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结束,大家认为:“司空见惯——见过了……”
“知道”、“见过”、“见的不愿见了”,这些话听上去让人丧气,好像就在今夜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因为人世间的一切他们都经历过了,以后再没什么事是新鲜的了。所以这些事对他们毫无吸引力,他们并不是会虚伪地说一些夸赞的话的人,尽管这些话不是很愉快,但是却不让人感到扫兴。
我的这个想法使我和贝什金和特鲁索夫有些疏远。当然,我还是喜欢他俩儿的。依我现在的生活历程看,我走他们的生活之路,步他们的后尘是顺理成章的。尤其是我的追求和上大学的理想遇到挫折的时候,使我与他们更加接近了。
有时我因为挨饿、苦闷,也曾想去干点触犯“神圣”私有制的勾当。但我当时的崇高理想不允许我背离光明大道,这与我读的书有关。
我除了读哈特的书外,还看了不少好书,那些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书中所描写的某种不太清晰、但十分美好的前程告诉我,我应追求比眼前更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我不是很明白那些美好的前程具体是什么,我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但是我知道那些是我想要的,所以我要为了它们而努力。
这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些新人,他们给了我崭新的印象,也让我懂得了新的知识。叶甫诺夫家前的那片空地,常常招引来一群中学生做一种类似戈罗德基的游戏,我被他们中一个叫做古利·普列特涅夫的青年迷住了。
他相貌平平,皮肤略黑,黑发,有点儿像日本人。一脸雀斑,匀匀实实真像火药末涂进皮肤里了。他喜气洋洋,玩儿起来机智,讲话幽默俏皮。普列特涅夫和许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并不想发展自己的能力,而是躺在生来的天才里度日。
他有艺术天赋,听力敏锐,善于鉴赏音乐。他自己会弹竖琴、俄罗斯三弦琴,拉手风琴,可惜他仅仅满足于此,不再深究了。相当穷,一身挂补丁的衣服配上漏洞皮靴,这身装束倒是和他豪放不羁、动作敏捷的气度相融。
他看上去像久病初愈的人,又像昨天才出狱的囚犯,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世界对他来说总是那么新鲜、惬意,他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般跳来跳去。
他知道了我生活艰难,没有依靠,就让我和他一起住,还建议我报考小学老师。这样,我到了“玛鲁索夫加”这个怪异有趣的贫民窟——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这儿装满了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失去形态的穷鬼。
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中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儿放着一张木板床,走廊尽端的窗户旁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
走廊通着三个房间,其中两间住着妓女,另外一间住着得肺病的数学家。他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又瘦又高,头上脸上长着红色的硬毛,破烂的衣服几乎不能遮体,从衣服的残破处可以看到他青乎乎的肉皮和一根根的肋骨。总之,他的样子十分吓人。
他好像以吃指甲为生,手指头都被咬破了。他没黑夜没白天地算呀算呀写呀写呀,不时传出“吭吭吭”的咳嗽声。
妓女们又怕他又怜悯他,她们经常故意丢一块面包、砂糖在他门前,他见了就把它们一股脑儿地搬回自己房里,还一面呼呼呼地喘着粗气像一匹累坏了的老马。要是妓女们没给他送吃的,就会听到他沙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面包。”
靠别人的怜悯度日并不能改变他深陷的眼睛中闪烁的高傲神气,有时会有一个小罗锅来找他,这个人样子怪怪的,拐着一条腿,肥笨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花白头发,清教徒似的冷漠的黄脸皮上有着狡诈的笑容。
他每次来后,就紧闭房门呆上数个小时,没有动静。但有一次深夜时分,我被数学家的吼叫声惊醒:“听我说,这分明是监狱。几何,是羊圈,嗯!是老鼠洞,是监狱。”
之后传来小罗锅的尖笑声,他在不断重复着一句相当难懂的话,这时数学家已经怒不可遏了:“王八蛋!给我滚!”
可怜的客人气鼓鼓地滚出房门,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站在门口,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沙哑的喉咙里吐出不清晰的声音:“欧几里得是个傻帽,地地道道的大傻帽……我敢断定,希腊人绝不如上帝聪明。”
随后,他用力关上房门,屋里什么东西哐啷一下被震掉了。
没过多久,我听说数学家是打算用数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了。
普列特涅夫的工作是给印刷厂的报纸做夜班校对,工资为11戈比。我因为要参加考试,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干活挣钱,我俩一天就只有4斤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3戈比的糖吃了。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习各类科目,那些古老呆板的语法最让我上火,生动、活泼、俏皮的口语与古老生硬的语法是多么相去遥远!幸好我很快就明白了,现在学习这些不能操之过急,就算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考试,因为我太小,所以也得不到那个位置。
我和普列特涅夫睡一张床,他白天睡,我晚上睡。每天早上他干完一整夜的工作,乌黑着脸,张着眼睛回来时,我就跑到小饭馆去打开水,我们自己是没有茶炊的。
然后我们开始吃早餐——啃面包吃茶。他从报纸中挑出新闻读给我听,我想听一些时事,但是他经常是念那个笔名“红鬼”的酒鬼作家的打油诗给我听,幸好我对这个不是十分厌恶。
我一直很奇怪普列特涅夫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他的人生观在我看来,和那个倒卖女人旧衣服,为女人拉皮条的肥婆佳尔金娜没什么两样。
这个肥婆就是房东。普列特涅夫最初租下这个小屋角的时候没钱付房租,他就给肥婆说笑话,拉手风琴,唱动人的歌。
每当他歌唱的时候,眼睛里就会闪动着冷冷的光。
肥婆佳尔金娜早年做过歌剧班的合唱歌手,她能领会歌声中的含义,有时她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不知羞耻的眼睛里流出泪水冲洗着醉得发肿的脸。她先用胖胖的手指抹掉泪水,再用一条很旧的手帕慢慢悠悠擦手指。
“天哪!好样的古利!”她惊叹着,“您是个真正艺术家。如果您再漂亮点——我会让你走运的。”
“我已经介绍过许许多多的小伙子为独守空房的女人们排遣寂寞了。”
我们头顶上的阁楼里就住着一个这样的小伙子。他是大学生,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胸宽背阔,屁股又窄又小,看上去像个倒三角形,只是下边的角儿不够完美。他有一双女人似的小脚,小小的脑袋夹在肩膀里,一头马鬃似的红头发,毫无生气的苍白的脸上镶着两只鼓出来的绿眼睛。
这个学生很有点反叛精神,他当初就是因为违背父命进了普通中学,落得饥寒交迫的境地。后来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他又发觉自己有一副好嗓子:浑润的男低音,于是他专攻歌唱了。这不排除他喜欢唱歌的可能。
也正是这个原因,佳尔金娜才找到他,把他介绍给一个富商的太太。
那个富商的太太大约40多岁,儿子上大学三年级,女儿中学快毕业了。商人太太是个瘦干巴女人,没有一点女性魅力:平板的胸脯,身子直挺挺的倒像个士兵;脸上没有一点女人味,像个绝欲的老修女;两只灰色的大眼睛深陷在黑眼窝里。她穿一件青色外衣,头戴旧式丝巾,两只贼绿的宝石耳环垂在耳际。
一般情况她在夜里或清早来找她的大学生,我见过她好几次。她动作十分敏捷,一纵身就跳进大门,然后飞快地冲上阁楼。她脸色十分吓人,嘴唇往里抿得几乎找不见,眼珠倒是全瞪了出来。她慌慌张张向前张望,她的样子看上去真像个残废人,虽然她确实四肢健全,但总有那么股劲儿让人看了难受。
“瞧。”普列特涅夫叫道,“简直是个疯女人。”
其实那学生也十分厌恶她,所以总躲着不见她,可是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商人太太像个不留情面的讨债人。或者更形象地说,她像一个歹毒密探时时刻刻跟着他。
“我真无耻。”大字生带些醉意地说,“我是怎么搞的?突然想起来要学唱歌?就凭我这德行,谁会让我登台呢?这绝不可能。”他后悔了。
“既然这样,那你赶快和那个女人一刀两断。”普列特涅夫劝他说。
“你说得是,我又恨她又可怜她。我真受不了她。唉!要是你们知道她是怎样……唉……”
“这我们早就知道了:曾经有一个晚上,我们听到那女人大声叫喊:‘求求你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心肝儿宝贝儿。求你了——就看在上帝的分上吧!别这样好吗?求你了!’”
商人太太拥有万贯家资,却像个乞丐似的向一个穷大学生乞讨爱情。据说她是某个大厂的股东,有许多房产,也做慈善事——为产科学院捐了一笔巨款。
普列特涅夫吃完早饭就躺下睡觉,我去外面寻点事做。天一黑我就回来,普列特涅夫去印刷厂干活。要是运气好,我能挣回点吃的:面包、肠或牛杂碎,就分给他一半。
等就剩我一个人没事,我就在贫民窟的走廊里来回巡视,我想了解我的邻居们是如何生活的。
这儿人们住得像蚂蚁窝一样拥挤,各色人等,应有尽有。冲鼻的酸腐气从各个角落里散着,在这儿从早到晚从未有过片刻的安宁: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响个不停,歌女们的吊嗓儿的声音、大学生们的男低音、喝醉酒疯疯癫癫的男戏子大声朗读的声音,微醉的妓女们大呼小叫的狂喊声。
凡此种种,我的心中不禁疑惑:“人们这样活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个秃顶只有周遭长红头发、高颧骨、大肚子、两条细腿的人,因为厚重的笨嘴唇里包着一口大马牙而得名“红毛马”。他总是活跃在饥一顿饱一顿的年轻人中。据他说,他已经和他的西姆比尔斯克的商人亲戚打了三年官司。他逢人就说:“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他们折腾得倾家荡产,让他们过上三年讨饭生活。之后,我就把赢得的家产归还他们,并对他们说:‘狗奴才们,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感觉如何?’”
“红毛马。这就是你的全部追求吗?”有人这样问他。
“对。我这辈子就一门心思干这事,没别的了。”
“你不觉得这样很无聊吗?为什么还要把赢得的家产还给他们?这样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完全不一样。不过,你不懂就算了。”
后来就没人再问过他这个问题了。
他整天忙忙碌碌,空行在地方法院、高级法院和律师事务所之间。他经常在夜里坐着马车带回许多吃的喝的来,然后把凡是想吃一顿饱饭、喝两口甜酒的大学生们,女裁缝们,请到他那间天花板脱落、地板下陷的脏屋子里,举行晚宴。
红毛马只喝甜酒,这种酒不管溅哪儿,就再也甭想洗掉,并留下紫色的污迹。他要是喝多了,就会喊叫:“你们这群可爱的小鸽子,我喜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可我却是一个恶棍,是吃人的鳄鱼,我要吃掉他们——我的亲戚。无论如何我要吃掉……”他一边叫喊一边流下泪来,像是受了委屈似的。泪水在他难看的高颧骨上滑动,他用手抹抹泪就往膝盖上蹭。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所以他那肥大的裤腿上永远沾满了油污。
“你们过得是人的生活吗?”他大声说,“忍饥挨饿受冻,破烂衣服——人应该这样活法儿吗?这种生活人能学到什么?唉!如果沙皇知道你们这样生活着……”
然后,他从衣兜里抓出一把五颜六色的钞票,冲大家嚷:“喂!兄弟们,需要钱的拿去吧!”
歌女和女裁缝们蜂拥而至,想从他的手中抢到钱。他却大声笑道:“这钱是给大学生的,不是给你们的。”
可是没有大学生来拿钱。
“把你的臭钱扔到厕所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怒声叫着。
一天,红毛马喝醉了,手里捏着一把揉皱的10卢布钞票来到普列特涅夫这儿,狠狠地把钱往桌上推去,说:“这钱我不要了,你要吗?”
说完,他一斜身就躺在我们的木板床上,开始呜咽起来。我们赶紧用冷水给他醒酒:向头上浇水,往嘴里灌水。
忙活了半天,他才睡着。他睡得很熟,还打着鼾,仿佛刚刚哭泣的人不是他一样。
普列特涅夫想把他钱展开,可是这钱被抓得太狠了,得先用水润湿才能一张张揭开。我们又帮他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这可费了不少力气。
这个大贫民窟的窗口正对着隔壁房子的山墙,屋子里乌烟瘴气、肮脏不堪,人们挤在一起大声吵闹让人心烦。红毛马是人群中叫得最欢的一个。
“你干吗不住大旅馆,却住这儿挤呢?”
“我的好兄弟,就图个心里痛快呀!和你们在一起我能体会人间的温情……”
毛皮匠的儿子立刻赞同地说:“他说的没错。我有同感,如果我到别处去住,恐怕早就废了。”
红毛马请求普列特涅夫说:“弹起你的琴,唱首歌吧!”
普列特涅夫坐下弹起了竖琴,他边弹边唱:“鲜红的太阳你快升起来吧!快快升起……”
他的歌声悠扬婉转,感动了所有的人。
屋子里渐渐安静下来了,大家都沉浸在这哀怨的歌声和如泣如诉的竖琴声中了。
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过往经历,愉快的或者悲伤的事情,喜欢的或者厌恶的事情。那些令自己无法忘怀的事就这样随着歌声从内心深埋的土壤中苏醒,然后静静踏过记忆的河流,使得从前的每一个细节都变得清晰,变得更加让人难以忘怀。
在这个怪异人群聚集的贫民窟里,普列特涅夫是最会营造快乐氛围的人,他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快乐之神一样。
他多才多艺,才华出众,生气勃勃,充满了青春的热情。他会说最幽默的笑话,会唱最动听的歌,他还敢于抨击社会上的遗风陋俗,甚至揭露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他的存在使人们黯淡的生活出现了一线光明。
普列特涅夫只有20岁,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可是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们热爱他、拥戴他、信任他、遇到困难求助于他。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就连那个叫做尼基弗勒奇的老警察见到他都挤出张笑脸来。
玛鲁索夫加贫民窟,是上山去的交通要道,它在雷伯内良斯卡娅和老戈尔舍内娅两条街的交汇处。派出所孤零零地守在老戈尔舍内娅街的拐弯处,和贫民窟的大门相去不远。
尼基弗勒奇是个胸前挂奖章的瘦高老头儿,在这条街上干了很多年了,看上去还算聪明,笑起来倒也亲切,但还是掩饰不住眼睛中的狡猾。
他对我们这个人员复杂的贫民窟相当重视,每天都会全副武装地到此巡视几回。巡视时,就像动物园里饲养员查看铁笼里的野兽似的,看完一个窗口,再看一个窗口。
他的战果相当可观,今年冬天他抓了一只手的斯密尔诺夫军官和穆拉托夫兵士,他们都曾得过乔治勋章,参加过中比列夫将军指挥的俄哈尔杰克远征军。
他还逮捕了佐伯字、奥夫希金、葛利高里耶夫、克勒洛夫等人。听说他们被逮的原因是想成立一个“地下”印刷厂,穆拉托夫和斯密尔诺夫就是因为星期天白天偷走了城里克留锲尼夫印刷所的铅字而被捕的。
没过多久的一天晚上,贫民窟里又被抓走了一个终日眉头紧锁的被我称作“活钟楼”的人。第二天早上,普列特涅夫知道这事后,愤怒地抓着头发对我说:“马克西莫维奇老弟真他妈耽误事。你快点去……”
他告诉我到哪儿去,又叮嘱我:“一定要小心,那儿或许有密探……”这个秘密行动令我兴奋不已,我像一只小燕子似的飞到了海军村。我走进一家昏暗的铜匠铺,见一个卷发蓝眼的年轻人正镀一口带耳平底锅,看上去不像工人。屋角的老虎钳边有一个小老头,他白头发用一根小皮带束着,正忙着打磨一个活塞。
我问他:“你们这儿有活儿吗?”
小老头怒气冲天地答道:“我们自己人有活儿干,可是没你的活儿。”
那个年轻人看了我一眼,又低头镀他的锅。我用脚碰了一下他脚,他又惊又怒地盯着我,手中握着平底锅,好像要冲我砸过来似的,见我一个劲儿对他使眼色,才平静地说:“走吧!”我又向他递了一个眼色,才走出店铺,站在大街上。卷发青年也跟了出来,不声不响地看着我,点了一支纸烟。我问他:“你是吉虹吗?”
“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被激怒了,用眼光上上下下打量我。
“你说的是哪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里的助祭……”
“嗯?”
“没了。”
“什么彼得,助祭,和我有什么相干?”他越这样说,我就越认定他的确不是铜匠铺里的工人。当我跑回贫民窟的时候高兴极了,我的第一次“地下”活动圆满完成了。
古利·普列特涅夫和一些进步人士接触很多,我曾请他把我介绍到他们中去,可他总是说:“老弟呀!你还应该好好念书学习……”
有一回,叶甫诺夫引见我与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会面。这次会面安排得十分周密,气氛异常沉重、紧张。他带我到城外的阿尔斯科波尔平原,一路上提醒我要谨慎小心,并要求我为这次会面保守秘密。然后,他指着从很远的地方慢悠悠走来的一个灰蒙蒙的小人影,扭头低声对我说:“就是他!跟着他走,等他停下来,你就走上前跟他说:‘我是新来的……’”
秘密的行动意味着新鲜、刺激,应该是十分有趣的。可是这次却很可笑:头顶是火辣辣的太阳,一个人在草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真像是一棵小草,就这些,没别的。
我一直跟他到了坟场才追上他。闹了半天他也是年轻人,脸儿瘦削,两只小眼十分警觉。他穿一件学生的灰大衣,原来的银灰钮扣已经丢了,又重钉了几枚黑纽扣,破学生帽上还可以看到帽徽。整体上看,他还是个孩子,可他偏要装成大人样。虽然他打扮得像一个大人,但是还是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年龄。
我们找了一块有树荫儿的地方坐下来。他讲话枯燥、乏味而冷漠,那神态我一点不喜欢。他十分严肃地问我读过哪些书,还希望我参加他创建的小组,我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的会面结束了。他紧张地先往前走了几步,脑袋左看右看,对空旷无人的野地进行了一番严密观察。
这个小组还有三、四个成员,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小组会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罗夫斯基家进行,主要学习约翰·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做的注释,这对我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这个大学生后来用叶洛恩斯基为笔名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写够五本后,就自杀了——这种事已不足为奇了,我常见。
他很内向,沉默寡言,思想沉闷,讲话十分注意分寸,住的是一间房子下面的地下室。他为了“脑体结合”,每天都做点木工活儿。和他在一起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穆勒的书也没兴趣,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他的经济学理论我都知道,而且是印象极为深刻,这没什么难的,单凭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就可以领会了。
我认为这些理论,凡是那些曾为别人的幸福和快乐出过力的人都十分清楚了,根本没必要花费很大心思用艰深的词语编成一本大厚书。我在这儿充满鳔胶味儿的地下室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眼睛看着小虫子在污浊的墙上爬来爬去,没有别的东西可供我消遣,真是太难为我了。
有一次,老师迟到了,我们还以为他不来了呢,就跑出去买酒。这时看见一个裤腿从地下室的窗口处一闪,吓得我们赶忙把酒瓶藏了起来,这时,老师走了进来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伟大论断。我们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唯恐谁一伸腿把酒瓶碰倒了。
唉!偏偏让老师踢个正着,我们吓坏了,个个满面通红,以为老师会大发脾气,结果是风平浪静。他那种沉默不语和一条缝的眼神,看上去真让人难受,还不如狠狠地斥责我们一顿呢!我很难过,虽然买酒不是我提出的,但是对老师我总有种负罪感。
一直认为他讲课真没劲儿,我人在这儿心早跑到鞑靼区去了。那批人过着“清真”生活,他们善良又勤劳,讲一口不太纯正的俄罗斯话。天一黑,清真寺的塔尖上就有执事僧用奇特的声音招换大家去做晚祷。我琢磨着鞑靼人的生活一定很奇怪,肯定不会像我以前过的那些不愉快的生活。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向往伏尔加河上那种集体劳动的热闹场面,直到现在那种狂热依然让我痴迷。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感受到劳动激情的那一天。
我们的任务是向码头搬运货物。那是一艘满载货物的大拖船,它在喀山附近触礁,船底破了。当时正是9月,狂风吹着在甲板上的草席或帆布,同小火轮船向前走;小火轮喘着粗气,不时喷出一团团的火星。
夜深了。喀山河上乌云密布,搬运工们又叫又喊,骂完天又骂地,骂自己的生活处境,他们在甲板上懒懒散散地躲来躲去,企图避避风雨。看着他们晕晕乎乎的样子根本不像干活的,我看不太可能去打捞出快要沉下去的一船货物。
半夜,终于到了那艘船触礁的地方,大家把空拖船和出事的船甲板对甲板系在一起。这时搬运组长出现了,他是个面带凶相的老头儿,一脸麻子,皮肤粗糙,生性狡猾,爱说下流话,长一双鹰眼和一只鹰鼻。他摘下湿透的帽子,用女人一样的声音喊道:“伙计们,干吧!”
工人们在甲板上聚成一个黑团,像一群狗熊,他们狂叫起来。组长率先喊:“伙计们,看你们的了。小伙子们出点力!上帝保佑我们,开始干吧!”
于是刚才还一筹莫展、残兵败将、浑身湿透的人们一个子变得生龙活虎一般。他们像是上战场一样,纵身跃到船上,一边呐喊,一边狂叫,说着笑话干起活儿来。
我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有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在飘动,矮小的人影在穿梭。刚才还是怨声载道的人们,这会儿居然兴高采烈欢欢喜喜地投入战斗了。
雨越下越大,天更冷了,风更猛了,人们的衬衫吹卷起来,肚皮都露出来了。湿漉漉的夜色中,六盏昏暗的灯笼发出微弱的光,50多个人影跳来跳去,踏得船板嗵嗵嗵直响。
他们干活儿的样子就像几百年没干过活儿似的,拖着四普特重的米袋和扛货包赛跑的好事,他们早就想享受享受了。用个恰当的比喻:他们干活就像孩子热爱游戏一样,他们那个幸福劲儿,看来除了和女人拥抱,再没什么事儿可以和它媲美了。
一个满脸胡须的大个子,身穿哥萨克式紧身外衣,浑身湿透了,看上去他是货船的主人或代理人,他鼓动大家说:“好小伙子们,我奖你们一桶!我的小土匪们,两桶也行。加油干吧!”
夜色中,从四面八方传来沙哑的叫声:“来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好好干吧!”
劳动场面更加热烈了。
我跑去抱米袋,搬、抛、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劳动,而是在狂欢,好像这些人可以永生永世这样不知疲倦、快快乐乐地干下去。那劲头儿真像随时都可以抓起城里的钟楼或尖塔,整个喀山城也能握在他们手里,想搬哪儿就搬哪儿。我也沉浸在这样的气氛当中。
这一天晚上,我过得前所未有的愉快,真想就这样一辈子疯疯癫癫、痛痛快快地劳动。甲板上大雨点儿哗哗落着,狂风还在呼啸,黎明的薄雾中,落汤鸡般赤裸的搬运工们,不停地跑动着,一边笑着、叫着,显示自己的力气和劳动成果。
这时阵风吹开了沉重的乌云一角,蓝天上露出了太阳粉红色的脸,这群快乐的疯子抖动着湿乎乎的胡须,一齐向着太阳大叫。我真想跑上去拥抱这群两条腿的动物,亲吻他们,他们干活时那么机智灵活,真让我心驰神往。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由衷快乐地迸发出来的力量。这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它可以实现神话故事里只要一夜之间就能建起美丽的宫殿和城市的幻想。
阳光极其吝啬地照了一两分钟劳动的人群,就被厚重的乌云遮住了,就像一个小孩掉进了大海,完完全全被乌云吞没了。雨瓢泼一般下着。
“歇工吧!”不知谁喊了一声,立即招来了许多发怒的声音:“谁敢歇。”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14时。要搬运货物的时候,这群半赤裸的人们顶着狂风暴雨,不知疲倦玩命地劳动着。
我被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震慑了!等大家返回到小火轮上时,一个个东倒西歪像醉鬼似的睡着了。小火轮一到码头,他们仿佛又有了精神,就像一道灰色泥流挤上了岸,飞奔小酒馆喝那三桶伏特加去了。
在小酒馆我见到了贝什金。他向我走来问道:“他们叫您干吗去了?”
我禁不住喜悦地告诉他这次劳动的情况,谁知他听完露出一脸的不屑说:“傻瓜!傻瓜都没你傻,你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像一条在水中游泳的鱼似的摇摆着身体,从一排排的酒桌间走掉了。这会儿,搬运工们刚坐在酒桌旁热火朝天地大吃大喝起来。角落里一个人用男高音唱起了下流小曲。
嗳唷,半夜三更时分,
老爷的太太呀!
上后花园,
寻欢作乐。嗳唷!
这时有十几个人的声音加入其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同时用手在桌沿上打着节拍。
打更人巡视到此,
看见呀!太太仰在地上……
一时间小酒馆里人声嘈杂,有放声大笑的,有吹口哨的,还有在一起胡说些无耻的下流话的。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里柯夫。他的小铺在一条荒凉小街的尽头,垃圾占领的道路附近。
他是一个患麻风病的独臂人,相貌温和,银灰色的胡须,眼睛里透出精明。他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到他这儿来借书。他也十分乐意把书借给他们看,因此大家非常喜欢他。我也常常来他这里看书,常常幻想着,如果自己也有那么多书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捷里柯夫的小杂铺是一幢低矮的平房,紧挨着一个放高利贷的清教徒的住所。从铺子里进去,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间房子采光不好,只靠一扇朝天井开的窗子射入微弱的光线。
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躲”着一间仓库。对了!这就是那间秘密图书室。其中一些书籍是手抄的,比如巴甫洛夫的《历史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彼得列夫的文论集《饥饿王》、《阴谋的把戏》,——这些全是用钢笔抄写的,现在这些手抄本都变得非常旧,很多书页也都翻破了,页角也卷了。
我头一次来小杂货铺的时候,捷里柯夫正在待客,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门向我示意。我进去一看:屋子十分狭小,而且很旧,没有什么家具,在黯淡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像是萨洛夫修道院圣徒塞勒菲姆画像似的小老头,非常不起眼。他虔诚地祈祷着。看着他,我觉得不太舒服,也不协调。
我听人们说捷里柯夫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应该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应该信上帝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祷告的小房间是多余的。
他祷告完,很认真很仔细地用手梳一梳白头发和胡子,极为重视地看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呀?噢!原来是你,我还以为是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大学生干吗非得化装呀?”我问他。
“是啊!”小老头小声说,“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想事,猛然听到喊声:“噢!他长这样儿啊!”
厨房边上靠着一个白衣女孩儿,短短的金黄色头发,脸色苍白有点儿浮肿,两只漂亮的蓝眼睛在微笑,她像是街上廉价石印画上的小天使。
“您用得着那么惊讶吗?我的样子真的很可怕吗?”她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
她十分小心地缓缓地向我靠近,走路时手紧紧扶着墙壁,好像脚下不是牢固的地板,而是摇摆不定的绳子似的。她全身颤抖着,仿佛有万千支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伤了她婴儿般胖乎乎的手,看她不大协调的四肢走路的样子更不像凡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言不发站在她面前,感到从未有过的狼狈和凄凉。这间黯淡房子里一切都是怪异的。
女孩儿坐到椅子上,还在抖动,就像椅子会突然从她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她近四五天才开始活动,她手脚麻痹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了。
“这病是神经麻痹。”她微笑着对我说。
当时我似乎很希望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分析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怪异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太简单了。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胆小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分外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动着。
“我听好多人说起你,早就想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细弱。
这女孩儿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我,我十分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仿佛可以穿透一切。
而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可以也不会说什么,所以只好默默无语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画像,于是我们没有再交谈。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没有教养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沙哑的声音大叫:“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丽亚。”
“他是我的哥哥,名字叫做阿列克塞。”女孩儿和我说,“我起先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您是不是害羞?”
捷里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摸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她恬静的模样,他问我要找什么活儿。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匀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带些碧色的眼睛充分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白衣女孩,一边走一边说:“玛丽亚,坐的时间不短了。”
“玛丽亚”,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年人的名字,真不和谐,听起来都刺耳。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挺憋气。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了解:他们如何生活?我觉得其中必有奇异之处。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苍白得有些透明,好像有些虚弱。他在屋角坐着,面带笑容向四周环视,嘴唇微微微翕动,像是祈求:“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终日像只兔子似的提心吊胆,总是担心有什么大祸临头。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一清二楚。
残疾了的捷里柯夫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什硬得结成痂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办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羞愧地微笑着,在房间里横着膀子晃来晃去。
他弟弟阿列克塞在小杂铺给他帮忙,是个又懒又馋又笨拙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范学校上学,平时住宿,只有节假日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总是光光亮,那样子倒像个旧衙门里的官吏。
而那个名字叫做玛利亚的得病的妹妹则是一个人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要是下来我就不自在,感觉浑身被什么束缚住一样难受。
捷里柯夫的家务事由和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她又瘦又高,脸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
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的一张一合,眼睛眯起来,眼神变得尖锐。
要说捷里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把这儿作为聚会点。
这群人时时刻刻为国家为人民忧虑,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他们就会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里柯夫家的小杂货铺,慷慨激昂地狂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辩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经常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然后手指头戳到某一面上互不相让地争辩,各自说着自己的见解。
我是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中那些抱着圣经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
当然,我很清楚大学生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状况,我也明白,我有同样的想法。
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发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接触到这些人,我心中不禁狂喜,仿佛自己是即被开禁的犯人。所以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总是觉得身心愉悦。
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凡响的木匠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面时总这样把我推销出去,还带着一股显然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5戈比硬币,然后不能自已地向别人炫耀。
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倒是真的,有时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名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含义,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到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嘲讽地对我说。
我只好打消了从他手里借书的念头,尽管我非常像看这本书。这时我已经稍微了解了一些所谓的大人们的人情世故,因此,我很自觉的没有再和他提起这件事。
他粗鲁的教训伤害了我。后来,我还是把书搞到手。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点是从捷里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着,虽然它已经旧得不像话了。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我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他听了我的疑问之后,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他唠唠叨叨足足一个小时。
“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路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架。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可怜这位文弱文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
读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当他认为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喜悦的光芒。
我还记得离开喀山10年后,我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5年后又返校学习了。
他总是生活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还在不停地在咯血,他的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说:“矛盾不统一,就没法活了。”再后来,他死在上学去的电车车厢里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殉职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心中敬意就油然而生。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大约有20个人,他们之中也不乏神学院学生。有一个叫佐腾·潘捷拉蒙,是日本人。还有一个大个子有时也来,他很独特,宽阔的胸膛,密实的络腮胡,鞑靼式光头,身着一件哥萨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寡言少语,爱坐在角落里,吸个烟斗,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望着大家。
看得出来,他很留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身上,不知怎么搞的,他这么一看,我心里直发虚,有点害怕。
在人人争辩的大房间里,唯独他保持沉默,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在高谈阔论,毫不掩饰大胆地说着自己的想法,他们争论得越热烈,我越快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虚伪主义,我听了很久也没觉察到。这个大络腮胡子在想什么呢?这个想法引起了我对他的好奇心。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这里除了捷里柯夫再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过了不久我听说他是个流放犯,在雅库梯省流放10年,刚刚出来没多久。了解他的欲望更加浓烈了,但这还不能使我有勇气走上前和他认识,谈话。
我不害羞,也不怕见陌生人,我这人从来都是被好奇心奴役着,我渴望探知一切未知。正是这个坏习惯使我一生也没有认认真真地研究过什么。
我听他们谈到了人民,我也奇怪自己的想法怎么和他们的那样不同呢?
他们的观点是:人民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一个神圣的群体,是高尚品德的始发地。我怎么没见过这种人民呢?我见的有木匠、装卸工、水泥匠,我还见过亚可夫、奥西布、葛利高里。
我说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而他们说的是抽象的人的整体。他们把人民看得高贵,并且愿意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可我认为真正的美好思想的拥有者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着博爱、自由的美好品德。
这种博爱精神是我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可是现在,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散发着博爱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示。
我觉得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强烈的爱,这样才会激发出人追求生活意义的力量。从那以后我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听捷里柯夫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帮助这些怀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们了。他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做弥撒似的,在这些人群中转来转去,不时地为他们的聪慧机智而欣喜。他时常情不自禁地面带笑容将残手插入怀中,另一只手捋一捋软软的胡须对我说:“您听,多么好啊!”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巴甫洛夫的兽医,他说话的声音就像鹅叫,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相反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里柯夫就惊讶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嘟嘟囔囔地说:“瞎捣乱。”
捷里柯夫和我一样欣赏这些大学生,可是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对待奴仆或酒店的小二儿似的随便吆喝,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客人们逐渐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毛毯在地上睡。夜里在神像前那盏灯的照耀下,我们畅所欲言、喋喋不休。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欢悦告诉我:“以后能发展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众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然后世界会翻过个的。”
捷里柯夫长我10来岁,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红发姑娘娜斯佳,在人前他故意对她不屑一顾,甚至和她说话的语气都很冷漠,但爱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其后。
当只剩下他俩儿在一起时,他就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露出乞求谅解的笑容,一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胡须。
他的妹妹玛丽亚常常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为认真,神情严肃,脸紧绷着,大眼睛瞪着。当听到辩论高潮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像是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总有一个红头发的医学院大学生围着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挺有意思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得有一个固定“职业”了。我被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给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几乎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利·塞米诺夫面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述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就和我以前天天见面天天谈话的人隔绝了。工作非常忙碌,我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和他们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高墙。
没人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没有闲暇到捷里柯夫那儿去。遇到假日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人们瞎闹。
一开始,有些同伴就把我当成了开心丸,还有一个像小孩似的,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谁知道我竟给他们讲了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居然引发出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但轻松、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些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为自个儿高兴,我私下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
这种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就像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终日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每月月底领薪水时,他们必去光顾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想入非非了。等嫖宿回来,他们还会很久很久还没有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厚颜无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地蹂躏妓女。但是每当他们谈到妓女的时候,他们又会露出一脸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一阵悲伤、难过。我仿佛看到烟花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恶行径。虽然可耻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却让人发指。
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的虚荣心的满足。对于性我有些恐惧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较敏感这种事。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无情地讥讽我。
也许是我没有很好地隐藏这种情绪,也许是我没有办法与他们同流。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他们之间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但是我并没有想过去改变自己的观念与做法。
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他们照直说:“老弟,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别扭。”
我记住了这句话,觉得其中大有含义,可我没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只有阿尔及姆比较明朗地带着冷笑说:“你啊!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