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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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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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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典籍中从来就不乏妙喻，最著名的可能要算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经济总是逃不开繁荣到萧条的周期，历史经验表明，选择合适的投资策略时绝不能无视宏观经济周期的存在。而顺应经济周期做出合理的投资策略选择，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超额投资收益。在经济萧条时，我们更要捕捉市场机会，从而获得更高收益。
“美国的牛市终于崩溃了，股票就像跌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直线下降，许多蓝筹股下跌了25%以上……流动性的短缺正在逐步恶化，股票与商品的价格都在下跌……衰退开始了。而且，问题并不限于美国，日本的股票交易随着一系列违约事件的发生也大幅跳水，在欧洲，也出现了恐慌的迹象……危机已经蔓延到了世界各地……紧张的客户开始撤回资金，这触发了反应链条，很快就波及到其他的银行与信托公司……”
上面这段文字描述的是最近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吗？如果你以为是，那你就错了。事实上，这是发生在整整100年前的1907年经济危机的景象。由此可见，尽管通过100年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技术水平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却并没有使人类在经济波动面前表现出多少伟大的进步——包括在经济步入下降之前的盲目乐观和衰退开始之后又感到如“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恐慌。
海水既然有落潮，也一定会有涨潮。经济亦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或忽略“经济周期”的存在。在经济总体活动中呈现出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就是经济周期。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描述：在繁荣之后，可能会出现恐慌和暴跌，经济扩张因此让位于衰退，国民收入、就业和生产下降，价格和利润下降，工人失业。当经济最终到达最低点以后，复苏阶段开始出现，复苏既可以是缓慢的，也可以是快速的，新的繁荣阶段表现为长期持续旺盛的需求，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增长的国民收入。
任何国家或地区都避免不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准确把握经济运行趋势，拿出合适的经济对策与调控措施，才能有效地防范经济剧烈震荡，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对于微观的企业来说，正确估计市场景气程度，据此来调整业务规模，优化资产与负债的比例，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当经济开始步入衰退和萧条期时，人们面临的不仅是资金缩水、薪酬降低的问题，而且还有失业的威胁。不过，收缩的市场环境总会导致一些企业因为投资失误、亏损等原因而倒闭，由此也会引发一些劳动者失业。一旦企业破产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失业就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经济发展一片繁荣的时候，人们往往过于乐观而做出“烈火烹油”的事情———进一步扩大生产、过度消费、参与高风险投资等，实际上这些举动往往带来了过度的产能扩张及非理性的资产泡沫，反而酿就了由盛转衰的动因。而在泡沫破裂、经济开始下行时，由于产业之间的相互波及，企业家普遍对前景感觉悲观，由此收缩投资，银行也开始借贷，居民减少消费，悲观情绪的相互传染进一步加剧了萧条。实际上，有经验的投资人士会发现，往往在最悲观的时候，转机已经开始出现。社会心理的过度反应，在投资过程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经济下行时，人们普遍存在着悲观情绪。但事实上，经济复苏总会来临。因为，在萧条持续一段时期以后，由于工资削减、原料价格下跌、利息率下降和生产方式改进等原因，投资的成本降低，积极因素会诱使新的投资出现，从而形成了促使萧条走向复苏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体经历三起二落一分裂的经济周期。
第一次起是1987年到1989年上半年，这次经济过热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首次过热。当通货膨胀呼啸而来时，绝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经历，惊慌之下，掀起了抢购风潮。决策层天真地以为，通货膨胀是计划体制下的问题，市场经济中能够自动实现均衡价格体系，下决心放开价格，大胆“闯关”。结果，闯出了一场政治风波。风波平息后，经济陷入萧条，引发了生产能力过剩、库存积压、商品滞销、企业间相互三角债等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迎来第二个繁荣期，但为时很短，通胀率窜升到20%以上，钢材价格翻了一番，朱镕基主持紧急刹车，经济软着陆。为了释放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缓解危机，这一年将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调低，从15.5下调至18.7，使出口得到迅猛增长。这一年是中国从贸易逆差转为顺差的转折年。尽管如此，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放慢了，这是第二个萧条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需萎缩，雪上加霜，国内外一片惊慌。但是，中央政府三管齐下，拉动内需，扩大出口：第一，实行赤字财政，迅速扩大公共工程建设，一大批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项目上马；第二，停止货币化分房，启动房地产市场，银行一边贷款给开发商建设楼盘，一边给消费者贷款买房，启动了一个持续至今的房地产牛市；第三，不惜代价加入WTO，进一步扩大出口，引进外资。
这样，从1998年起，中国经济进入第三个繁荣期。2003年至2004年间，中国经济的周期呈现奇怪的分裂现象。一方面是房地产及相关产业过热，价格狂涨，各种调控措施失效；另一方面是其他产业价格战此起彼伏，产能严重过剩，处于萧条的寒风中。2005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就在分裂和争论中前行：提高利率，给房地产降温，怕带动整体经济萧条；降低利率，吸收其他行业的产能，又怕房地产业更加发烧。同时，靠外需拉动的时代已经遇到障碍，中国商品成为各种反倾销调查和非关税壁垒的打击重点。
经济永远都在成长、衰退和危机之间循环往复，让我们常常从乐观的高峰跌落到失望深渊，又在某种契机下东山再起。市场经济变化多端，惟一不变的就是其变化的周期性。在大海风平浪静时，任何人都可以掌舵。问题是，我们都无法逃离经济的狂风骤雨。在兴风作浪的经济周期面前，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显得微不足道。
从1825年英国爆发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后，现代经济的周期循环便宣告开始。1857年的经济危机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
这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而不是英国开始的危机。由于英国对美国铁路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故美国铁路投机的破产对英国也造成了很大的震动。1847年经济危机结束后，从1850年开始的周期性高涨的最重要特点是世界贸易的急剧扩大，19世纪50年代世界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额比前20年提高了2倍。
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
随着19世纪初铁路的发明，世界经济历史被彻底改写，我们有理由说：正是铁路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与此同时，伴随着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淘金热在美国出现，为了把黄金从美国西北迅速运往东部，美国铁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835年美国只有1600公里的铁路线在运营，到1840年这一数字也只达到5000公里，而到了1850年，美国铁路已长达16000公里，南北战争爆发时，已经有近50000公里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在美国大陆上。
在同一时期，人类历史的重大发明之一——电报，也随之出现在。电报的出现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市场的大小永远取决于通讯所能够覆盖的范围，电报在前工业经济时代和铁路一起，将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或许是历史的偶然，这两项发明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并被应用。到1856年，总长37000公里的电报线将美国主要的大城市连接起来。一个帝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偶然因素，电报发明于19世纪50年代，确保了纽约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也确保了华尔街这个金融帝国的崛起。假如电报早30年被发明的话，那么美国的金融中心将很有可能是费城而不是纽约了，而华尔街也就不会为今天的人们所熟悉。世界金融史也许将被改写。
铁路、电报和黄金，新技术与资源的偶然高效结合，促使了美国经济空前的发展。正是因为人们对黄金这种天然货币的贪婪，才促使了铁路业在美国的迅猛发展，这个把人类带入现代工业社会的产业在美国的发展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世界霸主大不列颠帝国。1848年至1858年，美国建成的铁路约达33000公里，超过了其他国家所建铁路的总和。这一切再一次向人们展现出了贪婪的力量，假设黄金没有在美国被发现，那么铁路在美国的发展速度很可能不会那么的迅速。
金钱总是有着聚集的趋势，股票、债券、黄金很快就集中到了那些金融活动盛行的地方。这个时代的世界金融中心是伦敦，而纽约则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铁路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维系，在华尔街这个金融天才层出不穷的地方，很快就发明了更多的融资方式为修建铁路筹集资金。铁路证券很快就成为华尔街的主要品种，到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铁路股票和债券相当于美国证券的1/3。在对利益的追逐下，英国也开始把大量资金投入美国的铁路行业，在独立战争之后又一次拉近了英国与美国的距离。
随着金矿的开采和铁路的蓬勃发展，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急剧扩大。大量运出的黄金引起了大量商品的回流，美国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进了世界市场之中。加之为了躲避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大量资本流入英国和美国，从而进一步加速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带动其他国家经济随之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贸易额迅速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起，年平均增长速度比以前的20年提高了近2倍。经济的迅速增长还促使交易所和信用领域过度膨胀，从而进一步为经济危机的到来创造了条件，最终酿成了一次世界经济危机。
“除了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美国《纽约先驱报》在1857年对华尔街的贪婪发出警报，随后，一场前无古人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随之到来，给人们的贪婪以猛烈回击！
1857年8月7日，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股票价格率先开始下跌，随之美国的另外几家铁路股票也开始下跌。很快，密歇根中央铁路被美国政府接管。货币金融危机随之而起，在纽约的63家银行中，竟有62家停止支付。生产领域很快就受到了冲击，1857年，美国破产的企业多达5000多家，损失的资本总额约3亿美元。由于英国对美国铁路业的巨额投资和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大量银行和企业经不住危机的冲击而纷纷破产，损失超过了8000万英镑。企业倒闭和生产下降，使英国全失业和半失业的工人数量激增。经济危机也蔓延到了德国、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北欧国家。由于经济大国普遍发生经济危机，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大幅度减少，价格猛跌。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一向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经济危机引起的贸易削减、价格下跌，使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1857年经济危机最后靠强有力的手段解决，美国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战争”。其后，奴隶制的消灭、宅地法的实施、重工业的发展，为美国加速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美国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大萧条时代，是一段令人无法忘怀的历史，这是一次想起来就会感到战栗的记忆，这是一个随时会变成噩梦，并让人从睡梦中惊醒的时代。”
1929年经济危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期，道琼斯指数跌去90%，全球逾5000万人失业，生产倒退20~30年，工业生产下降37.2%，美国10万多家企业破产、6000家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30%，物价暴跌33%，国际贸易缩减40%。全国经济整整萧条了12年，历经两届美国总统才把国家从萧条与倒退中拯救出来。
20世纪2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兴起投机狂潮。“谁想发财，就买股票。”成为一句口头禅，人们像着了魔似地买股票，梦想着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有人估算，20世纪20年代的这些市场交易，其中90%与其说是长期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冒险。疯狂的股票投机终于引发了一场经济大灾难。
1929年10月中旬，美国前总统胡佛向无限乐观的美国人民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
言犹在耳，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雪崩似的跌落，人们歇斯底里地喊叫着甩卖股票，整个交易所大厅里回荡着绝望的叫喊声。这一天成为可怕的“黑色星期四”，并触发了美国经济危机。然而，这仅仅只是灾难的开始。29日，交易所股价再度狂跌。一天之内1600多万股票被抛售，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下跌了近40%。这一天，纽约股票市场崩溃，经济大危机由此开始。
在接下来的3年里，美国股票市场缩水89%，在1932年7月到达历史低谷后，直到1954年才回到了1929年的最高水平。当时，绝望的储户们狂敲银行的大门是常见的街景。
在这次大灾难中，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即便如费雪这样的大经济学家也不能幸免：在数天中，损失数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在贫困潦倒中与世长辞。
如果说1929年的金融风暴是场高烧的话，接下来的大萧条则是场严重的慢性病。华尔街的坍塌不过是场富人的劫难。但大萧条就不同了。后来的学者估计，大萧条的10年，美国一半的劳动力被闲置，共损失了1亿零40万个劳动年（person-year of labor）。经济生产总值的损失，如果以20年的雇用水平计算，按当时的美元价值达到了3600亿，足可以盖3500万所住宅、造将近1亿8000万辆车，建70多万所学校！与此同时，大约1300万人失业。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家里惟一的工作人口，这也就意味着千万个家庭失去了收入。乃至罗斯福在1937年还说：“1/3的国民长年衣不蔽体、居无所安、营养不良。”一句话，饥寒交迫，已经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日常现象。
在这场灾难中，不同的美国人也是各有各的不幸。而受打击最严重、也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却是美国的农民。美国农场的总收入从1929年的60亿美元急跌到1932年的20亿美元。密西西比这个农业州的年人均收入，在1929年为239美元，到了1933年则跌到了117美元！
在城市人口中，妇女往往是最先失去工作的。不过，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受打击最大的还是男人。当时的美国，一般的家庭都是丈夫出去工作，妇女呆在家里。大部分女工，也不过是婚前出去工作，结婚生子后的妇女只有1/10在外面工作。所以，大萧条刚开始时，工厂解雇员工首先的目标是那些拿“第二份工资”的妇女。可是，毕竟人数很少，而且根据当时的社会观念，工作上也有颇为严格的性别分工。男人从事的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失业比例最高。这便改变了家庭内的权力分配。本来，男人是一家之主、是让全家吃饱穿暖的人，妻子对他小心，孩子对他敬畏。如今，做父亲的无法养家，就不再是一家之主了。妇女接管了家庭财政。即使是政府的救济，也是发给家里的女主人。
那些曾经牛气冲天的大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从262美元缩水至21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从92美元，缩水至7美元……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立即以“新政”救治经济危机，并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他的“大胆实验”。作为总统，他召开了近千次记者招待会，并设立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利用刚刚普及的收音机对选民说：“我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们最近几天我们都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老百姓觉得总统定期会到自己的家里来和自己聊天、汇报工作。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们觉得总统是自己的总统，站在自己这一边。
“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整顿金融业，恢复银行信用，贬值美元，刺激出口；恢复工业，强化国家对工业生产的调节和控制，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生产过剩；调整农业，压缩农业产量，稳定农产品价格，维护农业生产；兴办公共工程，减少失业，扩大消费需求；进行社会救济稳定社会秩序。
从1933到1935年是“新政”初期。罗斯福对应付危机并无把握。他告诉助手们要反复试验，一招不灵再试一招，关键是要让人民知道政府有所行动。在他就职演说后的第二天（1933年3月5日），就宣布关闭银行4天。为了减少恐慌，他把这4天称为“银行节日”。3月9日，他推动国会通过银行紧急法案，使健康的银行重新开门营业，并接受联邦政府的支持，不良银行则交联邦政府整顿。3月12日，他在“炉边谈话”中向老百姓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结果，当第二天银行开门时，不仅疯狂挤兑的现象没有出现，存款量反而超出了提款量。随后，他对最高到2500美元的银行存款提供联邦担保，并于次年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以规范股市，逐渐稳定了金融市场。
不过，他重振经济的计划并无明显效果。最有意义的改革，还是在1935~1936年的第二次“新政”中出台。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1935年被国会通过的“社会安全法案”。该法案对退休的和突然失业的人提供了基本的保护，不仅使人有了基本的安全感，也保证了经济危机时期的消费能力。这一法案的通过，象征着美国政治价值的根本性转变：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取代了自由放任时代自助、个人责任的原则。这一政治价值，也随着罗斯福以绝对压倒优势获得连任而被美国人民所肯定。
从1933年到1938年，虽然“新政”持续了5年，却仍没有使美国走出大萧条。真正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充分消化了美国过剩的生产力，长期两位数的失业率一下子变成了零，乃至呆在家里的妇女也被鼓励出来工作。二战结束后，美国产品随着马歇尔计划如洪水般地席卷了世界，整个西方世界变成了美国庞大的市场。危机至此烟消云散。
1973年10月16日，震惊世界的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猛然上涨了2倍多，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3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英美石油巨头和金融投机者在政府支持下精心策划的结果。至于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世界能源流通，并借机牟取因石油溢价而产生的巨额利润。
理查德·尼克松任职第一年（1969）的岁末，美国经济再度出现衰退迹象。为扭转低迷的经济形势，华盛顿不得不大幅降低利率。结果，为寻求更高的短期收益，投资者纷纷把资金转往欧洲和其他地方，总额达到了200亿美元。到1971年5月，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月度贸易逆差，并触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局势到了濒临绝望的程度。
当年8月15日，尼克松采纳了智囊团的建议，这个智囊团包括总统首席预算顾问乔治·舒尔茨和当时的财政部政策小组成员杰克·贝内特（后来担任埃克森石油公司的董事）。于是，一件影响波及全世界的大事便发生在那个平静且充满阳光的夏日里——美国正式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此举等于单方面撕毁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协定，意味着国外的美元持有者从此再也不能用美元去兑换美国的黄金储备。华尔街大亨们的逻辑是：哪怕牺牲经济发展或国家繁荣，他们在金融领域的权力也绝对不容他人染指。
尼克松战略的真正制定者来自极具人脉的伦敦金融财团。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制的拆解当中，西格蒙德·沃尔伯格、埃蒙·德·罗斯柴尔德、乔斯林·汉布罗等人抓住了这个极其难得的机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拉斯维加斯式”投机狂欢。1973年2月12日，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宣布将美元贬值10%，美元兑换联邦储备黄金的比价变为42：1。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点燃了“赎罪日战争”的烽火。与一般大众的印象相反，这场战争并非阿拉伯国家一时误算的结果。相反，围绕它的开战，华盛顿和伦敦秘密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并动用了由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建立的强大秘密外交渠道：通过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住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同时，他还开辟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沟通渠道——做法十分简单，就是在关键问题上向对方误传消息，确保战争和接下来的石油禁运按计划展开。
据称，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包括截获的阿拉伯官员之间关于确认已经开始战争集结的通信，都被外号“情报沙皇”的基辛格压了下来。那场战争及其后果，乃至基辛格后来的“穿梭外交”，实际上都是根据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纲领安排的。结果，阿拉伯产油国成了千夫所指的替罪羊，而应该负责的英美利益集团却藏身幕后平安无事。
1973年10月6日爆发战争当天，叙利亚首先切断了一条输油管，黎巴嫩也关闭了输送石油的南部重要港口西顿。10月7月，伊拉克宣布将伊拉克石油公司所属巴士拉石油公司中美国埃克森和莫比尔两家联合拥有的股份收归国有。接着，阿拉伯各产油国在短短几天内连续采取了三个重要步骤：
10月16日，海湾地区的科威特、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5个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决定，将海湾地区的原油市场价格提高17%。
10月17日，阿尔及利亚等10国参加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级会议宣布，立即减少石油产量，决定以9月份各成员国的产量为基础，每月递减5%；对于美国等支持以色列侵略的国家的石油供应，逐月减少5%。
10月18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阿布扎比酋长国决定完全停止向美国输出石油。接着利比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巴林等阿拉伯主要石油生产国也都先后宣布中断向美国出口石油。
1973年10月，美国国内的原油库存开始处于令人担心的低水平线上，阿拉伯的原油禁运引发了美国公众购买汽油的恐慌，各界纷纷呼吁实行配给制度，汽车排长队加油成为街头巷尾的常见现象。在金融界的压力下，美国各州政府被迫大幅削减了公路、桥梁、医院和学校的投资计划以用来偿还银行债务，这使数以万计的工人下岗，美国最繁华的城市群也开始变得支离破碎。
在欧洲大陆，油价上涨的冲击同样带来了自30年代“大萧条”后最可怕的景象。尽管德国政府制定了周末禁止开车上路的紧急规定，但随着该国进口石油花费增至骇人听闻的170亿马克，仍有将近50万人因此失业。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了令人恐惧的8%，运输业和农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钢铁、造船和化工等关键性工业部门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对世界上欠发达国家来说，能源价格一夜之间上涨4倍的影响显得更为严重——它们大多没有多少国内石油资源，不仅支付不起飞涨的能源价格，从石油中提炼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说了。以印度的情况为例，1974年，该国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但要支付的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这个数字的2倍，达到12.41亿美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前一年增加了整整4倍，与油价的涨幅恰好相当。
表面上看，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斗争，突破了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对国际石油产销的控制，沉重打击了美国在世界石油领域的霸权地位，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威胁。实际上，这样的结果正是策划者的初衷。就在基辛格等人精心谋划的石油危机给世界工业增长造成毁灭性打击时，它却给少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首当其冲的就是绰号“七巨头”的英美跨国石油公司同盟。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已超过通用汽车而成为全美营业收入最多的企业，而它的姐妹公司——美孚、德士古、雪佛龙之流的情况也差不多。
至于欧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所谓的“再循环石油美元”，则绝大部分被存入了伦敦和纽约的各大银行，后者不光处理货币业务，同时也参与国际石油交易。就这样，大通曼哈顿、花旗、汉华实业、巴克莱、劳埃德、米德兰等这些金融界怪兽，无一例外地在这场经济风暴中赚了个盆丰钵满。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经济体开始陷入泡沫经济危机的泥滩，难以自拔。此次危机以1991年初，四大证券公司舞弊丑闻被曝光为爆发点，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从泡沫景气转为衰退和萧条。
80年代末的日本，街头巷尾充斥着“炼金术”之类的大众读物，“理财技巧”成为全民流行语，一半以上的日本人都持有股票。1989年，泡沫经济的最高峰，日本沉浸在一个“地价不倒”的神话中。“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美国，然后再把美国土地出租给美国人住。”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这样的言论经常可以看到，并且被大部分日本人接受并引以为豪。
经济危机使人感到无所适从
据日本国土厅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8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日本地价开始疯狂飙升。自1985年起，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价格竟上升了30.7%，商业用地则跳升了46.8%。1990年，六大城市中心的地价指数比1985年上涨了约90%。在东京都市圈，从1986年开始，出现了几乎是垂直式的地价上涨，高峰期1990年的地价大约是1983年的2.5倍。
随着地价的暴涨，城市住宅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一般来说，劳动者仅靠工资收入所能购入住宅的价格限度应是年收入的5倍左右。在1990年，东京都市圈的住宅价格与年收入之比已经超过了10倍，在核心地区更是达到了近20倍的水平。即使在大阪都市圈，这个比值也超过了7倍。
除了地价，股市正创造着另一个“不败”的神话。日本证券公司的老板骑着火箭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1989年末最后一天更是创下接近4万日元的历史最高。当时，日本股市的市盈率高达80倍（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的市盈率为25~30倍），但人们并没有预计到危机。
格林斯潘说：“不到泡沫破裂，人们便无法断定它是不是泡沫。”1990年市场交易的第一天为转折点，日经股价落入了地狱。自那时候开始，日本股票市场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熊市之中。
紧接着是地产。1991年，巨大的地产泡沫自东京开始破裂，迅速蔓延至日本全境。土地和房屋根本卖不出去，陆续竣工的楼房没有住户，空房到处都是。房地产价格狂跌，当年，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就下降了15%~20%。据2005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发表的地价统计数据，日本全国的平均地价连续14年呈下跌趋势。与1991年相比，住宅地价已经下跌了46%，基本回到了地产泡沫产生前1985年的水平；商业用地下跌了约70%，为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
当日本政府意识到泡沫的严重性时，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挤泡沫手法。首先提高银行利率，进行宏观调控。
其次是从财政政策上入手。1990年3月，大藏省在政府税制调查会中设置了土地税制小委员会，探讨对土地税制的强化问题。10月，确定了以设立地价税为支柱的土地税制的改革方向，并制定了《土地基本法》，次年4月开始征收地价税。1990年12月，土地政策审议会决定拉低地价，正式开始挤压泡沫。
从1991年开始，资产负债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倒闭企业每年都达1万家以上。与此同时，倒闭企业的负债规模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这次经济危机的冲击下，1994年12月，东京协和、安全两家信用社相继倒闭，到1997年金融机构倒闭达到了高峰，就连山一证券和北海道拓殖银行也难逃破产的噩运。这样，日本金融机构不会倒闭的神话破灭了，不良债权增加了、信用等级评估下降了、企业的生存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受到严重影响。
20世纪90年代破灭的日本房地产泡沫是历史上影响时间最长的一次。受此影响，日本经济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衰退期，陷入了长达15年的萧条和低迷。即使到现在，日本经济也未能彻底走出阴影。无怪乎人们常称这次房地产泡沫是“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把20世纪90年代视为日本“失去的十年”。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财政部长塞拉在与工商界和劳工组织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后，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浮动范围将扩大到15%。这意味着比索将被贬值。尽管财政部长塞拉表示，比索汇率浮动幅度的这一变动是为了使货币当局在管理比索的币值时拥有更多的灵活性，但是这一不大的贬值幅度还是使人们纷纷开始抢购美元，因为他们深信，这意味着盯住汇率制难以为继。墨西哥中央银行进行了有力的干预，但在“羊群行为”的刺激下，外国金融投机者和本国投资者依然担心1982年的债务危机会重演。仅在短短的2天时间内，墨西哥就损失了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剩下30亿美元。
12月22日，就在宣布贬值2天后，墨西哥政府被迫允许比索自由浮动。这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因为自由浮动后比索又贬值了15%，更多的外资纷纷逃离墨西哥。与此同时，股市也大幅度下跌。一场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终于成为现实。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比索贬值，无怪乎国外学术界亦将此称作“比索危机”。但实质上引发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是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在各种不良因素的作用下发生质的变化而并非墨西哥政府所说的“运气不好”。
概而言之，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用短期外资弥补经常项目赤字。如果说外汇储备的减少、比索的贬值与金融危机的爆发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而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用投机性强、流动性大的短期外国资本弥补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则是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2）以“汇率锚”为核心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却高估了比索的币值，因为即便是比索的贬值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也不足以抵销墨西哥通货膨胀率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差距，从而打击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据估计，在1991~1993年期间，比索累计高估了26%。
（3）在实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没有加强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例如，在实施银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政府关注的是如何以高价卖出国有银行，对投标者的管理能力和其他因素则较少考虑。因此，有些投资者虽然过去从未涉足金融业，但为了获得一家国有银行的购买权，不惜一切代价地以高价投标。中标后，该银行的新主人却常常为了尽快收取回报而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活动，或因缺乏必要的经验而无法发展业务。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损害了整个国家金融部门的稳健度。
（4）1994年墨西哥政局发生的动荡，使外国投资者对这个国家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了疑问。因此，政府宣布比索贬值后，投资者立即将资本撤出。1994年1月1日，恰帕斯州爆发了农民起义；3月23日，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在北部城市蒂华纳进行竞选时遇刺身亡。他是墨西哥几十年来第一位被谋杀的总统候选人。因此，这一事件不仅使墨西哥大选形势蒙上了阴影，而且还使投资者对这个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产生了疑虑。 金融危机使墨西哥受害匪浅。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危机使墨西哥损失了45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1995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9%，是自墨西哥革命爆发以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通货膨胀率超过50%，而实际工资则降低了20%。消费者无法偿还住房贷款和其他贷款，大量企业倒闭。与危机前相比，失业人口增加了200万。仅在1995年1月和2月，倒闭的企业就接近2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3%，25万人因此而失业。
1995年1月31日，克林顿总统利用其行政命令，前所未有地从美国汇率稳定基金中动用了一大笔资金。这笔资金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的援助，共计530亿美元。这一援助有效地稳定了墨西哥的金融形势。从1995年第四季度开始，墨西哥经济开始逐步走出危机。
墨西哥货币危机具有很多有价值的启示。墨西哥新比索与美元的汇价主要是由外国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来支撑比索。一旦外资流入速度减缓，或者在外资不能被利用来提高国内生产率以促进出口，并且实际汇率持续过高又损害了出口商品竞争力，从而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大量赤字的情况下，引发外资大规模恐慌性撤逃时，汇价的大幅度剧烈调整就在所难免，最终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自由浮动，但仍然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从上述墨西哥政府利用外资的政策中可以看到，墨政府对于爆发这样的货币危机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防范。大量的外资用来资助消费，在涌入的外资中又有相当部分是组合性证券投资，并且与主要相关的各国中央银行之间也无任何实质性的合作措施，以便于应付流动性资金流向的问题。无怪乎一旦危机爆发，只能望洋兴叹，不堪一击。
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其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等少数国家。与富裕的邻国进行自由贸易，给墨西哥带来了空前的贸易危机，从而使其外汇储备枯竭。自由贸易的结果是，美国低技术产业进入墨西哥廉价劳动力市场，墨西哥的出口产品仍然是过去那些为替代进口而生产的产品，对该国的产业升级毫无帮助。反思墨西哥的教训，若发展中国家按西方发达国家的苛刻要求加入世贸组织，将会产生何种后果可想而知。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新兴市场”成为国际资金青睐的目标，外资也一度成为墨西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外国投资者的目的是牟取利益。大量美资涌入墨西哥后，随着1994年美国6次加息，以美元计价的资金成本大幅上升，墨西哥的外债负担也骤然增加。另据有关资料显示，1993年墨西哥接收的3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中，约80%投资在有价证券方面，直接投资仅占20%。资金投向的不平衡更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一旦出现利率和汇率风险，外资大量流失，经济就会崩溃，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问题上应以稳妥为原则，要注重产业结构的平衡发展，要利用外资而不要被外资所利用。
金融安全，不只是维系着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强盛。离开了强有力的金融体系的支撑，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汤的产业帝国，也不过是一片暗流涌动的沙丘。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亚洲金融危机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却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再次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达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如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
1997年，对东南亚各国来说是最不堪回首的一年。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偏居世界一隅的他们，虽然，这种关注有点苦不堪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给搞垮了。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就是乔治·索罗斯，以他所在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者从5月开始对泰铢发动了攻击，并推倒了这个多米诺骨牌。”
越南经济在外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于2008年突然爆发了经济危机。2007年以前的越南经济被世界看好，越南被称为仅次于中国与印度的发展很好的发展中国家，且要赶印超中。 越南自1986年实行全面“革新开放”以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1990~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06年，越南股市跻身全球最火爆的市场，越南股市总市值在2005到2007年这两年的时间从10亿美元迅速膨胀至200亿美元；指数从120点大涨至1200多点；越南股市的市盈率高达73倍，是世界增长最高的股市。2007年，越南社会生产总值（GDP）约达713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35美元，国家收入约达287.9万亿盾（约合179亿美元），全年财政支出约为368万亿盾（约合229亿美元）。2007年，越南经济增长率在8.5%左右。繁荣发展的背后，隐藏着的种种矛盾和危险，在2008年突然爆发。
2007到2008年国际能源、建材和化肥价格不断上涨，世界粮食价格也上涨较快，这些世界级的难题是越南经济危机爆发的国际因素。越南每年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的能源、建材等原材料，一旦此类产品价格上涨较快，输入性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国内就会面临极大的价格上升的压力；世界粮食价格的上升，越南作为大米出口国，2007年还出口大米450万吨，但通胀却使老百姓疯狂抢购大米，再加上不法商人乘机囤积牟利，致使越南国内米价飞涨。国际国内的原因使越南发生严重的通胀。
越南多年来持续出现进出口贸易逆差，2004~2006年的逆差分别为55亿美元、47亿美元和51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越南逆差105亿美元。由于进口成本的飙升，贸易逆差增长很快。与此同时，越南政府的财政多年来也出现了持续的赤字，2004~2006年，赤字分别为39.17万亿越南盾、51.77万亿越南盾和48.5万亿越南盾。多年积累的高财政赤字加上进口产品国际价格的上升，成为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政府为了维持其出口竞争力而人为使越南盾贬值，导致越南央行大量在市场上买入美元，造成了越南盾的泛滥，通胀难以遏制。
越南在2006年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银行业和资本市场都向境外开放。事实上，为了弥补国际收支差额，越南一直靠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来吸引外资。在经济基础尚显薄弱、政府金融监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更增加了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另外，越南虽然一直谋求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在参与区域金融一体化方面却有所滞后。同时，缺乏外部金融合作是越南与其他亚洲国家很不同的地方，这就使越南失去了维持市场信心的“安全网”，应对短期货币冲击的能力大为下降。
随着资本项目外资直接投资的放开，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宽到49%，外资开始大量涌入，截至2006年底，外国累计在越投资协议金额600亿美元。外资的大量进入，对越南通货膨胀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直接推高了越南的资产价格，并且形成泡沫。例如，从2005到2007年，越南胡志明市的房屋价格从每平方米200多美元上涨到600多美元。胡志明市滨城市场，最高商铺曾卖到17万美元/平方米，资产价格迅速增加对实际价格有很强的拉升作用。越南相应的金融体系并不健全，外汇储备偏少。2007年，越南外汇储备只有150亿美元，而国家外债却有305亿美元。越南多年来实行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形成部分呆坏账。
当越南经济出现问题，外资大规模撤出，更加严重的后果出现了。越南股市股指从1200点附近跌到2008年6月4日的395.66点，同时，越南胡志明市等地房价也出现了大幅下跌，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危机被扩大化了。
如此迅速地从成功巅峰跌入悲剧谷底，主要在于越南政府犯了“一犬搏二兔”的理想主义错误：既希望大量引进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又想肥水不流外人田，竭力扶植国营企业“做大做强”，结果导致金融信贷政策过于宽松，摊子铺得太大，经济过热难以遏制。
应该说，越南官方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控制危机。但一方面，官方和既得利益者不想放弃“改革成果”，前跋后虑，犹豫不决；另一方面，一些措施显得迂阔无当，甚至适得其反。比如越南央行宣布将越南盾对美元汇率浮动值放大到2%，此举造成民间和股市的恐慌，不但令股市大跌，还促使老百姓大量抛售越南盾，抢购美元和黄金，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和越南盾的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