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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的本质特点是它的文化性，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由经济基础制约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一般而言，礼仪具有五性：时代性、地域性、具体性、操作性、理智性。
时代性
西藏在和平解放前基本上是农奴制社会。那时，农奴主外出，农奴既要备马，还要跪伏在马的一侧，供主人当“阶梯”。对当时的所有人而言，这就是天经地义的礼节。
农奴主根本不会对农奴的尊严、人格有丝毫的牵挂，从农奴的背上上马，耀武扬威，非常合乎礼节。而农奴制一旦被推翻，日月换新天，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礼仪，若再有，在法律上违法，在礼仪上将被视为“无礼”。
这就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世移事异，变‘礼’宜矣”。
20世纪初，在欧美如果有一位少妇外出遛狗，将被视为极大地丧失风度，有辱礼节。即使那只哈巴狗很有“教养”，同样证明少妇是没教养的，周围的异样眼光将使她陷入尴尬境地。
但是20年之后，欧美遇狗成风，成为最有风度的少妇最有风度的行为。在人们羡慕的眼光里，这不但符合礼节，而且是一种上层生活的表现。
由上可见，礼仪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必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进步，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后人对前人的礼仪规范也没必要墨守成规，要正视礼仪的变异性、现实性，正如黑格尔所说：“传统并不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东西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和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逝者如斯夫”，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礼仪。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更高阶段的礼仪，必然适应更高度的义明，从而更能为所有的人自觉遵守。
地域性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国家、民族，同一国家的不同地方，也都有着不同的礼仪，甚至截然相反。
中西礼仪的差距是共知的，它基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呈现了各有的地域特色。
中国人崇拜龙，就是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开始的，进入君主时代，龙又成了“真龙天子”的象征。到今天，龙又成了吉祥喜庆的代名词。然而，在英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龙是凶残阴险的标志，人人惧怕，人人厌恶，而且很多关于龙（蛇）的故事中，它总是落个被宰杀的下场。所以，圣诞节给中国人送龙的贺卡（当然，送“龙卡”的还不多），则很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口味，若对英国人也如此，则是大大的失礼了。
关于“老”的理解，中西也是毁誉不一。
在我国，虽然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但是人们依然尊敬地称呼上了岁数的工人为“老师傅”，称德高望重的老师为“吴老”、“钱老”，称年事已高的先生为“老伯”或“老大爷”等。“老”象征着经验丰富，“姜还是老的辣”。而老当益壮者更是令人钦佩。不过，假如我们满怀敬意用“老”字称呼一些西方人，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在美国，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美国一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欢迎校长的母亲光临时，尊称她为“老夫人”，结果“老夫人”竟拂袖而去。对她来说，“老”意味着“魅力丧失”，“风韵不存”。无独有偶，一群欧洲游客在北京附近登长城时，热情的导游想搀扶一位外国老人，却遭到老人的“白眼”。“我不是‘老先生’，我自己能行”。在西方，“老”意味着“精力不济，走下坡路”，“老”有时就是“不中用”的代名词。谁愿意被人瞧不起呢？而独立意识强、不愿麻烦别人、不想拖累子女的西方老人，更是不言老，不服老，自然也不乐意被别人尊称为“老人”。故此，当我们与西方老人打交道时，要充分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意愿。
在宴请语言方面，更是有趣。
宴请是一种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方式，东西方人士都乐于此道。但是，同样是请客，中国主人和西方东道主致辞的风格却截然不同。
中国人请客，主人动筷子时，往往客气地说：“没什么菜，请随便用。”一些西方客人听了此话好生奇怪，明明是满满一桌子菜，主人怎么说没什么菜呢？西方客人之所以疑惑不解，皆因不熟悉中国人的生活习性。中国人一向认为，“满招损，谦受益”，因此，视谦虚为美德的中国人说话时十分谨慎，甚至过分谦虚。
相比之下，西方人请客时很少上许多菜，但却振振有辞：“这是我的拿手好菜。”或者热情洋溢地说：“这道菜，是我夫人特地精心为你做的。”在中国人看来，这些西方人似乎有点狂妄，真不知天高地厚。但这则恰恰表现出西方人的热情与直爽。这里顺便指出，中国人请客时，桌子上的食物若被客人一扫而光，主人的面子会很不好过。因为，这表明饭菜不够丰盛；而西方女主人见此情景，定会感到欢欣鼓舞。她若瞧见盘子里还剩下不少菜，反而会垂头丧气，因为剩菜说明其烹调水平有待提高。
礼仪的这一特点，要求在社交和礼仪活动中，我们既要注意各民族、国家、区域文化的共同共通之处，又应十分注意谨慎地处理相互间的文化差异。既要保持自尊，又要尊人，科学恰当地处理礼仪活动中不同文化的碰撞问题，把地域差别作为交流、互补的条件。
具体性
这也可称为礼仪的阶级性，即礼仪并非都是符合人们所设定的美好理想，人类所追求的东西并非都能在礼仪中反映出来。
特权社会必然以掌握稀缺资源的阶级为核心，礼仪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他们的利益和需求。
《礼记·曲礼上》有一句名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意即“礼”所赋予的各种待遇、权利是奴隶们根本不能享受的，而“刑”所规定的各种罚则，与君王、王族、达官、贵人是无缘的。礼、刑与阶级地位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其阶级性何其鲜明。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断言“礼仪都具有阶级性”。试想，原始社会还没产生阶级，但有礼仪，那么礼仪的阶级性从何而来？
《礼记·曲礼上》中有两个例子：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其他如西餐具的摆法、用法；给老人让座；别人帮助了自己说一声“谢谢”等，给这些日常礼仪形式带上阶级性的帽子，恐怕就荒唐可笑了。其实许多礼仪都是不带任何阶级色彩的。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礼仪是超阶级的呢？当然，也是不准确的。
礼仪既有阶级性，又没有阶级性，这种两重性是由于它的形成和发展的两个驱动力不同而产生的。一是全地区、全民族指导、协调人际关系的需要。这种驱动力是约定俗成的、自发的。另一个驱动力是统治阶级利用礼仪、改造礼仪，把礼仪纳入本阶级的思想观念之中，用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这个驱动力是有意识的、自觉的。
对礼仪的阶级属性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由于礼仪的双重性，对于某个礼仪的属性问题，更应慎重对待，准确把握，绝不能把一切事物都打上阶级烙印。
毕竟，礼仪的表现形式受时空的限制，它不可能超越现实为未来人服务。礼仪的阶级性意味着在礼仪行为的处理上，要真切地把握礼仪的具体性：背景环境、类型规范、目的内容等等。
只有处理好具体性，才能在行为上获得最佳效应。孔子先生就是一个榜样型人物，他在本乡本士上十分恭顺，好像不能说话的样子；他在宗庙、朝廷上，有意见便明白而流畅地说出来。上朝之前，若君主没来，他同下大夫讲话，温和而快乐；他同上大夫讲话，正直而恭敬，君主已经来了，恭敬又不安，表现出行步安祥的礼节。
操作性
切实有效，实用可行，规则简明，易学易会，便于操作，是礼仪的一大特征。但并非所有的礼仪都是如此，宫廷、官衙中的某些礼节十分烦琐，所以很难推广，是特权意识的表现。
礼仪不该是纸上谈兵、空洞无物、不着边际、故弄玄虚、生编硬造。“礼者，敬人也”，这是礼仪的精义。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就看能不能敬人、敬大多数人，而不能为虚伪而礼仪，为造作而礼仪，为礼仪而礼仪。
所以，要对礼仪的实质作具体化的规范，但绝不能无中生有，毕竟，现代人的时间非常珍贵，“效率就是生命”，“扼杀对方的生命”总是不好的，于己也不方便。
总之，要促使礼仪简便易行、容易操作，“言之有物”、“行之有礼”是最佳的选择。
理智性
礼仪，实际上是以对美、善、真的人性追求为基础，它将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加以概括提炼，然后规范化而成为行为活动的模式。它体现着对人性的关怀，它满足人性的饥渴，是做人做事的自觉和理智。
因为它并不能遗传，所以必须通过后天理智地学习才能获得，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日趋合理。
若不懂装懂，就可能闹出笑话，如：
李鸿章第一次请几位法国客人吃中国餐。那几位法国客人从来没有吃过中国餐，于是他们就想，李鸿章怎么吃，他们就怎么学。李鸿章先用筷子夹了一个饺子，一不小心，饺子掉到酒杯里，李鸿章夹起来放进嘴里。
法国客人看了，都学着李鸿章的样子，用筷子把饺子夹起来，然后掉到酒杯里，再夹起来吃。李鸿章接着吃面条，他想到刚才法国客人学他吃饺子的样子，心里觉得好笑，忍不住笑，半根面条从鼻孔里喷出来，法国客人看了，连声赞叹道，中国餐的吃法太奇妙了，这一着他们学不来。
假如这些法国客人懂得吃中国餐的礼节的话，大概就不会有这个笑话了。
可见礼仪是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人知道怎么做是有礼的、规范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从而才能在实践活动中更自觉、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很好地符合礼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个人的礼仪素质的提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这是个长期的系统过程，需要掌握礼仪知识，在实践中去琢磨，去推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才能养成习惯，使你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抬足都彬彬有礼，以实际行动推动社交规范化，为社会环境的更加文明尽一己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