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货铺

当时我似乎很希望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分析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怪异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太简单了。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胆小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分外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动着。

“我听好多人说起你，早就想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细弱。

这女孩儿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我，我十分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仿佛可以穿透一切。

而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可以也不会说什么，所以只好默默无语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画像，于是我们没有再交谈。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没有教养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沙哑的声音大叫：“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丽亚。”

“他是我的哥哥，名字叫做阿列克塞。”女孩儿和我说，“我起先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您是不是害羞？”

捷里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摸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她恬静的模样，他问我要找什么活儿。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匀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带些碧色的眼睛充分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白衣女孩，一边走一边说：“玛丽亚，坐的时间不短了。”

“玛丽亚”，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年人的名字，真不和谐，听起来都刺耳。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挺憋气。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了解：他们如何生活？我觉得其中必有奇异之处。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苍白得有些透明，好像有些虚弱。他在屋角坐着，面带笑容向四周环视，嘴唇微微微翕动，像是祈求：“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终日像只兔子似的提心吊胆，总是担心有什么大祸临头。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一清二楚。

残疾了的捷里柯夫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什硬得结成痂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办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羞愧地微笑着，在房间里横着膀子晃来晃去。

他弟弟阿列克塞在小杂铺给他帮忙，是个又懒又馋又笨拙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范学校上学，平时住宿，只有节假日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总是光光亮，那样子倒像个旧衙门里的官吏。

而那个名字叫做玛利亚的得病的妹妹则是一个人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要是下来我就不自在，感觉浑身被什么束缚住一样难受。

捷里柯夫的家务事由和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她又瘦又高，脸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

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的一张一合，眼睛眯起来，眼神变得尖锐。

要说捷里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把这儿作为聚会点。

这群人时时刻刻为国家为人民忧虑，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他们就会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里柯夫家的小杂货铺，慷慨激昂地狂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辩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经常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然后手指头戳到某一面上互不相让地争辩，各自说着自己的见解。

我是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中那些抱着圣经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

当然，我很清楚大学生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状况，我也明白，我有同样的想法。

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发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接触到这些人，我心中不禁狂喜，仿佛自己是即被开禁的犯人。所以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总是觉得身心愉悦。

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凡响的木匠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面时总这样把我推销出去，还带着一股显然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5戈比硬币，然后不能自已地向别人炫耀。

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倒是真的，有时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名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含义，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到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嘲讽地对我说。

我只好打消了从他手里借书的念头，尽管我非常像看这本书。这时我已经稍微了解了一些所谓的大人们的人情世故，因此，我很自觉的没有再和他提起这件事。

他粗鲁的教训伤害了我。后来，我还是把书搞到手。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点是从捷里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着，虽然它已经旧得不像话了。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我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他听了我的疑问之后，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他唠唠叨叨足足一个小时。

“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路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架。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可怜这位文弱文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

读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当他认为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喜悦的光芒。

我还记得离开喀山10年后，我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5年后又返校学习了。

他总是生活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还在不停地在咯血，他的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说：“矛盾不统一，就没法活了。”再后来，他死在上学去的电车车厢里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殉职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心中敬意就油然而生。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大约有20个人，他们之中也不乏神学院学生。有一个叫佐腾·潘捷拉蒙，是日本人。还有一个大个子有时也来，他很独特，宽阔的胸膛，密实的络腮胡，鞑靼式光头，身着一件哥萨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寡言少语，爱坐在角落里，吸个烟斗，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望着大家。

看得出来，他很留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身上，不知怎么搞的，他这么一看，我心里直发虚，有点害怕。

在人人争辩的大房间里，唯独他保持沉默，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在高谈阔论，毫不掩饰大胆地说着自己的想法，他们争论得越热烈，我越快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虚伪主义，我听了很久也没觉察到。这个大络腮胡子在想什么呢？这个想法引起了我对他的好奇心。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这里除了捷里柯夫再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过了不久我听说他是个流放犯，在雅库梯省流放10年，刚刚出来没多久。了解他的欲望更加浓烈了，但这还不能使我有勇气走上前和他认识，谈话。

我不害羞，也不怕见陌生人，我这人从来都是被好奇心奴役着，我渴望探知一切未知。正是这个坏习惯使我一生也没有认认真真地研究过什么。

我听他们谈到了人民，我也奇怪自己的想法怎么和他们的那样不同呢？

他们的观点是：人民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一个神圣的群体，是高尚品德的始发地。我怎么没见过这种人民呢？我见的有木匠、装卸工、水泥匠，我还见过亚可夫、奥西布、葛利高里。

我说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而他们说的是抽象的人的整体。他们把人民看得高贵，并且愿意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可我认为真正的美好思想的拥有者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着博爱、自由的美好品德。

这种博爱精神是我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可是现在，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散发着博爱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示。

我觉得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强烈的爱，这样才会激发出人追求生活意义的力量。从那以后我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听捷里柯夫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帮助这些怀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们了。他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做弥撒似的，在这些人群中转来转去，不时地为他们的聪慧机智而欣喜。他时常情不自禁地面带笑容将残手插入怀中，另一只手捋一捋软软的胡须对我说：“您听，多么好啊！”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巴甫洛夫的兽医，他说话的声音就像鹅叫，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相反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里柯夫就惊讶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嘟嘟囔囔地说：“瞎捣乱。”

捷里柯夫和我一样欣赏这些大学生，可是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对待奴仆或酒店的小二儿似的随便吆喝，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客人们逐渐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毛毯在地上睡。夜里在神像前那盏灯的照耀下，我们畅所欲言、喋喋不休。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欢悦告诉我：“以后能发展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众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然后世界会翻过个的。”

捷里柯夫长我10来岁，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红发姑娘娜斯佳，在人前他故意对她不屑一顾，甚至和她说话的语气都很冷漠，但爱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其后。

当只剩下他俩儿在一起时，他就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露出乞求谅解的笑容，一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胡须。

他的妹妹玛丽亚常常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为认真，神情严肃，脸紧绷着，大眼睛瞪着。当听到辩论高潮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像是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总有一个红头发的医学院大学生围着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挺有意思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得有一个固定“职业”了。我被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给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几乎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利·塞米诺夫面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述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就和我以前天天见面天天谈话的人隔绝了。工作非常忙碌，我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和他们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高墙。

没人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没有闲暇到捷里柯夫那儿去。遇到假日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人们瞎闹。

一开始，有些同伴就把我当成了开心丸，还有一个像小孩似的，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谁知道我竟给他们讲了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居然引发出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但轻松、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些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为自个儿高兴，我私下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

这种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就像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终日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每月月底领薪水时，他们必去光顾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想入非非了。等嫖宿回来，他们还会很久很久还没有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厚颜无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地蹂躏妓女。但是每当他们谈到妓女的时候，他们又会露出一脸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一阵悲伤、难过。我仿佛看到烟花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恶行径。虽然可耻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却让人发指。

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的虚荣心的满足。对于性我有些恐惧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较敏感这种事。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无情地讥讽我。

也许是我没有很好地隐藏这种情绪，也许是我没有办法与他们同流。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他们之间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但是我并没有想过去改变自己的观念与做法。

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他们照直说：“老弟，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别扭。”

我记住了这句话，觉得其中大有含义，可我没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只有阿尔及姆比较明朗地带着冷笑说：“你啊！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GJ+0054ls5BgwSNNMtNGYO2S8DA7UpjmjbtRGAva04srVJHCC5OHpGcTBDGzAS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