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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纪日法起于何时？何地？这历来是个众说纷纭的议题。有的说，它起源于古罗马，后来才渐次传入中国的。有的说，七日纪日法与《圣经》有关，那上面不是明明写着七日为一礼“拜吗”？有的说，中国正式定七日为一“星期”一直要到清末民初，之前一直是十进位的。是这样吗？看来，对“星期”一词的发明权的所属问题，是大可讨论一番的。
“星期”一词的字面解释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它指的是“星”的运行“周期”。我们的先民要干的事很多，但总括起来也就不外乎两件事：一是在地上无休无止的劳作，与大地打交道，还与人打交道；二是与老天爷打交道，而老天爷又具体化为每个人头顶上的那片苍穹。太史公司马迁说过，“自初生民以来”，人们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一面是观察，一面又是思考，力求“绍而明之”——也就是把其中的道理搞明白。
也许，对初民来说，初始的“仰则观象于天”是随意的，无所用心的。一到晚上，初民们少有娱乐活动，于是一大“功课”就是仰观于天。看月亮，看星星，看个没完没了。起先是不会有什么心得的，后来观察久了，就心领神会了。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天上与地上是一体的。地上有官，有民，那天上也该有官，有民的吧！于是，从中国的远古时代起，就有了“天官”之说，司马迁根据远古的传说和一部分史料，写下了《天官书》一卷。“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日天官。”（《史记索隐》）
我们的古人分出了官与民以后，又想：地上的官有大有小，天上的官也应该是有大有小的吧。当时“仰观”的能力不强，只能挑大的。挑来挑去，最后挑中了“动者七”，也就是用七个大星作为示吉凶、计时日的工具。张衡说得明白：“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君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将七星来“象事”，这本身就说明“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七日纪日法起于罗马。张文彬在《寻根探源》一书中说：“一星期七天的记日法来自罗马，它是根据月相变化而定的。从朔日到上弦、望、下弦，正好是七天。……公元四世纪，七天纪日法传入我国。”这话显然是不正确的。从观念上讲，西方有七日纪日法，不等于说全世界的七日纪日法都得归源于西方。其实，罗马的七日纪日的依据是“月相”，而我国的七日纪日的依据是“动者有七”，就是按七星之运动规律定下的，按理说，我们的七日纪日更精确、更科学些。说到公元四世纪传入中国更是说不过去的。张衡是汉人，他早就说过以“动者有七”以“象事”，说明以七日纪日是古已有之的，而况张衡所说不仅是当时的情况，而是指他那个时代的“古代”。可见，“星期”不是“泊来品”几乎是肯定的。
至于西方的“礼拜”，更是与中国的“星期”风马牛不相及的。《旧约》的“创世记”中说，神第一天将白天与黑夜分开，第二天创造了水、空气，第三天创造了大地、万物和大海，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群星，第五天创造了飞鸟、走兽，以及水中的生物，第六天创造了人，“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到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歇了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七天纪日是建筑在神学的基础上的，与中国的“星期”只是形似而已。
有人以为，中国的七天纪日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是停在观念形态上，与实际生活没多少联系。不是的。可以说，七天纪日是融入了我们民族的生活之中的。阴阳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它又与以七计数紧紧地揉合在一起的。《易·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这不正是七天纪日的明证吗？中国民俗中的“做七”，就其传统来说，也是很古老的。《魏书》中就有人死后每隔七天祭奠一次的记载，而这一做法是传之于远古的。
当然，“星期”的制度化规范化那是近世的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成立“学部”，袁嘉谷筹建编译图书局，任首任局长，局下设编书课、译书课，统一编写全国各种教材，并统一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把七日一周定为中国传统的“星期”，以“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六”依次，周而复始。
“星期”的提法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又与国际的“七日一周”制相接轨，因此，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