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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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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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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年代，一场场“不流血”的战争每天都在上演。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300年间，几乎每一场世界重大变故背后，都能看到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身影。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他们通过对金钱的角逐，左右着一国的经济命脉，掌握着国家的政治命运。旧时代已渐行渐远，新时代的货币战争又将以怎样的脚本上演呢？
一般来说，如果货币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就会触发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一系列的经济事件也会导致货币危机的发生，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与区别。
针对货币危机频发的形成原因，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种种理论，有三代较为成熟的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提出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此模型也称为国际收支危机模型。该理论认为，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相悖造成的；就其产生机制来说，则是由于投机者的攻击导致外汇储备流失至最底线，所以外汇储备是保持固定汇率的关键，而为了防止危机，政府须实行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危机成因主要是在经济基本面，所以对外融资或限制资本流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一模型可以用来解释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以及阿根廷危机等。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第一代模型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危机中受到了质疑。当时，很多国家经济基本面很好却受到了危机冲击，为了解释这一问题而产生了第二代模型。该模型认为，一国即使经济基本面尚好，但由于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的存在，投机者的贬值预期仍会通过利率机制进行传导并引发危机。
货币危机的对外传导被称为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是指一国突发性的货币危机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导和扩散到其他国家。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传染渠道有两个：由外贸溢出造成的传染和由国际资本市场流通造成的传染。
为了防止二代危机的发生，政府会提高利率来维持平价；但是，这种做法有其内在成本，如政府净债务（赤字）规模的上升、提高利率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的经济波动、不良资产上升，以及高利率带来的经济衰退和失业等；而另一方面，当危机无法控制时，放弃固定汇率也有其成本，如无法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固定汇率的“名义锚”作用将消失，以及政府的政治声誉受损等。故此，要避免危机的发生，政府就必须提高政策的可信度。
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国家国际储备严重不足、国际收支赤字长期存在、汇率与美元挂钩造成币值高估，并且外债结构也不合理，从而引发外国投机者的攻击；而且，政府为大量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隐性担保，道德风险问题日益严重，为危机的到来埋下伏笔。此外，由于资本市场开放，金融自由化程度高，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倾向于将资金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牟取暴利，导致泡沫滋生（即“金融过度”）。针对这场危机，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提出了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他认为，货币的实际贬值、经常账户逆差、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也会引发危机。
除上述三种较为成熟的危机模型外，国外学者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第四代模型”，这一模型目前还处于完善阶段。总的来说，各种模型的目的都是希望能通过分析前次危机来解决当前问题并能解释下一次危机，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是亡羊补牢，对危机的避免无济于事。他们认为，一场世界性的总危机正在酝酿当中，除非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否则，总危机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经济观察家指出，由于美国举债过度，赤字膨胀，近期甚至开动“印钞机”大举救市，令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遭到众多国家的质疑。
从中国、欧盟、俄罗斯等世界各国的改革方案中不难看出，虽然各自提出的诉求内容不尽相同，以中国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主张对现行货币体制施以休克疗法，即以一种全新的货币体制——“超主权国际货币单一体系”来替代原有的以“国家货币充当世界单一货币”的体系，而欧盟等老牌市场国家则趋向于对原有的“以美元充当世界单一货币”的体系进行“补锅匠”式的修补，来对该体系在本次危机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予以完善和修改。但所指目标却出奇地一致：必须改变目前美元独霸，国际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监管的局面。
100美元
作为一个已存在近70年的以美元作为国际单一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金融业蓬勃发展及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运转了几十年后，为何在目前世界性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际，突然被各国政府及金融界专家频频挑出诟病，并被专家评为“已病入膏肓，不改变则无法存活”的境遇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之际，世界各国的经济除美国外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各国都急需发展经济，而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原有的世界贸易流通货币“英镑”，因为英国经济的衰退，已无法再充当其责。此时，凭借在二战中迅速强大起来的经济政治实力，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位置，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前两者人们又习惯称之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协议”产生后，美元取得“准黄金”地位，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贸易结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传统货币的五大功能。按照该协议，其他国家手头的美元可以按照固定的价格兑换成黄金。若美国乱发美元，其他国家就可能将美元从美国兑回黄金，而黄金储备的下降会约束美元的发行。这种情况下，美元是作为黄金的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点是：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
这样一来，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
于是，美元决心摆脱沉重的黄金枷锁。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不再将美元与黄金挂钩，颠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决定标志着作为黄金的美元成为作为纸币的美元，开始了美元作为全球纸币的新时代。此后，美国只需通过自身的货币创造能力，就可实现“美元扩张→增加国际流动性→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循环，开创了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度。美元的发行再也不受价值规律的约束，而只是靠所谓的“美国信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实力和包罗万象的软实力。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纯粹的全球纸币。
但是，世界经济经过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美国经济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实体经济大量外流，国内赤字逐年攀升，贸易逆差不断加大。
面对着逐年攀升的赤字，面对因贸易逆差而产生的美元大量外流，国内货币紧缺的局面，美国开始充分利用美元的国际单一货币体系，其印制与发行不受国际监管的地位，大量印制美元。但是，如果要发行额外的增量的话，又会发生通货膨胀。后来格林斯潘为了解决通胀问题，不印钞票而采取了发行美国债券的方式，把海外的钱不断地吸回来。这就是格林斯潘上台之后完成的整个美元体系的构建，美国国内需要多少钱，就从海外给它吸回来多少钱，这样等于把这样大的一个窟窿弥补回来。通过不断进行的金融创新，创造了很多这种虚拟的货币，用这个东西弥补了缺口。
美国的美元霸权造就了一种“贸易逆差增长方式”，它只需要出售或出口印刷的美元纸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国换取它所需要的几乎各种商品。
最近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本质就在于，作为国际单一货币——美元的母体国美国，为解决其高额的贸易赤字所带来的货币短缺问题，无节制地印制美元，并为抵消其高额的财政赤字，而过度开发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最终导致泡沫破裂而引发的。
世界各国（除了美国，利益攸关所在）在此次危机面前，痛定思痛，为了全球经济金融能长期保持稳定，为了摆脱“美国打个喷嚏，世界得次感冒”，“美国得次感冒，世界停滞十年”的局面，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制，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对“世界货币”的监管权利及力度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一致呼吁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冰岛作家哈德尔·拉克斯内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世间的喧嚣聒噪终将停止，所有荣华富贵都如过眼云烟。当一切都结束后你会发现，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咸鱼。
作家的话不幸言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冰岛开创了“国家破产”的先例。人口只有32万，人均GDP却是世界第四，冰岛这个北欧岛国，2007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然而一夜之间，这个天堂里的国家便坠入了地狱，现在的冰岛人民不得不面对9倍于GDP的银行负债重担。冰岛银行近些年吸纳了大量海内外资金，还购置了大量海外资产，这最终导致债务急速膨胀。冰岛国内生产总值2007年仅为193.7亿美元，但是外债却超过1383亿美元，以冰岛大约32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每名冰岛公民身负37万美元债务。
冰岛总统格里姆松承受不了压力，心脏病突发住院开刀。冰岛总理哈尔德向全体国民发出警报：“同胞们，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危险。在最糟的情况下，冰岛的国民经济将和银行一同卷进漩涡，结果会是国家的破产。”面对金融业传出的寒流，一些冰岛人把目光重新投向了这个国家的古老行业——捕鱼。20世纪30年代，冰岛全国1/4人口从事渔业，而现在渔民数量仅占冰岛人口的3%。与之相对应的是迅速繁荣的金融业。有冰岛的银行职员表示，不排除脱掉西服换上捕鱼服的可能性。咸鱼果然又要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了。
尚未痛定，冰岛，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该国面临如此的窘境？
第一个被揪出的“凶手”是由美国发端的“次贷危机”。现在很多人一提“次贷”便认为那是美国的问题，事实上，冰岛的“次贷”危机更为严重。有资料说，冰岛家庭平均承担的债务达到可支配收入的213%，比美国140%的比例高得多。
第二个被揪出的“凶手”是过度扩张的银行业。冰岛以渔业起家，但出海打鱼毕竟是件苦差事，所以大约10年前，冰岛确立了“快速发展金融业”的方针。现在，金融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居首位，包括冰岛股市的主力也是银行系统。此外，冰岛银行的投资遍布几乎全世界。但金融业曾在2005年给冰岛带来过7%的增长率，这个其他发达国家不敢想象的经济增长率，却也使冰岛在今天深陷破产危机。银行破产，国家便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即如果任凭破产的银行自生自灭，则国民财产将全部化为乌有；可若收归国有，资产巨大的冰岛银行负债总额已经是冰岛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之多，这笔债转给国家，又让国家如何归还？
第三个“凶手”是坐视不管甚至落井下石的昔日盟友。冰岛发生金融危机后，曾经向友好伙伴英国、瑞典等寻求帮助，可答案都是一句简单的“NO”。不但如此，英国还启动反恐法案冻结了一家冰岛银行的资产，导致两国发生外交纠纷。
德国政府也采取措施，暂时冻结冰岛陷入困境的主要银行在这两个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以保护本国储户利益。
英国与德国的政府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加剧了冰岛危机的程度。
冰岛是北约组织成员，但并非欧盟成员国。此前，由于担心欧盟的共同渔业、农业政策将损害自身的利益，以及不认同欧盟的管理方式，冰岛一直未申请加入欧盟。既然不属于欧盟，加之美国金融危机来临之后，欧盟国家也缺钱，才造成欧洲邻国对冰岛袖手旁观、不予援助。
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可以使美国轻松获利于世界所有国家。只要美元的霸权地位不改变，全世界被美国“绑架”的局面便还会持续下去，在没有出现另一种可以保全价值作为储藏功能的货币出现的情况下，即使美元贬值，人们仍会持有美元。
鼓吹全球化、自由贸易使美元在全世界流通，在此背景下具有霸权地位的美元，
不同国家的货币
变成为美国收割机，为它的主人美国赢得全世界财富。
欧元是排在最前面的美元的“候选国际货币”。截至2007年1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加入欧盟，欧盟经历6次扩大，已经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GDP高达12万亿美元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自欧元产生以来，人们对它的美好期望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许多人对它作为国际货币的宏伟蓝图从来不加怀疑。他们常常会问：“既然欧盟在产出和贸易总量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那么，为什么欧元不能和美元一样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呢？”最富有激情的预言者德切克认为：“我们正处于世界货币历史的转折点，欧洲的新货币是‘上升中的明星’，将注定在21世纪发挥主导性作用，就像英镑在19世纪所发挥的作用那样。”
然而，事实却是欧元的成就远远低于这种预期，世界货币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欧元的出现从利益角度讲，分享了美元的好处。从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利益出发，任何类似美元货币的出现都是不可容忍的。
1999年1月4日，欧元正式交易。就在欧元即将要展示出动人风姿的时候，1999年3月24日，美元在欧元的家门口打响了科索沃战争。欧元在科索沃战争开始后立即迅速下滑。欧元对美元的一路下跌，的确动摇了欧洲各国和国际资本持有欧元的信心。随即欧元一路下挫，最低价格欧元对美元1：0.82。聪明的欧洲人在终于明白了美国人的“良苦用心”之后，急切地和平解决了“科索沃”问题。这才稳定住欧洲局势，稳住了欧元。
欧元的出现扭转了美元的一枝独秀，但问题是如果德法两国与中东国家在石油交易中用欧元来结账，将导致羊群效应，其他进口国也随之改用欧元交易，这势必将影响到美国。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贸易赤字严重，不断走高的外债规模以及金融危机的火上浇油，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也不断触底，甚至消失。
在美元持续疲软的同时，欧元的一路走强让欧元区国家有说不出的喜悦。因为，这些国家的GDP无形中被抬高了，老百姓的财富不知不觉地增值了，这就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扩大消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元兑美元汇率的持续走高提升了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增加了欧元区国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其巨大的经济意义在于，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欧元区；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有利于推动更多的欧洲国家加入欧元区，增强了建成“大欧洲”的凝聚力。
然而事实却证明，欧元终究难敌美元作为世界头号储备货币的地位，而同时拥有两个主要储备币种的世界货币体系也是不稳定的，与此同时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应引起关注。欧元升值引起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受到冲击，企业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通货紧缩的风险增大等。欧元区出口定价提高，直接冲击了那些采用欧元支付工资，却以美元标价出售产品的企业，包括航空制造商、高档酒酿造商和芯片制造商。此外，欧元区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通胀压力。
当危机越来越明朗的时候，世界发现：欧盟正是次贷危机制造者瞄准的目标之一。如今这一轮的趋势发展，或许使美元与欧元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角逐愈演愈烈，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欧元的下跌并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新一轮更激烈斗争的开始。
继美国金融巨擘花旗、摩根士丹利受美国次级房贷金融危机影响遭受严重损失之后，日本金融业也难逃次贷危机的梦魇。
数据显示，日本四大银行——三菱UFJ、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和住友信托银行2007~2008财年次贷相关亏损预计达47亿美元，约合其预期利润的近30%。
不过，客观来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暂时受益最大的还是日元。相比之下，日本的金融系统受全球信贷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人们惊讶地发现，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的货币美元却成了庇佑全球资金的避风港，而日元的走势相对于美元更加“道高一尺”。从2008年8月中旬以来，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美元兑110日元强劲上扬至10月下旬的1美元兑90日元，升幅接近20%。在11月份大部分时间里，美元兑日元汇率比较平稳，在95~100范围内波动，但是12月1日日元又一举升破1美元兑95日元，似乎直逼1美元兑90日元而去。
近几年日元套利交易风行全球，成为最赚钱的投资策略之一。套利交易是指借贷低利率的货币投资高利率的货币从中赚取差价的行为。2004年以来，美联储和欧洲、英国等央行逐步提高利率，而日本央行却一直将利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目前日本的基准利率只有0.5%，而美国为5.25%，欧元区和英国分别为4%和5.75%，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是高达6.5%和8.25%。在16种主要货币中，日元的利率是最低的。日元与其他主要货币存在的利率差别为借日元投资其他货币提供了条件，使日元成为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重要源头，同时，大量资金从日元流向其他货币也导致日元汇率走弱。但是近来随着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日元套利交易者为回避风险大量平仓，又导致日元急升。
其实，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日元由于利率很低，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一直被投资者当作对冲工具。当股市上涨的时候，投资者通常都会卖出日元换成美元等货币去投资股票、期货，从而导致日元汇率下跌。而当其他投资市场下跌的时候，投资者又会争先恐后地把其他货币换成日元，促成日元的上涨。随着近期美元的强势上涨，欧元、英镑、澳元等货币兑美元都贬值，惟独日元比美元还要强势，成为最抢眼的货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尽管相比欧元区，日本在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损失要小得多，但毕竟还是受到了影响。日元的过快上涨不仅不利于日本的出口产业，对世界经济也是不利的。因为强势日元将吸引大量国际资金流向日本，导致急需资金的美国可能出现资金紧缺、救市失败的后果。对此，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理。
日元的急速升值让日本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仅是担忧未来美国的施压，不寻常的升值也对本国市场不利。上个世纪70年代初，日元开始了漫长的升值。然而日本经济最后进入了无休止的衰退。1971年主导日元升值的大藏大臣被人暗杀，也成为日元升值的牺牲品。鉴于此历史教训，此次日本政府称，关注日元汇率的过度波动及其对经济和金融稳定性的负面作用；将继续密切监控市场，并在适当的时候合作。
历史上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操作经常碰一鼻子灰。例如，日本央行152天内买入了总共1130亿美元，目的是推动日元兑美元贬值。日本央行启动干预时汇率在1美元兑114日元，结束干预时1996年2月汇率水平达到104。在这次期限较长的干预中，日本央行让日元贬值的目标完成得并不成功，干预结束时日元反而不合时宜地升值了。
需要提醒投资者的是，与欧元、澳元等高息货币不同，作为低息货币的日元，其主要特性是上涨速度很快，下跌速度很慢，投资者持有日元基本上是没有利息收益的，只有快速兑换日元才能弥补自己的损失。因此，在日元刚经历过快速上涨后，投资者一般不要贸然多做日元，否则可能会陷入少则三四个月，多则半年以上的漫漫熊途，届时，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涨回来了。
货币之争永远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其背后总是隐藏着深重的政治阴谋。每次美元的贬值，总会搭上一个“牺牲品”。例如20世经70年代的“牺牲者”是德国马克，8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英镑和日元，它们的坚挺用于“保卫”美元。按照分析家的理论，这次美元贬值，美国志在欧盟，但是欧盟并未落入圈套。接下来，很有可能，美国人会想尽办法让人民币充当这个角色。
以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为代表，一些西方精英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八种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文明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建立在文明秩序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西方文明因其他文明的崛起而将进入一个相对衰落的周期。在主要文明形态中择其要者，一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谋求更大世界霸权；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大中华文明的复兴；三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这三者中，欧美西方文明最为强大；中国较弱；伊朗最弱，但因其地处世界油库的波斯湾，也令人难以小觑。西方的文明会因遏制其他文明的崛起而支付越来越高昂的成本，或者因内部冲突和消耗而衰落。
在上述基本矛盾中，目前以美元和欧元冲突为代表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最主要矛盾；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矛盾是第二位的。虽然美元与欧元金融寡头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是首要矛盾，但在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一直都是西方政治经济金融势力最主要的对手。由此，世界主要构成了以欧元利益集团、美元利益集团、大中华利益集团为主角的世界“新三极演义”的大棋局。俄罗斯、伊朗、沙特、印度、日本等国则身列第二阵营，成为第一阵营合纵的对象。
从战略动机上，美元利益集团会首先想办法将危机转嫁给欧洲，如果不行，也不排除欧美的金融寡头势力联手，对中国发动一次金融打击，摧毁中国这个主要潜在对手，在控制中国的金融系统、瓜分其丰厚的物质财富后，相互间再一决雌雄。
显然，美元资产泡沫转嫁欧洲并没有成功。“冰岛国家破产”事件，美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欧元国家识破了其诡计。如今，美元正试图剪人民币的“羊毛”。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尽管人民币在内外部压力和舆论诱导下加速升值，迄今升值幅度为20%，然而这离能够引发一场资产泡沫破灭的危机仍可能有10%的升值空间。更有利的是，中国善借国内外热钱投机人民币升值和资产泡沫，并已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金融系统状况，这使得中国金融系统在未来可能遭遇的金融大动荡中有着较强的抗打压能力。
有分析家认为，即使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而向中国转嫁了一部分债务（迄今约2500亿美元），对美国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笔钱对拯救一场美元纸币的大火灾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从2007年8月中旬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6月20日，美元分别比欧元、日元、人民币、黄金和石油贬值了约14.1%、7.53%、8.99%、27.2%和49.25%。此前美国金融衍生品总额达到518万亿美元，如果取以上五者的算术平均值21.41%，则美元总量收缩约110万亿美元；若以美元指数下跌9.75%为参照，则其收缩约为50.5万亿美元，即其杀伤力数十倍、上百倍于次贷损失本身，况且美元继续贬值预期仍很强。所以有人说：“即使美国把中国成功地拖进了金融危机，美国也不会有好结果，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一个人为了暂时多喝几杯奶解渴，而把奶牛给杀了；或者为了多贪自己雇工的几个小钱而把劳工给轰走了，那么今后还有谁帮他打工，给他赚钱，以后哪里还有奶喝？”
无论如何，美国千方百计地嫁祸其他币种的企图世人皆知，作为刚刚实现国际化的人民币来说，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免沦为牺牲品。
货币主导权在当今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面对美元霸权只能迎击，不能退让，后退的结局就是自取毁灭。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美国携美元令诸侯，决不手软。英镑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签订后，已经将世界金融第一的位子让给美国，但当英镑稍有动作进入美国的视野后，美元就在1992年借索罗斯之手打垮了英镑，将其逼入绝地。
世界各国为避免被掠夺，只有把美元从霸主位子上拉下来！只有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才能免遭欺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对美元信用的近乎绝望，让区域货币走到了一起。面对寒冬，抱团取暖成为区域弱势货币不得不试的策略。
货币同盟有两种形式：欧元模式——同盟的各成员国实行统一货币，对外统一浮动；美元模式——同盟内同时实行几种货币，但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是固定的完全自由兑换，对外统一浮动。
一个货币同盟建立，由于依托的是更大的经济规模，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所以同盟货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非货币同盟国则会增多持有此区域货币。如此同盟内则驱逐了美元，同盟持有的外币美元也会相应减少。
单独一个货币同盟的力量是难以把美元拉下马的，只有三足鼎立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相互制约制衡的国际货币新秩序。
区域货币合作问题近些年来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要应当归因于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1月1日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们亲眼目睹了诸如泰铢、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韩元等小国货币一个接一个地被国际投机资本“生吞活剥”，其状可谓“触目惊心”；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大陆，12个主权国家最终克服了重重阻碍，建立了凌驾于众国之上的欧洲中央银行，改为流通单一货币欧元。这一正一反的鲜明对比，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区域货币合作问题的兴趣。
非洲国家整体上因为贫穷、落后、开放性差，似乎一直以来都很难引起世人的注意力，但由于一些历史性的原因，非洲各国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却走在了全球的前列。
在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绝大部分国家都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这些国家大都被沦为法国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和集散地，这决定着他们的国民经济必然会与法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多数非洲国家纷纷“光复了河山”，但这种联系在货币金融领域仍旧继续得以延续。
1962年5月12日，西非的塞内加尔、尼日尔、贝宁、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等7个成员共同发起组建了西非货币联盟；同年11月1日，西非货币联盟成立了“西非国家中央银行”作为成员国的共同银行，主要是负责制定共同货币政策、管理外汇储备，统一规定各国商业银行的再贴现总量和准备金率，发行共同的货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而在中部非洲，喀麦隆、乍得、刚果、加蓬和中非共和国等5个成员则发起组建了中非货币联盟。1973年4月1日，中非货币联盟成立了共同的中央银行——中非国家银行，由该银行发行共同的货币“中非金融合作法郎”。与西非货币联盟相比，中非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享有着相对较大的自主权，但在盯住法国法郎的货币发行机制方面，两个联盟的情况却是相同的，并且两种共同货币是等值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致使东南亚诸国从当初陶醉于一片褒扬之声中迅速醒悟过来。在1997年底召开的第一届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余悸未消的领导人们一方面将怒气统统撒向了索罗斯等国际投机家，指责他们“丧尽天良”，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多方努力以及心平气和的对话，寻求治病救国的良方。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们不计此前贸易战、投资战的“前嫌”，针对开展区域金融贸易合作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个别领导人甚至站高望远，提出了东亚地区实现单一货币——“亚元”的构想。
2009年3月，在海口主办的以“增长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国际论坛上，各国再次商讨以“人民币”或者“亚元”作为亚洲通行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