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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留维塞是德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它和一般小城市没什么两样，市中心有一个喷泉市场。市场旁边有一个很小很旧的市政厅。法官和一些头面人物住在市场周围，其他居民住在几条狭窄的巷子里。
这个地方谁都认识谁。发生一点什么事，谁都会知道。甚至大牧师、市长或医生早餐时桌上多添一道菜，不到吃午餐的时候，全城的人就全都知晓了。
妇女们下午串门，一边喝浓咖啡，吃甜蛋糕，一边就会谈起这件大事来。她们得出结论，大牧师可能违犯教规勒索了教徒的钱财，市长今天“打牙祭”准是捞了什么油水，而那个医生多半从药房老板那里得了几块金币回扣，开药方多开了些高价的药品。
格留维塞的人就是这样继续着生活。现在居然迁进了一个外国男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也不知道他是靠什么生活的，这对市民们来说是多么不愉快啊！
市长曾检查过他的护照。他在医生家里喝咖啡也谈到过，这护照上写得很清楚，他是从柏林来的。市长总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那个男人行径很可疑。
市长在城里很有威望，因此那个外国人理所当然被大家看成嫌疑分子。这个外国人的生活作风更肯定了格留维塞市民对他的看法。他花了几块金币租了一间没有人住的旧屋，教人运来了一整车工匠用的火炉、大坩埚等各式各样的东西。
他独自一人住在那间旧屋子里，甚至自己烧饭吃。除了一个给他采购面包、肉类和蔬菜的格留维塞老人，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这个老人也不知道他在屋里干什么，因为他每次买来的东西都是从走廊递进屋子的。
外国人跟当地一般男人不一样，下午不去玩九柱戏，晚上也不像别人那样下酒店里一边抽烟斗一边高谈阔论。市长、法官、医生和大牧师都先后邀请他去吃饭喝咖啡，他都一一谢绝。因此有人认为他古怪，有人说他是犹太人，还有人一口咬定他是魔法师。
有一天，城里来了一个杂技团，团里有会鞠躬行礼的骆驼，有会跳舞的熊，还有几只狗和几只猴子，这些猴子都会穿着衣服做各种逗人的把戏。
杂技团的人在城里穿街走巷，到了十字路口和广场上便停下来，然后用一只小鼓和一支笛子奏起悦耳的音乐，让他们的动物跳的跳，舞的舞，然后向各家各户收钱。但这次来的杂技团与以往来的杂技团有所不同，他们有一只几乎跟人一般高的大猩猩，用两条腿走路，而且表演出各式各样的把戏。
他们挨家挨户表演，当然也来到外国先生家门口表演滑稽剧，鼓声笛声一响，外国人也露了面。他先是很不乐意地站在多年没擦积满污垢的玻璃窗后面，不过很快就高兴起来，打开窗子伸出头来观看，对后来猩猩的表演打心底里发出快乐的笑声，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不仅如此，他甚至高高兴兴地丢下一块银币来，引得全市的人议论纷纷。
第二天早晨，这个杂技团要到别的地方去演出了。骆驼背上装了许多筐筐，小狗和猴子舒舒服服地坐在筐子里。驯兽师们和大猩猩跟在骆驼后面步行。
他们出城不到几个小时，那位外国先生就匆忙地赶到驿站。他让驿站长大吃一惊，因为他专门雇了一辆马车，向杂技团走的那条路驶去。全城人因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心里怪别扭的。
那个外国先生坐车返回城里时，已经是深夜了，而且车子里还坐着另外一个人。不过，那个人把帽子拉得低低的，遮住了脸，还用一块丝巾围住了嘴巴和耳朵。城门官觉得有责任问清一个陌生人的来历，检查他的护照。那人回答得很粗暴，“叽里咕噜”地说了些听不懂的话。
这时，那位外国先生很和蔼地对城门官说道：“他是我侄子。”同时给了那人几块银币。“他是我侄子，不大会说德国话，您拦住我们的车子，刚才他在用家乡话骂人呢！”
“哦，”城门官说，“没有关系，既然是您的侄子，那就没有护照也可以进城。他多半住在您家里吧？”
“那当然，”外国先生说，“而且还要住好些日子呢！”
城门官不再拦阻，外国先生和他的侄子进了城。市长和全城的人对这位城门官的做法都很不满意，说他至少应该仔细听听那个侄子说的是什么话，听明白了，不就很容易弄清他和他的伯父究竟是哪国人了吗？
城门官一口咬定说，他讲的话既不是法国话也不是意大利话，声调拖得很长，要是他没有听错的话，那肯定是英国话。那位年轻先生说的是：“Geddamn！”经他这么一说，全城人就称那个外国先生的侄子为年轻的英国人了。
年轻的英国人再也不露面了。他不玩九柱戏也不进酒店，可他常常让城里人心惊胆战。——原来外国先生住的屋子一向是静悄悄的，现在却时常发出喧嚷和怪叫的声音，害得市民们经常成群结队站在屋前朝那观望。
他们只见那个年轻的英国人穿着红色大礼服、绿色裤子，披头散发、慌里慌张地在房间的窗子前窜来窜去。而他的伯父身穿着白睡衣，手拿鞭子，在后面追赶。街上人看到他空抽鞭子，不过也有几下是打到的，因为能听到惨叫声和鞭子抽在身上的“噼啪”声。
这种虐待行为令小城里的妇女们心里非常不忍。后来她们去找市长，请他采取措施。市长于是写了一张便条给那位外国先生。他用相当严厉的言辞谴责他对侄子的粗暴行为，并且说，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形，他要对这个年轻人进行特别保护。
令市长惊讶不已的事发生了。那个外国人10年来竟第一次并且亲自前来拜访他了！
外国先生解释说，他这样对待那个青年，是受了青年父母的嘱托。那青年聪明伶俐，就是学起德国话来有点困难。他很想教侄子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让他有参加格留维塞社交活动的资格。可他怎么也学不好，有时不得不重重地鞭打他。市长对他的解释十分满意，只劝他对侄子的教导要缓和一些。
当天晚上，市长在酒店里对人们说，他很少遇见像那个外国人这样彬彬有礼的绅士。他还说：“可惜他不参加社交。但我相信，他的侄子会说德国话以后，他会跟我们交往的。”
经过这件事，小城居民对外国先生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大家都相信那个外国人很正派，都想和他接近。从此那幢荒凉的房子里偶然还会发出一声惊人的叫喊，但再也不引起居民的兴趣了。他们会说：“他在给侄子上德语课。”3个月以后，德语课似乎告一段落，因为那位老先生家不再发生叫喊了。
城里有位年老体弱的法国人，专教年轻人跳舞。外国先生把他请到家里去，让他教侄子跳舞。他对法国人说，他的侄子十分好学，不过对于跳舞有时喜欢自作主张。侄子以前曾跟别人学过跳舞，学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转圈方法，但他不能在社交场合应用，却还自命是跳舞专家，其实他的跳法一点不像华尔兹或者狐步舞，也不像苏格兰舞或法兰西舞。
外国先生答应每小时付他一块银币。看在银币的份上，法国人接受了这个顽固的学生。
据法国人在酒店里宣称，世界上再没有比教那个学生跳舞更奇怪的事情了。那个青年又高又瘦，但是却有两条短得超乎寻常的腿。他穿着红色大礼服，脸刮得很光，下身穿着绿色裤子，戴着小羊皮的手套。他很少讲话，偶尔讲话却带有外国口音。
开始跳的时候，他相当规矩，彬彬有礼。跳到后来便突然调皮起来，急速地打转，乱蹦乱跳，弄得老师头晕眼花。
如果老师要纠正他，他就把漂亮的跳舞鞋脱下来，朝老师脸上扔去，随后手脚并用在房间里爬行。每逢他这样胡闹时，老先生便会突然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身上穿着宽大的红色睡衣，头上戴着金纸糊成的便帽，举起鞭子朝侄子背上狠狠抽去，侄子便连连惨叫，从桌子上跳到高高的柜子上，甚至跳到窗框上，嘴里说着一种从没听见过的话语。
不过，老先生并不放过他，抓住他的一条腿，把他拉下来，又重重地揍他一顿，然后，给他穿戴整齐。这时侄子又规矩起来，继续上他的跳舞课，不再胡闹了。
年轻的英国人等到可以跟着音乐跳舞的时候，一个职业乐师又受聘来到了这幢空荡荡的旧房子里。他得坐在一张桌子上奏乐。跳舞老师这时要装扮成妇女的模样，老先生给他买了件丝绸的裙子和一条东印度的围巾。
那侄子走到他跟前来请他伴舞，两人就跳起华尔兹舞来。那侄子跳起舞来真像疯了一样，不管跳多久也不疲劳。他把两条长臂紧紧抱住老师不放，尽管老师喘气、叫喊，但他仍跳下去。一直跳到老师气力用完，跌倒在地上，或者乐师的膀子累得无法再把提琴拉下去，这才罢休。
这些跳舞课差点要了跳舞老师的命。但是他每次都能拿到银币，老先生又每次给他准备好酒，所以尽管他每次都下定决心，不再进那幢房子，可是到了下次他还是来了。
格留维塞市民的想法可跟这个法国老师大不相同。他们相信年轻人一定具有很大社交才能。小城里的姑娘为冬季将有一位活泼的舞伴而感到高兴，因为城里就非常缺少男舞伴。
一天早晨，女佣人们买菜回家告诉她们的女主人一桩新鲜事。那座空荡荡的旧房子前面停着一辆装有玻璃窗的豪华马车，套着两匹高头大马，由一个身着华丽制服的仆人驾驭着。
大门一打开，里边走出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一位是那个年长的外国人，另外一位大概就是那个学说德国话非常吃力、跳舞跳得飞快的年轻先生。他们上车之后，仆人就跳上驾驶台，让马车朝着市长家驶去。
主妇们听到女佣人的报告，立刻扯下非常脏的围裙，摘下头上沾满油污的帽子，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
她们对跑过来的家里人说：“事情很清楚，那个外国人现在要让侄子出门到各家走动走动了。那老顽固10年来真不懂礼貌，从不肯跨进我们的家门。不过，我们看在他侄子面上原谅他。那侄子一定是个很讨人喜欢的英俊小伙子。”
于是，每家都把那间会客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主妇还督促子女们，客人到来，举止要端庄，说话发音要正确。城里聪明的主妇们并没有估计错误，外国老先生和他的侄子果然为了表示友好，挨家挨户来拜访了。
大家都对这两位外国人表示热烈欢迎，只恨没有能早一些结识他们。那位老先生显然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聪明人，他讲话总带着微笑，叫人摸不透他是认真还是在开玩笑。他谈到天气，谈到娱乐，谈到夏天在山上岩洞里避暑的快乐，说话妙趣横生，叫人听来津津有味。
至于那个侄子呢？他吸引了所有的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心！他的面貌说不上端正，脸的下半部，尤其是下巴，显得过于向前突，脸也过于棕红。有时他还会做出各式各样怪相，闭闭眼睛，咧咧嘴，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他的外表非常讨人喜欢。至于他的身段，那是再苗条不过了。一套衣服穿在他的身上虽然有些异样，却非常合身。
他在房间里很活泼，一会儿坐在这边的沙发上，一会儿又坐到那边的靠背椅上去，跷起两条腿。如果别的年轻人这样做，大家一定会觉得他不讲礼貌了。年轻的英国先生这样做，他们却还觉得他很风流不拘束。
“他是英国人，在英国都是这样的，”他们说，“英国人可以一个人躺在双人沙发上呼呼睡大觉，让10多个妇女站在一边。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这样做没什么失礼之处。”
这侄子对伯伯非常顺从。要是他在房间里乱蹦乱跳起来，或者坐在椅子上把两只脚搁得老高——他就喜欢这样做——只要老先生对他狠狠瞪一眼，他立刻就规矩了。
况且他的伯伯每到一家总要先打一番招呼：“我的侄子有些粗野，没有管教好，因此我一定要通过社交让他更有教养，请各位以后多多指点他。”这样一来，谁还能多责怪他呢？
年轻的英国先生就这样进入了社会。整个格留维塞的市民一连好几天谈的都是这件事。那位外国人一改昔日作风，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现在似乎全变了样。他天天下午都带着侄子到山上的岩洞里去。
格留维塞的头面人物都常到那里去喝啤酒或玩九柱戏。年轻的英国先生对玩九柱戏有很高的天赋。他每扔一球至少要打倒五六柱。不过有时他也会像疯了一样飞快地跟着木球滚过去，到九根木柱中间去胡闹一气。
如果他打倒花环或国王，他会突然把梳得光光的头朝下，两条腿倒竖起来。要是洞外有一辆马车驶过，他也会在人家还没来得及眨眼以前，已经坐在马车夫高高的座位上，朝下面扮出种种鬼脸，车驶出去一段路，他才跳回到人群中来。
外国人每遇到这种情况，就请求市长和其他的先生们对侄子的放肆多多包涵。他们总是哈哈大笑说，那是因为他年轻的缘故，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活泼顽皮的。他们非常喜欢他，称他为“顽皮孩子”。
不过有时候市民对他也会感到恼火，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因为大家一向把这位英国青年看成是受过良好教育和才能出众的模范。
外国先生经常晚上带侄子来到小城一家名叫“金鹿”的酒店。侄子虽说很年轻，到了那里却像个老手。他在面前放上一杯酒，戴了一副特大的眼镜，取出一只特大的烟斗来吸烟，吸得比谁都厉害。
大家高谈阔论，谈打仗谈和平，市长和医生发表起见解来，人们对他们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既惊叹又钦佩，年轻的英国先生却会突然插嘴，提出不同意见。他把一只永远不脱手套的手朝桌子上一拍，对市长和医生明白指出，他们对这些事情并不清楚，说他听到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知道得很详尽。他用结结巴巴的德语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大家听了连连点头，认为他既然是英国人，知道得当然比别人多。这令市长心里很不痛快。
市长和医生忍着一肚子窝囊气坐下来下棋，年轻人又会凑上来，透过大眼镜瞧着，指手画脚地说这一个子儿下得不对，那一个子儿应该是怎样怎样走，两人心里都很不服气。
后来市长心怀愤恨邀他下一局，心想好好将他一军，因为市长一向自命是个下棋高手。这时外国先生把侄子的领巾系得紧紧的，侄子也就规规矩矩、很有风度地下起棋来，不久，就把市长将死了。
当时格留维塞的居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玩牌，每局输赢是半个纸币。年轻人觉得这太可怜了，他用银币或金币作赌注。他自命是玩牌好手，但是场场总要输掉很多钱，使得那些起先感到受侮辱的人也心平气和起来。
他们总这样说：“英国人生来有钱，输掉一点不在乎，”说完就毫不客气地把银币装进口袋去。
年轻的英国人很快就在城里和郊区受到大家的特别尊敬。格留维塞从来没有过、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年轻人和发生过这些离奇古怪的事情。除了会跳舞之外，人们不知年轻人还会些什么。他对于拉丁语和希腊语一窍不通。
有一次，市长家举行文艺晚会，有人要他写一点东西，发现他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上来。在地理方面，他出的丑就更大了。他把德国城市说成在法国，把丹麦城市说成在波兰，自己还满不在乎。他不读书，不研究学问。
大牧师对这位年轻人的无知总是满腹狐疑。但尽管如此，大家对他的言行仍然认为是正确的。每次谈话他最后一句也总要说：“要是我不知道这件事，决不会有人听说过的。”
冬天快到了。年轻人比以往更受别人尊敬。要是社交场所没有他，大家会都感到无聊至极。往往聪明人讲话，他们倒会打呵欠。可是那年轻人讲话，尽管德国话说得很糟，讲的内容也十分粗俗，大家却偏偏听得津津有味。
以后大家又知道，这位卓越的年轻人还是一个诗人，每次晚会，他总要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纸来，向大家朗诵几首诗。虽然有人说有些诗写得不好，没有内容，有些诗不知道在哪里见过，但他却并不理会，照样念下去，念完了还要指出这些诗句优美在什么地方。而且，他每次念诗都会博得热烈的掌声。
他最出风头的地方是格留维塞的舞会。没有人跳得比他更持久、更快，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做出种种大胆和极其优美的舞姿。在舞会上，外国人总是给他穿上最时髦、最漂亮的衣服，事实上，他穿这些衣服的样子很可笑，但人们却认为不管他穿什么衣服都很讨人喜欢，男人们对他在舞会上搞的新花样心里都很不舒服。历来舞会上总是市长本人先跳，然后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青年依次登场。
自从外国青年到来后，一切都变了样。他从不多问，拉住身边最漂亮的女人，就跟她下舞池去，想跳什么就跳什么。他把自己看成主人，既是舞师又是舞王。妇女们觉得他这种作风很有男人味，因此男人们也只有敢怒不敢言了。年轻人心安理得地享受他自己争得的特殊地位。
这类舞会似乎给外国先生带来最大的乐趣。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侄子，总是独自在那里微笑着。等到大家涌到他面前，赞美那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时，他总是很高兴地放声大笑，笑得像疯子一样。
格留维塞的居民们认为他这种有失常态的快乐是出于对侄子的深爱，没有什么可探究的。不过有时候，那位老先生也不得不对侄子施行一下家长的权利。
因为年轻人每跳到兴头的时候，会忽发奇想，大胆跳上乐师台，从琴师手里夺过大提琴，在琴弦上乱抓一气，或者忽然换一个花样来跳舞，把两只手撑在地上，竖起两条腿。这时老先生就会把他拉到一旁，狠狠训斥他一顿，再把他的领巾系得更紧一点，于是他又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社会上一般风气往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种时髦花样，不管它多么可笑，年轻人很容易模仿，他们既不考虑这样做对不对，也不想想人家会产生什么看法。
年轻的英国先生的作风对格留维塞的影响就是这样。那里一伙年轻人对他的笨拙、痴笑和胡扯，对他说话时的粗野无礼，非但不感到奇怪，反而另眼相看，认为他很有才华，他们思忖道：“这样一个有才华的淘气鬼，我也会做。”
于是，一向刻苦学习的青年都认为：“学问有什么用，不学无术岂不更有前途。”他们丢下书本，在广场和街上到处乱逛。他们以前规规矩矩，见了人毕恭毕敬，人家有问他们才答话，而且回答起来有理有据。现在他们挤到长辈中间乱插嘴，随便发表意见，即使市长在说些什么，他们也会当面加以嘲笑，认为自己什么都比别人懂得多。
以前格留维塞的青年们生怕躲避不掉庸俗的事物，现在，他们却唱起粗俗不堪的歌曲来，用大烟斗抽烟，在下流的酒店里出出进进。
他们虽然视力很好，却偏要买一副特大的眼镜架在鼻梁上，认为这样才有气派。他们处处效法那个受人赞扬的年轻人。不论在家里，还是出外做客，他们都穿着长靴，加上马刺。到家里就往沙发上一躺，到了上流社会里，坐上椅子就架起两条腿晃个不停，再不就是双手捧头，把肘子支在桌子上，叫人看了很不舒服。
他们的父母和朋友向他们指出这些举动很不礼貌，他们却说，这些都是从英国先生那里学来的。人们对他们说，那侄子是英国人，对他的粗鲁行为要原谅三分，他们却认为自己跟这个优秀的英国青年有同样的权利，可以用放荡不羁的作风来表现自己的才华。总之，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由于那个侄子的坏榜样，把格留维塞向来淳朴的风气败坏了。
不过这些年轻小伙子肆无忌惮的生活并不长久。
一件事情突然改变了整个局面。市民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音乐会，那是冬季的一项娱乐活动。参加音乐会演出的一部分是职业乐师，一部分是业余的音乐爱好者。
市长能拉大提琴，医生是吹巴松管的好手，药房老板也吹吹笛子，吹得并不高明。格留维塞还有几个少女练习了咏叹调。大家都作了充分的准备。这时，那位外国老先生发表了意见，他说这样一个音乐会一定非常成功，可惜还缺少一个二重唱的节目，那是任何盛大的音乐会绝不可能少的的节目。
大家听了这话感到有些为难。市长的女儿唱得像夜莺一样好听，可是哪里去找一位男歌手来跟她配合呢？最后有人建议请奏管风琴的老乐师来担任，他是个很好的男低音。外国先生说那就不必了，他的侄子唱得很出色。
大家都没有听说过那位青年还有这种本事，都感到十分惊讶，因此人们马上怂恿他试唱几段。他除了做出一些大家认为是英国式的特别姿势以外，唱得果然很好听。于是大家就开始排练二重唱。等到了晚上，格留维塞市民将会一饱耳福了。
遗憾的是，外国老先生病了，不能参加他侄子的演出，因为他在演出前一个小时，市长专门去探望他，他向市长交代了几条应付他侄子的办法。
他说：“我的侄子虽说是个很好的青年，不过有时会突然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做出种种丑态来。我不能参加音乐会，不免有些担心。他当着我的面还比较规矩，知道做出放肆的事我会惩罚他。但我今天不能去了，要是他一时来了怪念头，譬如说要坐到乐谱架上去，或者要动手去拨弄大提琴等，那就请您把他那条结得高高的领带放松一点。如果这样还是不管用，就请您把他的领带完全解掉，那时您就会看到他又规规矩矩了。”
市长牢记病人给他的嘱托，他答应一旦在必要时就照他的话去做。
音乐厅里挤满了听众。连离这个城市有3小时路程的猎手、牧师、官吏、庄稼人，都带着全家老小像潮水一样涌来了。职业乐师们演奏得非常精彩。接着就是市长登台，他拉大提琴，由药房老板吹笛子伴奏。后面是管风琴家唱男低音咏叹调，博得全场鼓掌。医生演奏巴松管赢得的掌声也不少。
音乐会前半场到此结束。大家都紧张地等候后半场开始，那就是外国青年和市长女儿的二重唱。
那侄子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出现了，他早已引起了所有来宾的注目。他来时并不向众人打招呼，而是在一张靠背椅上躺了下来，那只椅子原是为邻县一位伯爵夫人准备的。他把两条腿伸在前面，戴一副大眼镜，还举着巨型的望远镜细细打量全场的每一个人。
他手里还抚弄着一只大狗，尽管音乐会规定不许动物入场，但他还是把狗带进来了。那位伯爵夫人到来时，他并不站起来让座，反而若无其事地坐得更舒服一点。当然也没有人敢去提醒他。
市长演奏大提琴，管风琴家唱咏叹调和医生吹巴松管时，大家都在屏息静听，侄子却让他的狗去做拾手帕的游戏，还高声对邻座胡说八道。那些远道赶来的人无不对这位青年绅士的放肆失态感到惊讶。
因此，大家对他的二重唱更加关心了，下半场开始。职业乐师们演奏了几只小曲，市长便带女儿走到这位青年跟前，给他一张乐谱，说道：“先生，请开始二重唱吧！”
青年人哈哈一笑，露出满口牙齿，跳起身来冲上台去，市长和女儿也跟着他走向乐谱架，全场听众都紧张地注视着。当指挥的管风琴家示意那侄子开始时，年轻人戴着大眼镜看了下乐谱，发出几声令人恐惧的声音来。
管风琴家向他喊道：“最尊敬的先生，请低两个音，请您唱C调，C调。”
可那侄子不唱C调，却脱下一只鞋子，朝管风琴家头上扔去，打得他头发的粉四散飞扬。市长见此情景，知道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便跳上前去，抓住了他的脖子，把他的领巾放松了一点。谁知这样一来，那青年更加放肆了。他不再讲德国话，却讲一种没有人听得懂的话，而且声音很特别，与此同时，还抓耳挠腮。
市长见他这样捣乱非常失望，心想他今天一定遇到了非常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决心把他的领巾完全解开。市长刚把领巾解开，顿时吓呆了。原来他看到那个年轻人脖子上长得并不是人的皮肤，也没有人的皮色，而是深褐色的兽皮。
这时，年轻人更加放肆了，前跳后蹦，还用一双戴小羊皮手套的手去抓头发，把头发都抓了下来。啊，多么奇怪！原来他头上漂亮的头发只是一副假发套。他把这副假发套朝市长脸上掷去。他的头顶也同样露出了深褐色的兽皮。
他时而坐到桌子上，一会儿坐在凳子上，把乐谱架推翻，乱踩提琴和单簧管，简直像疯子一样。
市长怒不可遏，大声喊道：“抓住他，抓住他！他疯啦！”
可是抓住他谈何容易。原来他已经把手套脱下，露出一双长着利爪的手，朝人家的脸上乱抓一气。
最后，一位勇敢的猎手制服了他。猎人紧紧抱住了他的两条长臂，让他的两条腿乱蹬乱踢。他还发出嘶哑的声音，既像笑又像哭。
大家都围了上来，观看这位奇怪的年轻绅士，不过，现在他根本不像一个人了。这时一位邻县的学者走到他跟前，他家里有一间相当大的博物陈列室，还有种种动物标本。
他仔细观察了这个人，惊异地喊道：“我的上帝，尊敬的先生们和太太们，你们怎么把这只动物带到高级社交场所来啦？这是一只猴子，学名叫类人猿。如果你们肯把它让给我，我马上付6块银币，我要把它剥制成标本放在我的陈列室里。”
格留维塞的市民惊讶的神色，谁能描绘！“什么？一只猴子，一只猩猩，进入了社交场所？这年轻的外国人原来是一只极普通的猴子？”
他们大叫起来，惊异得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这怎么可能呢！”市长夫人叫起来，“他不是常给我朗诵诗歌吗？他不是跟其他人一样和我一起吃过饭吗？”
“怎么回事？”医生太太忙着问，“怎么回事？他不是经常在我家里喝咖啡，还和我丈夫一起抽烟、聊天，他的谈吐不是显得很有学问吗？”
“什么，这可能吗？”有些男人说，“他不是和我们一起在山洞里玩过九柱戏吗？他不是还和我们一起争论过政治问题吗？”
“什么？”他们都还说，“在舞会上他不是还表演过跳舞吗？是一只猴子！一只猢狲？真是奇闻，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魔法，是在搞鬼把戏，”市长说，他拿起领巾给大家看，“瞧！全部魔法都在这条领巾上。”
“这条领巾使他在我们面前变得讨人喜欢。这是一条很宽很柔韧的皮制品，上面画着古怪的符号，我看这是拉丁文，从没有人见过这种文字。”
那位大牧师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常输棋给猴子。他走上前看了看说：“没有什么！这不过是几个拉丁字母，意思是：这只猴子很能逗人开心，尤其是在它吃苹果的时候。”
“不错，这是一次天大的恶作剧，是一种魔法，”他接着说，“要狠狠惩罚这个制造恶作剧的人！”
这种想法正好和市长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市长便立刻去找那个外国人，认为他一定是个魔法师。他还命令6个士兵抬了那只猩猩一起去，他准备立刻审讯那个外国人。
他们来到了那座地处荒凉的房子前。房子周围已经站满了人，大家都想看看这桩怪事的结局。他们使劲地敲门，但没有人开门。市长便命令砸开门直接闯进去。他走进外国人住的那个房间，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旧用具外，看不见什么东西，也找不到那个外国人。
不过，在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打上火漆印的特大信封，上面注明信是给市长的。他立刻拆开来看，他念道：
亲爱的格留维塞市民们！
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你们的城市了。我侄子的出身和国籍，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你们就把我和你们开的玩笑作为一个好好的教训吧！
记住，不要勉强一个喜欢过单独清静生活的外国人和你们交际！你们那种没完没了地聊天，你们那种不良的风俗习惯，你们那种放荡的生活作风，我都很不赞同。因此我训练了一只年轻的猩猩，让它作为我的代表，深深地博得了你们的欢心。祝你们生活愉快并好好地接受这次教训。
格留维塞的市民感到非常羞愧，觉得在全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只能说那是反常的事情聊以自慰！
最感到难为情的是格留维塞的青年们，他们把一只猴子的坏习气看做是自己的好榜样。于是他们不再用两只手托着头，坐在椅子上也不再让两条腿晃个不停，他们也不会再随便插话了。他们把眼镜也扔得远远的，从此规规矩矩地做人。
如果有一个人再做出这种下流的动作，人们就会说：“这是一只猴子。”至于那只冒充绅士的猴子呢，市长把它交给了家里有博物陈列室的学者。学者把它养在家里，让它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把它当做一件警世物来劝诫人们。
我们直至今天还能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