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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做梦，出现在梦中的物象尤其是梦中的人是怎么产生的，人为什么有生和死，是世界各民族原始人类都感受的问题，即使今天，该类问题仍令众生恍惚。而处在蒙昧阶段的原始人的解释和设想是：人的生命在空间和时间中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界限，中国有句古话，即生死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人虽死，然“影子”犹存于世，这个“影子”便是“灵魂”，“灵魂”是永生不灭的，这便是原始人的灵魂观，大概处于低级阶段的人类的所有民族都持有此种观念。于是初民便设想为死者的灵魂提供一个继续生活的环境，这也是关于坟墓起源的最好解释。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便是在这种意念支配下的产物，埃及人对死后的世界尤其深信不疑，认为死后就如同活时一样，只要这个躯壳一直保存完好，就可以一直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死亡并不中止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于是埃及人发明了木乃伊，同时对下面的两件事极端重视：①学习如何用香油来涂尸防腐；②建造坟墓保护木乃伊的安全。只要做到这两点，保护住尸体，灵魂就会在三千年后复活永生于极乐世界。据考古，我国至迟在旧石器晚期已有了墓葬，如约一万八千年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就把居地分为“上室”和“下室”，上室是活人的住室，下室则是死者的墓地，在这些死者身上和周围则撒赤铁矿粉粒，并随葬一些燧石器、石珠等物。当然对此举学者们各有自己的解释。
然而当古代埃及人一个接一个地建造恢宏而永垂的“皇陵”——金字塔时，中国的葬制尚在“不封不树”的粗陋阶段，并没有地面上的坟台。这一方面可从字源上了解。《说文》曰：“葬者，藏也。”“墓者，没也。”《礼记·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坟。”注解曰：“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另方面从诸多关于早期帝王是如何处理“葬事”的文献记载中亦可以得到佐证：
——《吕氏春秋》：“尧葬于榖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而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变人徙。”
说明至夏朝时，葬制仍很简陋，无坟，更无墓上建筑，亦无殉葬，帝王与平民的葬法无异。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刘向曰：“殷汤无葬处，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垅之处。”
——《政论》：东汉崔寔曰：“古者，墓而不坟，文（周文王）、武（周武王）之兆（指墓地的兆域）与平地齐。”
可见，至周代之时，仍无坟台，葬制仍然简朴。
令人惊奇的却是古代埃及之后的西方文明中，其陵墓的地位很快就被神庙、教堂体系所取代，而中国的情景若何？
始皇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之不灭者久之。
汉天子即位一年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
从此，中国帝王的陵寝便与其生前的宫殿并行不悖地发展，具有神圣的意味，在中国建筑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同时，除帝王之外的官僚、文人乃至普通百姓也都极端重视这种死后“住所”的建造和选择，并尊称这种“住宅”为“阴宅”。
那么，既然至周代，中国人的坟墓仍然十分简陋，其“阴宅”的观念又是起于何时？为何对“阴宅”如此极端重视？这种由简到繁的转变是怎样来的？而且中国人对“阴宅”的重视与古埃及人有何区别？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对中国古代人的生死观及其发展再作一番考察。其实这是一个老题目，也曾不断地被研究。大多数学者多是从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角度出发，且多立足于先秦、两汉的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一般认为古代中国人的生死观有两大对立的流派：
相信没有死后世界 中国古代的主要哲学流派中的儒家和道家基本都持此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孔子的名言：“不知生，焉知死。”而先秦各家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在秦汉以后不断增加影响。所以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此种说法占主导地位，且一直被当作先进的一面，如《礼记》、《淮南子》、《说苑》、《新论》、《论衡》等名著中皆明确地否定人死之后有知觉的说法，因此也都认为绝没有所谓的“天堂”、“地狱”、“鬼神”等。
相信死后有鬼神 此派力量较弱，以墨子为代表人物，如《墨子·明鬼篇》中的著名论断多为此派的武器和说理工具。
然而，上述两大流派，皆为著名思想家经过“思想”化之后的书面形式，它们代表的是中国的“士林文化”阶层，可以认为这些思想并不能全面地代表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通百姓的观念。因此，在讨论中国古代人的生死观时仅以一些著名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论断来概括整个社会的观念难免会失之偏颇。似乎更加适宜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待和讨论以上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民俗学材料十分广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一些主要古籍、神话及传说，如《诗经》、《礼记》、《书经》、《易经》、《禹贡》、《左传》、《楚辞》、《山海经》等。所有这些材料都告诉我们，自旧石器时代产生灵魂观之时起中国的民间就一直盛行死后信仰，只是随着时代变迁，表达形式有所变异和加强而已。如夏时“夏道尊命事鬼敬神”，并时兴厚葬，考古发掘中的一些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墓葬中随葬品皆十分丰富，如此这般就是为了人死后灵魂可以继续享用。
殷周时期，鬼神观更盛，不仅盛行人殉、人牲，而且随葬品丰厚且奢侈。此时的死后信仰还表现在天上有帝廷的观念上，认为先公死后，他们的灵魂便会上天，成为上帝的辅佐。随着这种灵魂不灭生命观的盛行，在中国的民间出现了以下几个影响深远的与鬼神有关的概念和民俗：
“魂”与“魄” 这种概念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最早见于子产的议论。即《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 535 年）所记子产在回答赵景子“伯有犹能为鬼乎”的疑问时，认为伯有“能为鬼”，并解释说：“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历。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敞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碘，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在，所凭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由此可知，此时灵魂已不仅是王公所特有，且扩及到每一个黎民——匹夫匹妇。屈原《楚辞·招魂》里“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则显示出中国南方在战国时魂可以上天人地的习俗。这里的幽都便是地府、冥国。据一些学者考证，幽都也就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至秦汉，魂魄观念更进一步深化与明确，如《礼记·礼运》记载：人死之后“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此处的气即指的是死者的魂，因此应该“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即呼唤死者之名而招其魂，反映了当时招魂在民间已普遍流行。与此相对应的《郊特牲》还说：“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阳阴之义。”《祭义》则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已明确地将魂魄、天地、神鬼、气形等概念相对应。至此，中国人的魂魄观念已在民间最后定形，并成为中国民间的普遍而坚定的信仰。认为：魂是一种气，来自天，属阳，故最后也该上升归于天；魄来自地，是有形的东西，即人体，属阴，最后应下葬归于地，因此人死后要人土。这也就是中国人盛行土葬的最深厚的背景，亦是后来阴宅风水中的“遗体受荫说”的最早源头之一。
中国民间灵魂观示意图
死后地下世界——黄泉与阎王 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左传·隐公元年》（前 722 ）里引用的郑庄公之语：“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淮南于·地形训》里则进一步指明：“禹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层）城九重……旁有九井……是其蔬圃，蔬圃之池，浸浸黄水。黄水三回复其源泉。”此处的黄水也就是黄泉之义。如果说上述的两段记载含有某种神话传说意味的话，则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可谓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这一观念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和普遍信仰。如一号墓帛画通长 205 米，共有上、中、下三部分：上部象征天界，中部象征人世间，下部则象征冥界。其中天界左右分别为月、日，其中日之间有乌鸦。下面又有八轮小太阳。扶桑树中间有蛇身神人，一女子则在中间升腾，据考证，这象征着嫦娥奔月。人世界则画有盘龙护卫着墓的主人，推测为墓主出行图。地界则有一巨人立在两条大鱼之上，双手托着象征大地的平板，巨人周围画有灵龟、鸱鸮等神物和兽类。这种“水府”式的地界，显然是“黄泉”、“九泉”观念的体现。而帛画之上中下三段式，既有空间上天上、人间、地下的意味，又有时间上的前世、现实、来生的含义。地下黄泉正好与来世相对应，即为来世的去所。
除此帛画外，三号墓中还出土了一纪事木牍，上书：“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家丞奋移主赃（藏）郎中，移赃物一编，书到先选（撰）具奏主赃君。”这片木牍文字表示当时不仅有了地下黄泉世界的概念，并且这地下世界与地面人间一样，也具有等级，“主赃君”之下有“主赃郎中”，后者要向前者具奏。这种主赃君大概也是中国人最早的“阎罗王”的概念了。无独有偶，湖北江陵凤凰山——六十八号墓也发掘出类似的竹简，文曰：“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夫二燧少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驷马四匹，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同样表明了当时民间的地下世界具有一最高主宰的信仰。
“魂神归泰山”及“蒿里——地下黄泉” 清代赵翼和顾炎武对这两种民间信仰都有比较详细的考证，兹录如下：
“东岳主发生，乃世间相传多治死者……其实后汉时已有此语。《后汉书·乌桓传》：‘其俗谓人死则神游赤山，如中国人死者魂归泰山也……’《三国志·管辂传》：谓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博物志》：‘泰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知人生命。’《古乐府》：‘齐度游四方，名系泰山箓。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是泰山治鬼之说，汉魏间已盛行。”
“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自哀平之际而谶纬之书出，然后有如《遁甲开山图》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泰山主死。’《博物志》云：‘泰山一日天孙，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长短者。’《后汉书·乌桓传》谓：‘中国人死者魂魄归泰山。’”
于是自赵、顾之后的学者多认为这种泰山治鬼说起于汉初。但据何新考察，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殊不知此说实脱胎于昆仑山下有幽都、黄泉和西王母的神话，而考其起源，则可以追溯到古华夏文明的肇始之处”。有一点赵、顾氏并没有完全说错，就是这种泰山治鬼说法在汉时的普遍流行。“蒿里”则是泰山侧的一座小山，也是一座古墓地。大概随泰山为魂神归里说而来，故蒿里也就成为地下黄泉的“死人里”了。如《汉书·武王子传》载，广陵后王刘胥死前曾作歌曰：“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颜师古注曰：“蒿里，死人里。”《汉书·武帝本纪》蒿里作高里，颜师古注：“死人之里，谓之高里，或呼下里。”说明“蒿里”为“死人里”在当时已成为普遍的说法。
以上这三种观念便是中国民间“阴宅”得以滋生的深厚的土壤。随着这种“阴宅”与“阳宅”的分野，比“卜宅”稍晚些时，则出现了“卜墓”之说，这种“卜墓”也便是阴宅风水的最早实践。《周礼》曰：“王丧七日而葬，将葬先卜墓之茔兆。”《孝经·丧亲》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其中宅兆即指墓地。《周礼》里则详细记载了各种掌理这种葬事的官职，如小宗伯，除了掌“建国之神位”、“辨庙祧之昭穆”等神职之外，还要“卜葬兆，甫竁’亦如之”。这里甫，始也；竁，穿圹也。意思是卜葬兆，必先掘地就中封而筮其吉凶可否，甫竁的意思就是说卜葬兆开始穿圹的时候。另外，还有一种称作冢人的官职：“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及竁，以度为丘隧……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凡祭墓，为尸。凡诸侯及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为之跸，均其禁。”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冢人掌理王者所葬的墓地，辨明坟兆界域，把地形和丘垄的位置图画下来加以保藏，先王的坟墓居中央，以昭穆分为左右，王者子孙若为畿内诸侯的，其坟墓则置于王坟的左右前方。王者子孙中若为卿大夫士的，其坟墓则置于王坟的左右后方，各依本族体系安排坟的位置。但凡因战争而亡的人，不得人葬此坟兆界域之内。凡是有大功的，则葬在王坟的正前方，坟垄的高低大小与种植的树木各依爵位等级作为度数。大丧，决定了日子之后，即报请冢宰量度开始掘穿作潍圹穴的土地，葬毕祭墓地时为尸，到了掘穿圹地时，按照规定的高低大小长短建筑坟垄与隧道，供给下棺的器具……这里“既有时”据专家推测应该为请度甫竁的日子而非指葬日。“及竁”即是卜宅得吉择定墓地正式开工挖掘的时候。除小宗伯、冢人外还有墓大夫此职亦掌管各种葬事，可知当时对葬事已十分重视了。正如本文开头所提，世界各民族都有过死后灵魂观，为何只有中国得以发展出如此强盛的“阴宅”观念，这种人不得不去追溯中国人所特有的祖先崇拜和礼制。可以说后者正是阴宅得以盛行的催化剂。事实上，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讲，奉祀祖先都是其一生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尊奉祖先既表现在对于在世父母的尽孝，更重要的是对于死去的祖先显孝。因此，尽管孔子本人持着“不知生，焉知死”的无神论观点，客观上由其奠定的“礼”、“孝”、“仁”等儒家思想却对“阴宅”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尤其是孔子答宰我的“三年之丧”的几句话，更是影响重大而深远。更为有趣的是，据说墓上起坟台也是起于孔子，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在将他父母合葬于防时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南西北亡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之后的荀子又进一步发挥，认为“礼”就是讲究养生和送死的道理，所谓：“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还说：“丧礼者，以生饰死者也，大象（像）其生，以送其死。”并主张厚椁，重随葬品，于是高大的坟丘便多岂来。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孔子为棋父母起坟台的目的，并不像后世人常以为的那种祈求祖先庇护的阴宅风水意念（西方人常称作“互惠关系”）。其对“阴宅”的重视仅仅是出于“礼制”需要。如《礼记·檀弓下第四》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至幽之故也。”这段文字说明了两个问题：最先的阴宅已考虑到方位；其方位的目的是为了“礼”。虽然秦代时有关于樗里子的“葬地兴旺”的传说，但《汉书·艺文志》及其他汉代古籍里皆无有关“葬地兴旺”的记载。这点可以从一些文学作品的描写中得以佐证，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描写三国之时的事，其中涉及到孙坚之葬、董卓之葬、曹操之葬、周瑜、刘备之葬，皆未提到与风水互惠说的相关内容，仅只涉及到择吉日厚葬等事件。可是此前有东汉袁安葬父的故事，说的是儒生袁安为父求葬地时路遇三书生，书生指一地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袁安从其言，遂葬父于此，后果累世隆兴。从此之后类似的传说故事愈来愈多，说明“葬地兴旺”的观念在东汉时才开始盛行于民间，但尚未为最高统治者承认和应用。因为三国是东汉之末，三国时的首领孙坚、董卓等人的墓皆未涉及风水兴旺内容。
爱米莉·阿亨在《中国乡村的悼亡仪式》一书中认为：“在研究祖先崇拜的核心问题——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互惠’关系时，我们将会发现，祖先崇拜习俗要求生者关心死者，以偿还他们所欠死者的恩情。除此之外，生者还希望通过关心死者进一步给自己带来好处，希望通过祖先的荫庇实现他们所向往的那种美好生活：金银成堆，五谷满仓，子孙满堂。”
然而前述的中国至东汉才开始流行“葬地兴旺”说的事实，却说明爱米莉·阿亨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这种“互惠”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的，祖先崇拜的核心一开始也并不是“互惠”关系而是“礼”。通过诸多史料的对比，上述“互惠”关系的自觉与东汉末年佛教的传人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也许可以这么认为：是佛教所主张的轮回因果报应思想与中国民间的各种灵魂不灭的鬼神思想，以及与祖先崇拜相结合而产生出的一套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互惠”关系。从而自东汉之后，国人对这种“互惠”关系越来越坚信不移，深深地印人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以至于西方学者常常误以为“互惠”关系为中国祖先崇拜的核心。也正是这种“互惠”关系，才使得葬地兴旺说法盛行不衰。“葬地兴旺”说正是阴宅风水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它还使阴宅风水得以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