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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是一个人尝试去适应他所居住的环境，而显现出来的特殊作风。它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我们只有在考虑一个人与环境的关系时，才谈到性格，像《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鲁滨逊，探讨他这个人到底具有什么性格实在没什么意义。一个人用其社会感的观点去努力奋斗见知于人所依据的行为模式，并接近他所往来的环境所呈现的特质和性情这就是性格。
性格特点好比是一种生存的模式，它不是遗传的，它使我们在潜意识的说话、行为中表现出我们的人格。性格特点在我们出生没多久就产生了，它们不是首要元素，而是次要元素，它们是由人格的潜在目的而被迫产生的。
性格特点好比是一种生存的模式，它不是遗传的，它使我们在潜意识的说话、行为中表现出我们的人格。性格也不是一个人的癖性，而是他为了在生活中维持独特习惯而取得的。现实中，有人很懒惰，但这并非天生，而是因为懒惰适合他的生活与习性。在这种模式中，权力态度有相当程度表现。一个人有可能强调自己天生的缺陷，以便在面对挫折时挽回一点颜面，而如此内省的最终结果往往就像这样：“如果没有这项缺陷，我的才能一定可以发展得很出色，可惜我‘有’这个缺陷！”还有一种人，由于权力欲望的驱使，致使他深陷于环境的长期战争中，他们往往形成一些适合其战争的权力表现，诸如野心、嫉妒、怀疑等。这类性格特点虽与人格无异，但它实非遗传，并且还可以通过一些外力来改变。
据观察所知，由于行为模式的需要，性格特点在我们出生没多久就产生了，它们不是首要元素，而是次要元素，它们是由人格的潜在目的而被迫产生的。因此，从目的观点来评断性格是最合适不过的。
目的是影响一个人生命格调、活动、行为、世界观等的重要因素，心中若缺乏目标，就不能合理思考更不能付诸行动。在孩子灵魂的幽暗背景中，这个目的已经存在那里，从幼年起即指挥着他的心理发展，这个目的给予孩子生命形态和性格，并且负责使每个人成为一个特殊的单位。此单位之所以别于其他的人格，乃是因为他生命中的活动和表现全部由一个常见但独特的目标导向。若能明白这点，就会知道，如果想深刻认识一个人，无论从其行为的哪一个阶段看他，都能够认识他，那么，就必须清楚掌握他的行为模式。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某些事实、某些怪癖、某些生理生命和心理生命的表现，对青少年而言确实有意义，这些事实和怪癖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会刺激模仿。因此，有时候是以“看”的方式显现的求知欲很可能在视觉器官有困难的孩子身上导出好奇的性格特点，但是，这个性格特点的发展并非必然，如果这个孩子的行为模式觉得有其他需要，则同样这份对知识的渴求也可能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这个孩子可能会以探究分析一切事物为满足，亦或者会成为一个书呆子。
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听觉有碍者的不信任态度。由于他们在我们的文明里被暴露在较危险的情境中，所以他们便以极大的注意力来感知这个危险。此外他们也有被嘲笑、被贬低的危险，而且还常被认为是残障者，凡此种种都是发展成不信任性格的重大因素。由于听觉有困难的人无缘接触很多乐趣，也就难怪他们会对这许多乐趣抱敌视态度了。基于此，过去假设他们天生具有不信任性格的说法就不能成立。有人认为犯罪性格也是天生的，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个案里都有一个坏榜样，有一种看待世界的传统态度。一些人在家庭里从小即被灌输了偷窃维生的观念。
这个方式，也可以用来去思考如何追求别人的认可。每个小孩都要面临许多人生障碍，所以没有一个小孩在成长中不追求某种形态的重要性，这个追求的形态可以替换，而且每个人对个人重要性的追求都有个人的方式。主张孩子性格特点和双亲相类似的说法：孩子会以环境中已获得重要性及被尊重的人为他奋求重要性时的理想模范，因此，每一代子孙都要从祖先那里汲取有用的东西。
在一张友善的面具背后，隐藏着一个超越的目标，社会感的存在抑制着它光明正大的发展，所以它必须在秘密中进行。可是我们必须再一次肯定，如果我们人类彼此多了解一点，超越的目标一定不会像这样繁茂生长。如果我们能进步到每一个人都发展出好眼力，而且能透视周围人的性格，到那时候我们不但能更周全地保护自己，同时也会使别人的追求权力因遭遇困难而不会有所结果。到了那种境地，我们能更真切地识别这些关系，也能够运用现已取得的各种观察作为证据。这时，遮遮掩掩的追求权力将会消失。
我们不断被社会感的警戒声音提醒，但这并非要我们经常把社会感放在有意识的思考行动中，而是告诉我们要想扭曲它、撇开它、改变它，必须要有相当强的动力；再者，社会感的普遍需要使得每个人在行动之前，都得先经社会感的考核通过。
在生活中，群体生存的逻辑支配着我们，这点确定了一项事实：要评估我们的同类，我们需有特定的标准，而一个人所发展的社会感程度，就是评判人类价值的惟一标准——千秋万世都将如此。世上没有什么言辞可以让我们利用来完全逃避我们对他人的责任，也没有一个人真能破除社会感的完整性。所以，我们只能承认我们在心理上对社会感的依赖。
我们不断被社会感的警戒声音提醒，但这并非要我们经常把社会感放在有意识的思考行动中，而是告诉我们要想扭曲它、撇开它、改变它，必须要有相当强的动力；再者，社会感的普遍需要使得每个人在行动之前，都得先经社会感的考核通过，这个行动及思想的考核需要源于社会体的潜意识感知，最起码，我们常须为我们的行动找寻可以为人谅解的理由，这个事实就是由社会感的考核决定着。从这里面产生了生活的技巧、思考的技巧及行动的技巧，它或者使我们以社会团结的外貌欺骗自己，或者使我们盼望与社会感经常保持和谐。
据此，我们知道，有一种社会感的幻象存在着，它有如一面罩子遮蔽了某些倾向，必须揭开这面罩子才可让我们对一项行为或一个人有正确的评价。人性学难度相对的提高是因为欺瞒的发生增加了评估社会感的困难。
让我们来看一下真社会感与假社会感的差别：一位老妇人正要上公车时，滑了一下跌倒在雪地上爬不起来，一些人匆匆走过，都没有注意到她，最后有个男子走到她身边拉起她，这时，一直躲在某处的一个男子跳过来，招呼着这位侠义的善士：“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一个好心人了，我已经在这里站了五分钟，等着看是否有人来把这位老妇人扶起来，你是头一个这样做的人！”这段故事揭示了，表面的社会感是怎么被人误用的。有人自己没有动一根手指头去帮助亲眼目睹的情况，而只用了这个明显可察的技巧，就把自己提升到审判别人的地位，去嘉许或责备别人。
复杂的例子不容易确定社会感的高低，这时除了彻底的探究别无他法，而如果一旦这么做，我们就不会长久处在黑暗中。比如有一位将军，他虽然知道战争已经大半失败，却仍逼迫几千名士兵死守。这位将军会说，他是为了国家利益着想，相信也会有很多人赞同他的说法，但是，不论他拿什么作借口，要想我们把他当作真正的人类同胞总是很难。
为了正确判断这类难以确定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普遍可用的立场。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可以在“社会性功效”和“人类整体幸福”(即“公益”)的概念中找到，一旦站到这个立场上，碰到要确定特殊的事例时，我们便很少会感到困难了。
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有社会感程度的表露，有时候可以从一个人的外在表现中很明显看出来，比如看他注视另外一个人的样子、他摇手的方式、讲话的方式等。他的人格也能以某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我们几乎也可以直觉地感知他的人格。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下了结论，那么，连我们自己的态度都难免对这些结论相当依赖。综上所述，我们所做的，不外乎把这个直觉的本事带进意识领域中，让我们能够据此测验社会感并评判它，最终则是希望我们能因此避免铸成重大错误。把它转移到意识领域的意义，仅在于让我们自己少些偏见。
若清楚了一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环境，那我们不妨评测一下他的性格。如果我们从他的生活中揪出单一现象，并且单就这个现象来评判(比如只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只考虑他的环境、只考虑他的教育等)，我们一定会被迫做出错误的结论。
这个想法可立即卸除人类重担，此乃它的可贵之处。要更了解自己，一定要建立一个更切合我们需要的行为模式，惟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应用我们的方法去影响别人达到更佳的境地，并且防止造成残酷的结局；若能这样，就不会有人因家庭不幸、遗传因素而沦入悲惨命运。如果我们朝着这一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的文明将跨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具有自觉性的、有勇气、有理想、有目标、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新一代将诞生。随直线努力去了解他的目标，并且发展进取、勇敢的性格，性格发展的开端通常都有积极、前冲的特点。不过，这条线很容易更改，而其中产生的困难源于反对孩子的那股巨大力量，这股力量阻止孩子直接去超越目标，但小孩却想方设法越过这些困难，因此改变直线前进的方向，产生另一些性格特点。
除此之外，在孩子性格的发展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困难，比如器官发育不全、环境的打击和挫败等，都有类似的后果；再者，较大环境(比如：世界、不能避免的老师等)的影响，其实更重要的，如何在我们的文明里生活，已存在于老师们的要求、疑虑和情感中，而这些要求、疑虑和情感最终会影响到孩子。引导学生朝向社会生活及当时流行文化走的，是教育中早已形成的色彩和态度。
在第二种转折、改道的情况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孩子。他知道有反对者存在，所以会很小心，这时他尝试“改道”(不直接接近，而是利用机巧)，以达到被认同及获得一定权力的目标。他的心理发展与这个改道的偏离程度有关，他是否因此变得过分小心、是否配合生活的需求、是否逃避这些需求，完全由这些因素而决定。如果他不愿直接接近他的任务和问题，变得懦弱胆怯、拒绝正眼看人、不肯说实话，这些表现其实未必代表另外一个类型的小孩，他的目标与勇敢的小孩是完全一致的，虽然行为不同，但目标却一样！
同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性格的发展，这种情形的发生，特别容易发生在小孩还没有明显地使其倾向具体化时，或者他的原则尚可伸缩时，可能他第一次失败便放弃老路，而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别的出路。
适应社会生活的大前提是未被破坏的群体生活，一个人只要对环境抱着融洽相处的态度，他就可以轻松地教孩子如何适应环境，只要他们能够把对权力的追求减低到不影响孩子的程度，家庭战争便可消失。如果父母了解孩子的发展原理，他们便会避免使孩子直线性格发展成夸大的形式——比如勇气退化成鲁莽，鲁莽再退化成粗鲁的自我主义。除此之外，他们不仅能避免外界强行制造的权威，而且还能避免制造严谨服从的假象，否则，孩子可能因为这种有害的训练而导致被压抑、害怕真理、害怕坦白。
教育上若使用压力，就如一把双刃剑，只会产生形貌上的适应。强迫性的服从只是表面的服从，孩子与环境的基本关系，会反映在他的灵魂里，因此所有我们想象中可能出现的、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孩子的障碍，也都会反映在他的人格中。小孩对外界的影响没能力表示任何评论，所以周围人无法了解他。他的人格便由这个难题和他对这些障碍的反应共同构成。
乐观主义者性格的发展是直接的，他们有勇气接近一切困难，对自己充满信心，怀着轻松愉快的态度做人；悲观主义者是由儿时经验及印象而得到“自卑情结”的人，他们往往朝向人生的阴暗面，他们感知人生困难的程度比乐观主义者敏感得多，因此他们很容易丧失勇气。
人格分类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看他如何面对困难。乐观主义者性格的发展是直接的，他们有勇气接近一切困难，对自己充满信心，怀着轻松愉快的态度做人，由于他们对自己恰当的评估，所以对人生不做过多要求，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忽略了或不重要。因此，能轻松直面人生困难，而且总是很乐观的面对错误。
乐观主义者从态度上可以立即分辨出来，他们不惧怕，他们谈话开放自在，而且不过分谦卑，不过分自抑。假如让我们用创造性的词语来形容他们，我们会说他们“有开放的双臂”，随时准备接纳人类同胞。他们与人接触容易，交友没有困难，因为他们不怀疑；他们说话没有阻碍，他们的态度、举止、步伐，都是自然轻松的，但这种类型的例子一般只存在于一岁之内的人群中，不过，成人中也有不少乐观水平让我们很满意。
在教育上，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悲观主义者的存在。他们是由儿时经验及印象而得到“自卑情结”的人，对他们而言，所有困难都变成“人生坎坷”的感受，出于悲观的个人哲学(这套哲学在孩提时代曾经受错误的对待和滋养)，他们往往朝向人生的阴暗面，他们感知人生困难的程度比乐观主义者敏感得多，因此他们很容易丧失勇气。由于不安全感的折磨，他们常常都在找寻保护。他们的求救声回应在外表行为中，若他们是孩子，没有办法独自站立一定会缠着妈妈，或者一和妈妈分开便吵闹不停，甚至到了老年，还可以听到他们对母亲的呼唤。
从这种畏怯胆小的外表态度，可以肯定这种人异常谨慎。悲观的人永远在考虑可能的危险，就连睡觉也不安寐，为了保卫自己对抗人生的胁迫，仿佛永远都处于备战状态。尽管他们也很向往人生的欢悦，但他们身上的欢悦却少得可怜，睡眠困扰就是一个人小心翼翼的标志。一个睡不好的人，他发展出来的生活技巧是拙劣的，如果他对人生的结论正确，那他就根本不敢睡觉了；假如人生真如他所相信的那么难堪，那么，睡眠实在是一种很差劲的安排——若对睡觉这种人生自然现象抱着敌视态度，那说明悲观者对人生毫无准备。
若一位老人总是去察看房间锁没有，或者梦中尽是小偷强盗，我们是可以怀疑他有悲观倾向。这种类型实在也可以从睡眠姿势辨认出来：睡觉时倦缩到最小形体，或者把被子蒙盖过头，多半属于这类人。
攻击者的态度特征是行动暴烈。凶暴和残酷的特性通常表现在攻击者身上，他们如果刚好倾向悲观，那么，所有关系、所有环境都会改变，因为他们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合作的能力，他们只能仇视全世界。防卫者，这种类型的人觉得自己备受打击，所以他们经常在防卫。喜欢批评他人，是这种人最常见、最突出的特点，他们甚至有时一眼便看出别人最不重要的缺点。他们批评别人，伤害其他同伴，抬举自己成为人类的审判者，自己却从不沾手任何对人们共同生活有益的事。
攻击者和防卫者也可以通过人格来划分。攻击者的态度特征是行动暴烈。攻击型的人倘若具备勇气，往往会为了证实他们的能力，而把勇气强化成鲁莽，但是从这里却泄露了统御着他们内心的深度不安全感，这种人如果感到焦虑，就尝试使自己强硬，以对抗恐惧，至此，“大丈夫”的角色被他们扮演到了可笑的地步。更有甚者，他们压制所有的温柔、细腻，因为这被他们认为是软弱的象征。
凶暴和残酷的特性通常表现在攻击者身上，他们如果刚好倾向悲观，那么，所有关系、所有环境都会改变，因为他们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合作的能力，他们只能仇视全世界。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知觉，却可能同时达到很高的程度，他们可能使骄傲、自大和自我价值感膨胀。他们自以为是征服者，尽其所能展现着虚荣，但是，他们明显的态度和他们行动的繁冗，不仅破坏了他们与世界的和谐关系，也泄露了他们的全部性格——一个奠基在变幻不定的基础上的结构。他们的攻击态度便是如此发源，且可能延续很久。
不能达成使命对他们本身有追溯既往的影响，他们的发展就此中止，然后转变为另外一种类型——防卫者，这种类型的人觉得自己备受打击，所以他们经常在防卫。他们弥补不安全感的方法，不是沿着攻击的路线，而是借助焦虑、防备、懦弱等方式。我们可以确定，如果不是上述那种类型所持的攻击态度的失败，就不会有第二种类型出现。防卫型的人会很快被不幸的经验吓倒，致使他们从这里推断出他们容易被击退的绝望结论。为了圆满演示他们的失败，有时他们会假装在撤退的路线中做项有益的工作。
喜欢批评他人，是这种人最常见、最突出的特点，他们甚至有时一眼便看出别人最不重要的缺点。他们批评别人，伤害其他同伴，抬举自己成为人类的审判者，自己却从不沾手任何对人们共同生活有益的事。多疑迫使他们带着焦虑、犹疑的态度。所以他们不管面对什么事，都会有顾虑、犹疑，显出一副要逃的样子。如果要我们象征式描绘这种人，可以说：这种人一面遮着眼睛，避免看见危险的事物，一面却又不忘抬手保护自己。
大家都知道，凡不信赖自己的人也永远不会信赖别人，而这种不信赖的态度不免要发展出猜忌和贪欲来。这类怀疑者所经历的独立生活通常表示他们不喜欢为别人准备快乐，或者不喜欢参与别人的快乐，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把别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痛苦。
这类人为了维持他们优越于人的感觉，有时可能借一个有效而不容易摧毁的巧作，在他们这个不计一切代价去维持其优越感的欲望中，他们可能发展出一套微妙的行为模式，而这套行为之微妙，乍看之下，绝不会想到那是源于对人类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