以使敌军的火炮射程在中心堡垒之外。在19世纪90年代，火炮的射程变得更远、炮弹变得更重。如果要使要塞继续发挥效力，就必须建造更多碉堡和更精细的防御工事，当时通常都用混凝土进行建造。但到了1914年，还是火炮赢得了胜利。重型榴弹炮能够发射射程在10英里左右的烈性炸药，而要塞是非常明显的攻击目标——成了防御者的牢笼。如果他们刚好在碉堡外的土地上挖了一个不易辨识的洞穴，那样，他们的境况会好一些。虽然泥土的预应力很差，但它会比混凝土更轻易吸收烈性炸药释放的能量。在1914年的战斗中，所有被攻击的要塞都很快就陷落了。位于德国与比利时边境上的列日，只坚守了两天。
对骑兵抱有的幻想也破灭了，虽然不像要塞被攻破这样迅速。在克里米亚战争 [40] 中，英军的轻骑旅冲击俄军炮兵阵地，至少还能够攻击到那些大炮。而在1914年，这已不再有任何可能。一名步兵手持步枪，能够击倒一英里外的战马，可火炮的破坏性要大得多，射程已达3英里。不过，在空旷地带，骑兵还是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发现敌人的位置。在这方面还没有其他重要的替代方法，因为内燃机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有50辆德国运货汽车翻越山路崎岖的阿登高原，结果几乎全都坏掉了。但战马每天要吃掉10公斤草料，这对后勤供应提出了巨大要求，同时这也正是步兵在补给方面所遭遇的困难。西线的战争就是以法国的重骑兵师和德国的长枪骑兵师炫耀军靴、马鞍和军号开始的。奥匈帝国的军队使用的马鞍，本来是给骑士们设计得十分完美的工具。但天气炎热，马匹又都是从百姓手里征用而来的，漂亮的马鞍摩擦着这些瘦弱动物的背部。给马匹造成了伤害，这使得从突袭进入俄罗斯领土而后返回的法国重骑兵，不得不步行。俄国骑兵对东普鲁士地区进行侦察，也由于粮草不足不得不立刻后撤，而年迈的纳希切万 [41] 可汗，这位得到沙皇重视的鞑靼骑兵团成员之一（政府感谢了鞑靼骑兵，是因为他们镇压了1905年发生在敖德萨的革命性动乱），还由于标枪的原因没能骑上马。
欧洲人记忆中的战争都是短暂的——尤其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他们没有关注持续时间长且十分血腥的美国内战。因此，每个大国都想发动进攻，德国人最先启动战争计划。他们遵循“施里芬计划”，穿过比利时，在西线发起大规模进攻。该计划认为德军的右翼向巴黎西北方向移动，而法国人重兵防御东部边界，也许他们会试图入侵南德地区。施里芬希望，法国人会中圈套，尽管他在1905年时也警告过，除非德军远比法军强大，否则计划不宜实施。在1914年，德军有170万人。法军有200万人，外加10万英国军人和比利时军人。但总体来说，德国人做了更好的准备。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年轻人的吃穿耗费了大部分军事预算，那么，留给强化训练长期服役士兵、军士抑或购买复杂设备的资金就不多了。法国人把征兵作为一种灌输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工具，但这个国家的人口几乎一半是农民，而且相当常见的是，他们甚至不会讲纯正的法语。可以说，法国军队征召每一个人，甚至是僧侣。
与此同时，德军则能够把更多资金集中用于训练和改进装备，这是因为将官们根本不想过度扩军，而且没必要让那些会“降低”普鲁士军队质量的人担任军官。从支出比例上看，德军很少把钱花在供养应征入伍者身上，它拥有的军士人数，3倍于法军，也远多于俄军。可以说，在德军中，军士同普通士兵几乎没有区别。
而且，法国人缺少德国人所拥有的重型火炮，仅有的火炮还都被放在各个要塞里面。此外，法国人缺少德国人已经熟知的其他两种武器。第一种是轻型迫击炮，这种武器能够在高弹道（以45°）发射炮弹，并能使炮弹命中防御工事后面的目标或树林中的目标，而平射弹道（以16°）发射的机枪却无法打中防御者；另一种武器则是铁铲，也被称作战壕挖掘器。如果士兵能够躲藏在地下的洞穴中，除非遭遇重型炮弹的打击，否则就很难被击中。德国人有铁铲，而法国人却没有，为什么呢？这可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可能就是德国人以更高的强度训练了极少的人，能够依靠这些人而不至于造成恐慌；而法国人却利用极少的军士训练更多的人，这意味着要以简单，甚至粗陋、庞大的编队形式维持他们的秩序才能前进（类似于一个世纪前革命战争中的纵队，这也比18世纪时线形编队付出了更高昂的生命代价）。而且，这些人身着的红蓝色军服，也使得他们十分显眼，而其他国家的军队都已经改穿灰暗色调的制服，甚至苏格兰兵团的褶裥短裙都已变成土黄色了。
各国军队都已出动，但最先调动的是德军。如果德国人想要轻易地穿过比利时，他们就必须夺取列日这个至关重要的要塞，因为他们需要铁路，而列日正是个关键节点。8月7日，德军耍了诡计，占领了中心堡垒，而特地带来的奥国重型大炮则攻陷了外围的碉堡。到8月18日，德军集结完毕，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进入了比利时平原。德军在右翼布置了3支部队，共52个师，约75万人。其中的左路镇守在梅斯到蒂永维尔之间，在更南边的边界处，德军的力量相对较弱。
实际上，3支德军都在进入一个不设防地带，他们行军神速，一天20英里，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比利时军队撤退到海边的安特卫普要塞群和那慕尔。在该地区的南边，部署了一支法军（朗雷扎克的第五军团），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军也在该地区左边集结，但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没有发生战斗。可能法国最高指挥官约瑟夫·霞飞 [42] 将军没有关注此地，因为他正在筹划“第十七号计划” [43] 。他认为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反攻计划，德军将会被驱赶回莱茵河，而法军将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可这是一场灾难！8月20日，在萨瑞柏格·莫汉吉一役中，法军艰难地对德军布满机关枪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却被打得支离破碎，随后又遭到德军的反攻，损失了150门大炮，2万人成为俘虏。8月21日，霞飞将军决定再次发起一次进攻，不过这次选择的地点是位于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东南部的阿登高原地区，那里山路崎岖、林木茂密。在这一地区的是中路德军，由于已经见证了右路和左路德军的威力，因此，法军参谋部认为德军中路兵力必定较弱。这又是一场灾难！由于法国人受到他们自己军队规模的限制，法国标准的75毫米野战炮无法在山地作战中发挥效力，但德军却配备了一种能够在这种地形上作战的火炮。与此同时，远在西北部的朗雷扎克部队也表现糟糕，开始从那慕尔撤退，并与英军——它的指挥官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的约翰·弗兰奇爵士——失去了联系。8月23日，右翼德军中克鲁克第一集团军与英军在蒙斯–孔代运河遭遇，英军正规兵每4秒发射一整排子弹，极大地阻挡了人数上占优的德军进攻，虽然自身损失1 850人，但德军的损失要3倍于英军。当天下午，德军运来榴弹炮来应对这困难局势，英军被迫撤退，从时间上看与朗雷扎克部队的后撤几乎同步。法军损失惨重，到8月底，法军阵亡75 000人，20万人受伤并成为俘虏。而德军的损失要远远少于法军，这是因为他们从北面快速进入法国，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为在巴黎周围重新进行部署，英法联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撤退。
不过，英法有效地控制住了事态——无论在哪个阶段，英法联军都没有被德军夺去大炮，同时德军包围圈的威胁也不复存在。人员的损失很快得到补偿，而且法军拥有了巨大的优势，相对于步行跟进的德军，法国能够更快地把军队从东南部运到西北部。德军只有4 000辆卡车，其中的2/3在英法军队撤退完成前还被破坏掉了。此外，默兹河上的桥梁都已被摧毁，比利时人也已经毁掉了他们的铁路和大部分隧道——到9月初，2 500英里铁路网中只有400英里恢复运输。弹药不得不首先依靠马匹运输，而马匹本身只能靠谷物喂养，这又使得它们没有力气且经常生病。克鲁克的部队有84 000匹马，这些可怜的牲畜很多都一头栽倒在路边死掉了，因此，在拖拉重型大炮中就出现了延迟的问题。而且，8月的酷热也使得军队消耗严重，一些部队甚至减员到了原有兵力的一半。另外，德军也面临着一个与通信有关的棘手问题。回到科布伦茨的小毛奇 [44] 的部队，距离前线过于遥远，而无线电的运转非常笨拙，且无保密设施，以至于法国人都能监听得到。德军采用的是有限非集权化体系，事后看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进步，但造成了将军们常常完全不知道附近军队的行动。9月5日到9日马恩河战役 [45] 期间，德军最高统帅部根本没有发布任何命令，在最后两天也没有收到任何报告。再者，德军中还出现了其他问题：为了看似是至关重要的目标，有些部队被调离了具有关键意义的阵线，有两个师团被派往安特卫普和莫伯日，另有两个师团被调往东部普鲁士，那慕尔也占用了一些部队。与此同时，小毛奇命令他的左翼部队向南锡方向发动进攻，而不是把他们调往右翼，结果毫无成效，却浪费了前期的所有努力。8月27日，他下达命令，要求部队总体推进，右翼两支部队向塞纳河下游和巴黎进军，可随后他又在9月2日命令部队原地待命，以便右侧的克鲁克第一集团军穿过巴黎北部边缘，到达东南部，并进而向巴黎东部推进。这种改变，部分是由于克鲁克第一集团军东面紧挨着的比洛第二集团军，在吉斯地区被法军第五集团军击退，而在8月26日，克鲁克本人的军队则在勒卡托遭遇了英军非常有力的抵抗，这样，德军右翼的几支部队就被更紧密地挤压在了一起，他们因此放弃了横扫巴黎西部的计划。
此时的霞飞将军要比小毛奇更沉得住气。他打算集结新的部队并将其他部队从巴黎东面转移到西面，对在那里已然暴露的克鲁克部右侧发起新的进攻。这些行动于8月25日开始。此时法军与英军之间开始出现问题——约翰·弗兰奇爵士打算着如有必要就撤出战斗并返回英国。只是当基钦纳勋爵 [46] 身着正式的陆军元帅制服抵达英军营地，命令他遵守法军的计划时，弗兰奇爵士才算被吓住。与此同时，新的法国联合政府坚持要求保卫首都巴黎，本来准备调往巴黎西北部的新集团军的各支部队，现在则用来加强首都的防御。当9月3日克鲁克部从巴黎城外东转，去保持他与比洛第二集团军的联系时，所暴露出的路线给予了法军进攻克鲁克部西翼的良机。在巴黎和凡尔登之间，还有另外一支德军的先遣队越过了马恩河，但这支部队几乎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在圣贡沼泽，交战双方是德军第二集团军和福熙 [47] 的法军新第九集团军。9月4日，霞飞将军命令从巴黎和凡尔登两边对德军第六集团军发起进攻，不过，战斗实际上在一天前就已经打响。当时，西侧的法军新集团军（第六集团军）与德军克鲁克部的部分兵力在乌尔克河上爆发冲突，参战的法军是由出租车队从巴黎运送到战场上的——那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传奇故事，尽管出租车的计时器还在计数！在战斗中，由于一些困难，法军的进攻受阻，但克鲁克却使他的两个军从左侧回撤到右侧，这意味着他与比洛的部队之间的缺口进一步加大，大体上处于——那些从南部流入马恩河的支流——大莫兰河和小莫兰河之间。
刚好就在英国远征军面前，如此偶然地出现了这一缺口。于是，英军小心前进，进入了一个几乎空旷的地带，从而在德军右翼的两支部队间撕开了一道裂痕。总体来看，到此时为止，右翼德军在兵力上已经大大落后于英法联军——20个师对30个师。而且，德军的弹药正在耗尽，而法军却学会了如何更合理地使用他们的野战炮。9月8日，在小毛奇的德军总部，德军最高统帅部召开了一次参谋会议，会后一位负责情报的上校驾车前去面见克鲁克和比洛。他发现，比洛已经决定，如果传单所说的事情真的在9日发生，即如果英军越过马恩河，他的部队就要撤退。克鲁克因此也就不得不随之后撤，尽管他不想这样。勇气尽失的小毛奇随后拜访了其他几位集团军司令，并在9月11日命令东面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都要撤退。9月9日到14日，德军撤退到了一道高出埃纳河500英尺的横岭上，步兵被命令构筑防御阵地，挖壕建阵，布置带铁丝的防御网。这样，火炮无法轻易地探明士兵的位置，步枪对他们无济于事，只有那些从近处投掷的手榴弹才能够把他们从战壕中炸出来。霞飞将军以为德军在逃跑，于是，强迫法军发起进攻。但由于官兵疲劳、天气恶劣和军火匮乏，英法联军对埃纳河德军阵地的进攻毫无进展。到9月底，这一战线的对峙稳固下来，陷入了一种胶着状态。
法国人非常希望俄国人取得胜利，因为在俄国的战略铁路、铁路线路双线化和站台加长等方面，他们都有投资。这样的结果就是俄国的军事动员确实像德国人所担心的那样在不断推进。到8月中旬，尽管各种相关的服务还不能有效地为部队提供支持，但大量的俄军士兵已出现在东普鲁士边界。而且如沙俄政府所承诺的，侵入东普鲁士的俄军有两个集团军，大约30个师。其中，第一集团军向西挺进，第二集团军则行进在西南方向的一条要道上，并从华沙向北进军。从理论上来说，俄军应该能够限制住集结在东部边界和柯尼斯堡要塞的唯一一支德军，即第八集团军。但理论却难以变成现实。这一地区湖泊密布，森林茂密，不仅把两支俄军隔开，而且使得它们难以部署兵力。由于缺乏后勤供给，俄军的骑兵几乎一跨过边界，就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此外，德国人可以利用他们从东部到西部的铁路，而俄国人却只能迎着8月尘土，拖着沉重的脚步行进在格罗德诺到华沙的道路上。俄军处境艰难，还因为他们的通信质量太差，以至于电报不得不靠汽车从华沙成堆地运出去。指挥俄军第二集团军的萨姆索诺夫，统辖着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的差不多20个师，这些师之间彼此的沟通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与其他集团军进行联系了。俄军的命令通过收音机进行广播，甚至都没有加密，由于耗时过长，而且在完成任务方面没有值得信任的军士，德军情报人员由此能够了解到俄军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切情况。
不过，德军的情况也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德军第八集团军下辖13个师，它的战术十分明显，即对正在会合的两支俄军部队中的一支发起攻击。8月20日，德军对入侵东线的俄军第一集团军发起正面进攻，一个下午双方就损失了8 000人（其中3 000人是进攻的德军）。8月22日，惊慌失措的第八集团军指挥官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在电话里急促地对小毛奇说，他要放弃东普鲁士，退守水量巨大的维斯瓦河。他随即被解职，已退休的保罗·冯·兴登堡 [48] 将军接替其职务，埃里希·鲁登道夫 [49] 出任参谋长。这是一个出色的团队组合。鲁登道夫很有能力，在“一战”爆发前就作为精力充沛的组织者而闻名，也曾在攻打列日要塞中神气十足，但赞誉曾使他骄傲自满，丧失分寸。兴登堡负责制动，所以鲁登道夫有时会冷嘲热讽地把自己说成是个“店铺招牌”。对两位新指挥官来说，当务之急是保持镇静，稳定军心，因为俄军第二集团军正在他们自己部队的后面艰难北进，这些部队刚刚在东部边界战斗中被打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决定，这些被迫后撤的德军，一部分用火车转送到俄军第二集团军的西侧，另一部分则步行直接前行到这支俄军的左侧。与此同时，迈着沉重步伐缓慢前进的俄军，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俄军第一集团军被命令要抓紧时间攻占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要塞城市柯尼斯堡，因此总体上减少了对第二集团军行程的关注。8月24日，俄军第二集团军与德军发生交锋，在一段时间里，它的中路部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只是虚幻的进展，因为它越向北深入，就越陷入了德军从两侧进攻的包围圈中。8月26日，西侧德军开始行动，对混乱不堪和不知所措的俄军左翼发起进攻，并切断他们的通信线路。第二天，东侧德军攻击俄军右翼，俄军的先头部队还遇到了从西侧杀过来的另一支德军部队的包围。陷入困境的是俄军第二集团军的4个军，这些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它们的指挥官却对所发生的战斗完全摸不着头脑。8月20日，一群群俄军官兵——将近10万人（另有近5万人伤亡）——先后投降，俄军第二集团军司令萨姆索诺夫自杀身亡。德军还缴获了500门大炮。对俄军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失败，是“一战”中最惊人的失败！而对德军来说，这次战役则成为了一个传奇！离战场不远的地方，有个村庄叫坦能堡，中世纪时斯拉夫人曾在这里打败过条顿骑士团。人们以这个村庄来命名这次俄德大战，坦能堡战役于是变成了日耳曼人的骄傲。与此同时，它也给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带来了荣誉，他们的美名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甚至是在战后也美名传扬。坦能堡纪念碑距离希特勒在拉斯滕堡的战时总部非常近。后来，俄国人或者是波兰人炸掉了这两处建筑。
俄军退回到边界以内，并在马祖里湖区勉强击退了德军试图跨过东部边界的攻势，俄德战线出现了短暂的停战期。不过，俄军在东部战线还是有所进展，他们在攻击奥军方面发挥出色。哈布斯堡帝国 [50] 的苦难开始了。到8月底，俄军有超过50个步兵师和18个骑兵师集结在波兰南部和乌克兰西部。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兵力极为虚弱，开始时只有30个师，后来从巴尔干半岛又调来了8个师。在火炮方面，奥军也要弱于俄军各师。奥军官兵是帝国瓦解综合征的牺牲品，换个说法叫帝国“过分扩张”的牺牲品，是帝国的傲慢和现实的残酷之间竞争的受害者。
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 2 是一位聪明的将军。他清楚即使不把兵力为奥军1/4的塞尔维亚计算在内，奥军的兵力加在一起甚至不到50个步兵师，得到的资金也只有2 500万英镑，比英军6个师所得的资金还要少，如此虚弱的兵力根本无法应对俄军。康拉德对小毛奇承诺，在德国攻击法国时，他会动用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应对俄军。不过，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无疑很有吸引力，如果俄军不能立刻施加有效威胁，那么奥军的强大程度是能够解决掉塞尔维亚的。因此，在没有知会德国人的情况下，康拉德安排一半军队沿着喀尔巴阡山脉依据承诺前往俄军前线，并在边界“下车”（英国部队称之为下车），然后前行100英里再驻扎下来。俄国人可能会艰难地穿越加里西亚平原进入波兰南部，东普鲁士的德军也许会进攻波兰北部，与此同时，另一半奥军将会征服塞尔维亚人。康拉德总是向德国人解释说，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就已经预见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终将会爆发战争，而俄国人不会迅速下定决心参战，这样，奥匈帝国就可能决定先针对塞尔维亚进行军事行动。这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借口，这位陆军部长随后也承认会对俄军进行干涉，没人会真正怀疑。激起奥匈开战是柏林的战争借口。可是当德国听说所发生的事情时，从德皇到其属下，却通过一连串充满痛斥的电报表达抗议。
康拉德不得不解释说奥军已经出发前往巴尔干半岛了。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世界大战刚开始时对大国军队一次荒谬的滥用。康拉德随后向他的铁路专家咨询：能改变运送军队的线路吗？专家们惊恐不已——在运输部队期间，怎么可能沿着单线铁路改变列车的线路呢？奥匈帝国的铁路反映出它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事实，政府不得不利用这种或那种不重实际的让步来收买每个民族。比如，为了阻止把奥地利的货物运到匈牙利，有19条铁路都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边界终止。人们如果想要把货物从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运到几英里远的匈牙利克罗地亚，就要通过一段风景如画的山间铁路，想要快一点的话，可以从布达佩斯中转。此外，还有许多私人铁路，在波斯尼亚，铁路之间的轨距并不相同，所以在波斯尼亚布罗德 [51] ，所有货物都必须在边界线上卸载转运。铁路专家指出，既然已经下令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就不得不按既定方针执行。一旦奥军在巴尔干半岛下车，他们就可以重新乘坐他们自己的火车，前往与俄军对峙的前线。铁路专家可能是有些夸大其词，在俄军进行军事动员时，所谈到的四个奥国集团军中，事实上还没有几支部队离开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但专家们的回应确实是异常谨慎，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出现任何错误，那都有可能是一场灾难（铁路管理是“一战”的关键，在十一卷的德国官方“一战”历史中用了两卷专门研究这个主题）。他们甚至规定，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堵塞，所有列车都要按他们称为“最大化同步图表”来运行，这意味着在最糟糕的线路上，质量最差的列车必须达到1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否则的话，专家眼睛盯着的那些地图上的图钉，就会变得混乱不堪，列车加水、供煤和电报发送等也都会变得一团糟，毫无希望可言。混乱非常可能成为事实，因为即便是运营最好的列车线路也可能出错——法国北部的列车线路就每天都会发生事故，而且，后来英法两国还因为管理同一铁路网而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这也是事实。不过，奥匈铁路专家们还是觉得军事行动的速度会比一辆质量过得去的自行车的速度还要慢！
由于康拉德的军队中有一支走错了方向，因此在这个时候，他决定恢复原来在波兰南部部署军队的计划。但是不可能临时改变铁路时刻表。其他3支部队已在喀尔巴阡车站下车，并在8月酷热中前进了100英里。另外一支部队——第二集团军——确实出发并抵达了塞尔维亚边界。这支部队在帐篷中住了一段时间，卷入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中。他们后来重新上车，穿过匈牙利南部，在战争开始接近5周后被运到了加里西亚。不过，这支部队在加里西亚也没能取得成功。所有这一切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奥匈帝国曾经高傲宣布进攻塞尔维亚，到头来都失败了。负责进攻塞尔维亚的奥军指挥官波蒂奥雷克患有神经衰弱，他还是同性恋。他是康拉德的竞争对手，不过两人在朝廷中却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位指挥官只用非常难读懂的字条同他的参谋沟通，而且他还在为没能保护好斐迪南大公而感到痛苦。奥军本身在人数上略少于塞军，与塞军不同的是，他们完全没有作战经验。奥军行进在几乎没有铁路的森林中，其中两支部队分隔得非常遥远。左侧的一支部队于8月16日到19日间被打败，这造成两支部队必须后撤。到12月，奥军在进攻塞尔维亚方面的其他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到8月21日，东北战线上的两个奥军集团军部署就绪，他们的行动略快于俄军。在俄国控制的波兰北部边界地带，俄奥两军发生战斗，奥军表现出色，几乎是在德军俘获俄第八集团军大部分官兵的同时，他们击退了两支俄军的进攻。不过，所取得的胜利是以牺牲这条战线上的东段为代价的。在那里，奥军第三集团军驻守在距离俄国边界不远的一条河岸上，一度失踪的第二集团军要到9月8日才能从塞尔维亚赶过来。总体看来，俄军有75万人，奥军有50万人，在兵力上俄军占有优势；就双方拥有的火炮和机枪的数量来看，俄军的优势要更为明显。俄军的优势集中在了东段，而这支奥军还主动发起进攻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这里很快就被攻陷。9月3日，俄军进入州首府利沃夫（德国人称这里伦贝格，人们通常用这个名字命名这次战役，即伦贝格战役）。奥军的反攻未果，指挥部命令全线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脚下和西部的克拉科夫郊区。
至此，战争模式已经定型：西线陷入僵局之中；东线上的奥军危机不断。那么，到目前为止战争资源才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德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小毛奇已经精神崩溃，接替他的是一位不那么歇斯底里的人物，普鲁士陆军部长埃里希·冯·法金汉 [52] 。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会让德军感到恐慌。德军确实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即便如此，兵力也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并可以尝试再次发起进攻。此刻，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军队发起正面进攻，他们就会遭遇到来自地下掩体中的阵阵弹雨和轻型武器的射击，这是大炮无法轻易应对的。因此，在法国，交战双方都试图进入埃纳河防线西北部，那里地面开阔，这是最古老的战争策略之一，因为从侧面发起攻击能够射击毫无防御的另一方，也就是说被攻击方会陷于一道脆弱的防线之中，无法反击。而攻击者的麻烦则在于在进行攻击的情况下不能十分迅速地移动，同时也缺乏火炮的配合。从9月中旬以来，双方的战斗持续进行，并越来越向西北方向推进，最终到达了佛兰德斯的沿海地区，双方在这里挖掘战壕，构筑防线。德军的意图是彻底清洗比利时，而阻击德军、防守伊普尔 [53] 这座中世纪古城的是英军。尽管德国方面参战的新军主要是从年龄稍大的小学生和学生志愿者中征召而来的，但德军的攻势仍然非常可怕。在10月下旬和11月上半月，英德两军在伊普尔进行了一场十分血腥的战斗。英军顽强地守卫着这座古城，这里就是后来著名的“伊普尔突出部”。所谓的突出部是英军防线的一部分，它深入到了敌军的领地，因此，防御者太容易遭到来自三面的射击。退守到更安全的地带本是合理的选择，但公众舆论已被煽动起来，以至于合理的撤退就会被认为是承认了战败。这次战斗造成各方近13万人的伤亡。它标志着英国那支古老的正规军（6万人）全军覆没，比利时人则失去了他们剩余部队1/3的兵力。对德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对“无辜者的屠杀”。那些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学生志愿兵，他们所在的分队有60%的人战死。今天，在比利时兰格马克的德国人墓地中，有属于这些孩子的25 000座墓碑。
双方开始扩挖战壕，巩固防线，防线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攻克。前线部队住在“地下掩体”中，宿舍和仓库都建在面向着敌人的战壕里面，以防被炮轰或射击。带刺的铁丝网被布置在防线的前沿，这就是“之”字形防御，可以避免遭遇纵射。僵持中所需要的用于通信联络的战壕，同样是迂回曲折，连接着建有医院和提供物品的更安全地带。同时，为了做好撤退的准备，隔一段时间就可能要挖几条新的战壕。遇到潮湿的天气，战壕里会变得非常泥泞，官兵们就得铺上木板。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官兵们的制服里外有各种靠死尸活着的寄生虫、老鼠和虱子（他们采用了土耳其人的做法，把夹克放在蚁穴上，蚂蚁会吃虱子，尽管蚂蚁的叮咬也不好受）。
这样，到了1914年11月中旬，胶着的战局成了整个西线的标志。从战争史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什么新情况。在过去，围攻者和被围者经常互相阻挡，僵持几个月。就在同一地区，马尔伯勒公爵 [54] 指挥的许多战斗都行进得十分缓慢。1914年出现的新情况是军队的规模发生了变化——相比过去，有更好的后勤供给能照顾的数百万官兵，却躲在100码开外的防线里，完全丧失了机动性。在佛兰德斯地区，整个地方都是靠中世纪强大的排水系统才免于被大海吞没，这里的地下水位距离地表非常近。德军占据了高地，因此战壕可以挖掘得更深一些。英军士兵都是些没经过训练的志愿兵，他们在黏脚的泥浆里跌跌撞撞。这成了西线英军在把守地段最主要的记忆。
在东线，情况略有不同。战线差不多有1 000英里长，两倍于西线。但部队却远少于西线。俄国的人口数是1.7亿，几乎两倍于德国和奥匈帝国人口数的总和，从理论上说，它本该能够征兵数百万。但征兵要花钱，就算节衣缩食，俄国的战争预算也无法增加到供养更多的兵员。因此，人们因宗教、身体不符合标准等各种理由或抽签未抽中的方式而免服兵役。绝大部分人是因为“家庭状况”而没去服役。如果一个人要“养家”，他就可以不参军。令俄军陆军部长困惑不已的是，8月初竟然有200万农民结婚。他只能猜测这些人是打算以生养孩子的方式来履行他们的爱国义务。一线俄军有500万，并不多于德军。在东线，俄军90个师对垒德奥联军80个师。在前线，每英里有俄军1 500人。与之相比，法军有5 000人，而且法军装备还优于俄军。当然，东西两线之间还有更多不同。在西线，铁路能够相对快速地把兵力运送到战线中某个受到威胁的地段。而在俄属波兰，这样的铁路少之又少，因此，调动预备队就始终是一件难事：在1914年10月的一段时间里，俄军最高指挥部差不多失去了整个集团军，这些运不出去的军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华沙街头游荡。在这种情况下，东线战争其实始终就是一种调动战，尽管调动本身一般都毫无意义。
在9月中旬，德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有所作为，拯救处境艰难的盟友。鲁登道夫前来拜会康拉德。当时，身为北德一位农民的儿子，鲁登道夫还是很容易就被哈布斯堡王朝豪华高贵的排场震慑住，尤其是当奥匈军队的总部已经从普热梅希尔的营地搬到位于切申的一处小庄园，情形就更是如此。这个庄园属于奥匈军队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大公 [55] 和他的妻子克罗伊公主。大公收取租金，庄园供军队使用。新的总部安排得极为舒适，康拉德本人一直在此忙于安排与他心爱的妻子——一位匈牙利人新教徒——离婚，因为按照奥地利（和天主教）的法律，他不能和她结婚。康拉德力图使鲁登道夫相信，奥军当时的处境十分可怕，这是由于为了德国能在西线赢得胜利，奥军一直在东线阻击着俄军所致。奥军的处境确实不妙。它已经损失了50万人，其中有10万人被俘。此外，喀尔巴阡山脉北麓举足轻重的要塞普热梅希尔和12万守军已被包围。毫无疑问，那里很有可能沦陷，因为其他所有的要塞都已经失守了。好的消息是普热梅希尔要塞四周的泥坑很深，俄军无法调动他们的重型火炮，而且，不管怎么样，俄军一直没有几门重型火炮。不过，奥军明显处于危机之中，由鲁登道夫负责的一支德军被迫行动并驻扎在克拉科夫北部。但接下来两个月的调动，只是纸上谈兵，令人印象深刻，却毫无结果。鲁登道夫指出，如果他能拥有更多部队，他会做得更出色。
然而，法金汉要考虑的事务，远超出了东线。在11月初，战争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世界规模。这场战争，与奥斯曼帝国，事实上与包括波斯在内的整个中东密切相关。当时，人们认为土耳其帝国落后不堪，适合欧洲人接管。这些欧洲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伊拉克）中发现了新的利益点——石油，而且他们可以让当地的基督教少数派充当代理人。个别熟知土耳其的人都清楚，土耳其人完全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无用之徒，但欧洲却没有几个人能理解这些。1914年，由土耳其公众捐款为土耳其海军在英国纽卡斯尔建造的两艘战列舰，竟然被温斯顿·丘吉尔强行征用。德国的两艘战列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却抵达了土耳其水域，为土耳其人服务——土耳其国内的公众舆论开始变得亲德了。不管怎样，亲德的因素最终控制了土耳其。陆军部长苏丹的女婿恩维尔·帕夏，和其他“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道在创造一种民族主义。他们的榜样是法国革命家。他们还采用了获胜的巴尔干各基督教国家的信条：一种全新的语言、对历史进行全新的解释和让国家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恩维尔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内务部长塔拉特把他们的政府骗入了战争。他们正式接管两艘德国军舰，船员们戴着菲斯帽，扮成土耳其人炮击俄国的港口，期望俄国人会宣战。在11月初，恩维尔和塔拉特达到了目的，奥匈内阁的部分成员宣布辞职，抗议恩维尔对俄国的挑衅，但已无济于事，土耳其已经参战。恩维尔率军经高加索侵入俄国，在萨勒卡默什附近，他的部队遭受重挫，10万官兵因疾病或高原苦寒而死亡。而德军指挥官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也在苏伊士运河受挫。在恩维尔看来，这一切真的无关紧要，因为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必将在苦难中诞生。而且，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人的国家而不是阿拉伯世界。从结果来看，尽管土耳其为此牺牲掉了1/4的人口，但这一算计还是成功的。不过，实现它的不是恩维尔，而是另一位更伟大的人物，恩维尔的竞争对手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56] 。
1 布拉格的记者埃贡·埃尔温·基希在他出发去前线时，婉拒了他母亲要他带上备用内衣的建议，心里想：难道她以为我是去参加又一次三十年战争？基希站在一个更为平常的人的层面看待这次战争，但也表达了同样的幻想。
2 康拉德是他的姓氏，实际上人们称他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是添加的一个称号，是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