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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惠者的行为只有得到人们的赞许与公认，受惠者的感激才会得到大家的同情；相反，加害者的动机只有遭到谴责，受害者的怨恨才会有人同情。
因此，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行为人”的行为或意图上，看它对“被行为人”来说是多么有益或是多么有害。
但是，有些情形我们是不能避免的，甚至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在有益的情形之中，“行为人”的动机看不出有什么合宜之处，如果左右其行为的那些情感是我们无法附和的，那么，对受益者心里的感激，我们便不会有什么同情；或者，如果在有害的情形之下，“行为人”的动机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合宜之处，左右其行为的那些情感，是我们必然会附和的，那么，对受害者心里的怨恨，我们便不会有什么同情。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前一种情形之中，似乎不该有什么感激，而在后一种情形之中，所有怨恨又似乎都是不正当的；前一种情形的行为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奖赏的功劳，而后一种情形的行为也似乎没有什么应予惩罚的罪过。对这个问题，我将在两方面予以论述：
第一，如果我们不能同情行为者的情感和影响其行为的动机，那么，我们就难以同情受益者对其行为带来的好处所表示的感激。
那些出于最普通的动机而赐予别人极大的恩惠，例如，仅仅因为某人的族姓和爵位称号恰好与他们的族姓和爵位称号相同，就把一宗财产赠给他人，这种愚蠢而又过分的慷慨，似乎只应得到轻微的报答。
甚至，在我看来，这种帮助不应给予任何报答，也不应对行为者的愚蠢行为表示轻视，以免妨碍自己充分同情那位得到帮助的人所表示的感激，虽然他的恩人似乎并不值得感激。因为，当我们置身于感激者的处境时，感
詹姆斯一世（1394～1437），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
君主、诗人，罗伯特三世之子，1406年至1437年在位。
到对这样一个恩人不会怀有高度的尊敬，所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对他的谦恭的敬意和尊重（我们认为这种敬意和尊重应该归于更值得尊敬的人）；假如他总是仁慈而又人道地对待自己懦弱的朋友，我们就不会对他表示过多的尊重和敬意——我们要将此给予更值得尊敬的恩人。
这种尊重、敬意和依恋之情，只有那些对自己的善行较有节制的人才能经常体验到。那些对自己中意的人毫无节制地滥施财富、权力和荣誉的君主，很少能赢得这种程度的尊重、敬意和依赖之情。
例如，詹姆斯一世不够谨慎的慷慨似乎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尊敬，尽管他具有友善而温和的性情，但是他生前死后似乎没有一个朋友；英格兰所有的绅士和贵族们却心甘情愿地为自己节俭和卓越的儿子舍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尽管他们的儿子生性残酷和冷漠无情。
第二点，不管“被行为人”受到多么重的伤害和损失，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看起来完全是受到我们彻底体谅与赞许的那些动机与情感的指使，那么，我们便不可能同情受害者心中的怨恨。
假设有两个人发生了争吵，不管我们支持其中的哪一个，并且完全同情和接纳了他心中的怨恨，那么，对于另外一个人心中的怨恨我们便不可能同情。由于我们赞许其动机的想法已经认定了那个有道理的人，我们所感到的同情，只会使我们对那个我们认为没有道理的人，完全无动于衷。
如此一来，后面那个人必定要承受很大的痛苦，当然，只要他承受的痛苦不超过我们自己希望他承受的程度，不超过我们的愤慨促使我们想要惩处他的程度，它就不可能触怒我们，或是让我们觉得不高兴。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残忍的凶手即将被处死，也许我们会对他即将面临死亡的下场感到有些怜悯，但是我敢保证，绝不会有人同情他心里的怨恨，即使他荒谬到显露出对检察官或法官怀有怨恨。
虽然，我们不会同情罪犯心里的怨恨，但是我们也绝不会对那些情感的行为倾向感到不悦，设身处地体会一下，也许我们会觉得自己也无法避免接纳那种情感。
如果我们对施恩者的行为并不认同，就不会同情受益者对其所具有的感激之情；如果我们对损人者持有一定的同情，就不会把受难者的痛苦放在心上。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得到我们的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就会得到我们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